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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读绎·礼之大体:读《论语·八佾》(2)


    于是乎,孔子他主张重新倡导“礼制”,振衰起敝,匡世救俗,来改变“天下无道”的现实局面。孔子是卓越的思想大家,具有厚重的历史意识。他知道,更振新“礼治”,必须回归历史,回归传统,穷本溯源,从而返本开新。而历史文化资源的借鉴与利用,则必须是有具体载体的,是可资参考的。“礼”虽延续三代,但是“夏礼”“殷礼”毕竟时代遥远,文献严重不足,并不是最好的借鉴与利用对象:“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因此,只有“周礼”才是最好的资治载体,周代的“礼乐”文明,集古典“礼乐”文明之大成,在春秋时代要重振“礼治”,确立和谐秩序,可利用的最佳历史文化资源,就是“周礼”:“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在孔子看来,“礼”是不可须臾缺失的文明载体(资料图 图源网络)
    但是,在孔子看来,“礼”虽然是不可须臾缺失的文明载体,然而,“礼”的具体内核则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而予以新的丰富与完善。这个新的丰富与完善,就是要引进和注入“仁”的积极因素,从而使“礼乐”文明实现升华,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即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换言之,对“礼乐”的遵从与弘扬,不能简单地流于形式,而是要溯源返本,回归“礼之本”:“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样,孔子就在很巧妙的方式下,完成了“礼乐”文明的改造与转型,确保了以“仁”为核心的“礼乐”获得新的生机,能够迎接各种挑战,更好地去实现政治有序、纲常和谐、天下有道的终极目标。
    很显然,在“礼”与“仁”的关系上,孔子所强调的是形式与内容的相统一。“礼”更多地体现为形式,“仁”更多地反映为内容。“礼”说到底,是从属于、服务于“仁”的。内容更重于形式,没有“仁”,则“礼”不免流于空泛,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礼”,所倡导的“礼”,从本质上说,已不是传统“周礼”的简单重复,而是注入了“仁”这个新因素、新生机的“礼”。故孔子激赏子夏“礼后乎”的见解,明确提出“绘事后素”。就这个意义而言,孔子不愧为“圣之时者”,他能够与时俱进,使传统的“周礼”在新的形势下脱胎换骨,获得生机。
    当然,孔子的思维不是单向的、线性的。他在充分肯定内容的主导性同时,也没有贬低或否定形式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合理、恰当的形式还是必要的。没有“礼制”这个载体,那么“仁”就无所附丽,无所依托。为此,他反对简慢合理的“礼典”“礼节”。《八佾》篇对孔子重礼尊礼的细节多有描述,如“如太庙,每事问”;又如他反对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做法,“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再如他提倡“事君以礼”,等等。这就反映了孔子从不轻忽必要的形式的立场和态度。这种既重视内容,又不抹杀形式的做法,可谓是孔子辩证思维、理性精神的具体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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