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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炳罡: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荀子的情性哲学(2)


    二、性之动、逆、养、长与性之化、积
    
    荀子(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从思孟性善的意义说,人的成贤成圣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向自我本性回复、不断光显自己本性的过程,也就是说本性不可化,也不能化,性善而化,岂不恶乎?荀子的性是材性、质性,是应化、应塑、应造的,如果不化,岂不永恶?而《性情》之性恰恰是可化、可塑、可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性情》与荀学更接近而与思孟学更疏远。它说:
    凡性为主,物取之也。金石之有声,(弗扣不鸣,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
    凡心有志也,无与不(可。人之不可)独行,犹口之不可独言也。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
    凡物无不异也,刚树之也,刚取之也;柔之约,柔取之也。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
    凡性,或动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厉之,或绌之,或养之,或长之。
    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绌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在《性情》的作者看来,人不同于动物,动物的本性就是它的本能,如“牛生而长”即牛生下来就能站立、成长,“雁生而伸(声)”即鸿雁生下来就能发出叫声,这是“性,使然也”,人性即人之所以为人之性或者说人之所以为人,需要后天的学习,需要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人才能成为人,“人而学或使之也”。在孟子看来,人的仁、义、礼、智四端是生而有的,非外铄于我者,我们并不否认子思、孟子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强调教的重要性,但在人性的本源处,他们认为道德仁义不是通过教、学获取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反求诸己”、“不失赤子之心”成为孟子的追求。荀子相反,他认为,人性是复杂的,人的许多本领乃至道德仁义都是后天获取的,所以他强调师法的重要性,强调教化的重要性。由此荀子非常强调学习在人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故有《劝学》一篇传诵千古。“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就是说人只有通过教化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人。“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夏,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荀子·荣辱》)“教使之然也”这一命题近于荀学传统而远于孟学传统。
    在《性情》作者看来,人之“性”不是生来如此,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动、可逆、可交、可厉、可绌、可养、可长的。动、逆、交、厉、绌、养、长等等是性的完成的方式或手段,至于用什么方式、手段完成人之所以为人之性,提出了物、悦、故、义、势、养、习、道等等,这些可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性之完成的工具。顺思孟传统,养性、长性等没有问题,因为思孟认为人之与生俱来的本性,是晶莹、清彻、透明的,是善的,吾人只能保之养之、长之成之,因而思孟传统不会认同对人性绌(屈缩)、逆(压抑)、交(通绞)(绞杀)、厉(磨砺)等等,而荀学系统则全部认同。荀学传统认为人性是复杂的,其中有材性、情性、欲性、知性、义性等等,对如此复杂的人性,荀子主张化、习、积、伪等多重手段整治之。对待人之“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的情性、欲性,荀子主张通过“矫饰”、“扰化”等手段,“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但对于“义性”或“人道之辨”,荀子主张积之长之,“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荀子·非相》)“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德,圣心备焉。”(《荀子·劝学》)“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荀子·儒效》)这种积当然是积人之义性。故而绌之逆之、砺之交之等对治人性的手段不能为思孟所认同,但完全可以为荀子所认同,长之养之等对治性之手段为思孟学派所认同,同样也为荀学所认同,故而《性情》近于荀学传统而远于思孟传统。
    《性情》的有些语言、思想完全为荀子所继承。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刚树之也,刚取之也;柔之约,柔取之”,荀子在《劝学》中转化为“强自取柱,柔自取束”。《性情》的“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荀子在《劝学》中将之转化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在《性情》中,“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顺逆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荀子将之转化为“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性情》中“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够”,《荀子·乐记》:“其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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