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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读绎·礼之大体:读《论语·八佾》


    文/黄朴民
    《论语·八佾》的中心命题是“礼”。孔子及其弟子就“礼”的重要性、“礼”的本质属性、“礼”的基本内涵、“礼”的体现形式、“礼”的历史文化渊源、“礼”与“仁”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扼要、深刻的阐说,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与尖锐的抨击,希望挽狂澜于既倒,启新生于绝望。全篇主旨鲜明,鞭析入理,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后人会将儒家所推重的教化称为“礼教”,将儒家所倡导的社会治理方式称为“礼治”。
    
    《论语·八佾》的中心命题是“礼”(资料图 图源网络)
    孔子学说的核心精神是“礼”还是“仁”,这是千百年来学术界、思想界聚讼纷纭的话题。有人认为,“礼乐”精神是孔子及其儒学的核心,“礼治”是孔子所推崇的政治上最高理想。但更有人强调,“仁”才是孔子及其儒学的主体,“德化”“德治”为孔子及其后学汲汲追求的完美政治愿景。与之相应,前者一般认为孔子学说相对体现为守旧、保守的特征,其继承传统重于开拓创新,所以,在他们那里,有关孔子及其儒学的评价通常比较偏低,多予以负面性的指摘。后者通常强调孔子学说相对体现为进步、积极的特征,其超越传统重于拘泥旧制。因此,在他们那里,有关孔子及其儒学的评价通常倾向于肯定,正面性的褒扬是主导的倾向。
    其实,“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孔子的学说中,守旧与创新,保守与进步是同一个事物的正反两面。守旧在许多情况下,未尝就是负面的东西,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保持事物的稳定性,象征着对传统的尊重与传承,体现为对原则性的坚持与执著;但是,这不能成为拒绝进步、走向封闭与自我僵化的理由。我们今天对孔子崇尚“礼乐”文明做法进行评价,必须从这个视野切入,看看他所倡导的“礼”,是否真正做到了坚持原则性与运用灵活性的统一,适度稳定与合理变化的统一,正确继承传统与恰当开拓创新的统一。而《八佾》篇就是一个可用来具体剖析的最好范本。
    与“仁”相比,“礼”更多地体现为历史上的固有传统。“礼者,履也。”如黄克剑先生所言:“中国文化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世,是由治理家族推而治理‘天下’的时代,依‘礼’确定人的身份地位以获得一种人伦秩序,使其制度化,遂有了所谓‘礼治’。”(黄克剑:《论语解读》)从这个意义上,孔子对“礼”的肯定和强调,更多的是对传统的崇尚与弘扬。《八佾》篇所要解决的就是面临新挑战、新机遇背景下,如何重新认识“礼”,如何正确遵循“礼”等基本问题。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变革的形势,固有的“礼乐”文明毫无疑义面临着新的挑战,以至有人把这形容为“礼崩乐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危机同时也是转机,若能顺应时代潮流,对“礼”进行实质性的丰富与改造,使之在保持优秀传统的同时,实现新的超越,则可起死回生,再开创新的局面,即所谓“旧瓶装新酒”。应该说,《八佾》篇在继承传统与适时“更化”方面是不无独到的认识与切实可行的思路的。
    孔子对当时的“礼乐”文明灾难性遭遇是感到忧心忡忡的,对社会上那些僭越礼制的行径是深恶痛绝的,“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甚至认为诸夏的“礼乐”精神被摧毁,等于是自我退为禽兽,连做“夷狄”的资格都随之丧失了:“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即便是像管仲这样建有丰功伟业的贤人,也逾越“礼制”,为“礼崩乐坏”的泛滥,推波助澜,火上加油,又遑论普通人了:“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因此,孔子对“礼”的现状极度不满,对“礼乐”精神遭否定、被弃之如敝履至为愤慨,乃是显而易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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