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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炳罡: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荀子的情性哲学(3)


    三、《性情》可能为仲弓氏之儒的作品
    荀子道宗仲尼,学崇子弓,大多数学者认为子弓即仲弓,有人认为子弓为孔子的再传弟子馯臂子弓,不足采信。因为商瞿之名不见《论语》,即使是孔子的学生,在孔门地位也不重要,不足以开宗立派。纵然是开宗立派,商瞿以筮占显,其治易路向与孔子的德义之路向有区别,馯臂子弓沿这一路向发展,与荀子“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路向大相径庭,荀子不可能以这样的人物与孔子并列为宗师。仲弓,姓冉名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岁。荀子之所以推崇仲弓,一是仲弓在孔门中的地位极高,每每受到孔子的赞赏,位列孔门十哲之一,属于德行科的高足;二是仲弓是位极富有政治才干的人物,孔子称赞:“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这正是荀子所向往的那种大儒气象;三是仲弓父贱行恶,而仲弓本人行为高洁,完全可以成为国之重臣。“犁牛之子,騂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这与荀子“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于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的思想完全相合。大概荀子是从庶人百姓之子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儒学大师。这种命运的相同性,使之与子弓有更多、更深层的内在呼应。其学宗仲弓也就不足为怪了。
    直到现在,我们对仲弓的了解还停留在十分匮乏的时代,除《论语》、《孔子家语》、《荀子》外,即使上博简有《仲弓》一篇,它给我们所能提供的材料也实在太少。但依据这些有限的资料,我们仍然可以描述仲弓的一些思想脉络。众所周知,德行科可谓传道之儒,是德行高尚、富有才华、最受孔子器重的学生。其他三科言语、政事、文学可谓专才,或具有某项专长。拥有某项专长可称之为“器”,孔子称子贡“女,器也”。(《论语·公冶长》)但德行科不是“器”,可谓“博学则无所成名”,不是以某项专长而闻名,而是通才式的人物。作为传道之儒,对性与天道自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性情》极有可能是仲弓或其后学在此方面的建树。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仲弓曰:“居敬以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以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
    在贫如客,使其臣如借,不迁怒,不录旧怨,是冉雍之行也。(《孔子家语·弟子行》)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通体是“敬”。敬即庄重、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言行、生活、态度。《性情》将孔子的敬进一步发挥,进而指出怎样才能实现敬、完成敬。“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美情、贵义、善节、好容、乐道、悦教,是道德之个体实现敬的方式或方法。虔敬的状态即“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君子执志必有夫广广之心,出言必和有夫柬柬之信。宾客之礼必有夫齐齐之容,祭祀之礼必有夫齐齐之敬。”(《性情》)这种语言似乎只有仲弓或其学生才能说得出来。敬是一种修为,一种境界,仲弓达到这种境界,使他“在贫如客,使其臣如借”。“在贫如客”就是说无论自己的物质生活如何匮乏,依然能够做到像做客时那样庄重不苟,不使贫困累其心,这是敬。“居敬以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以行简,无乃太简乎?”这几句可谓《性情》的“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的另一种表述。这里所说的情不同平常所讲的喜怒哀乐之感情,而是敬,是一种真情。敬是一种真情,简是不足。内心态度庄重、严肃,对待百姓虽有简慢、粗略之不足,亦可以接受,可谓“虽过不恶”。相反内心没有庄重、严肃的态度,而外在行为简慢、粗略,像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这是“虽难不贵”。
    在《性情》作者看来,“义,敬之方也;敬,物之节也;笃,仁之方也。”这可以说是仲弓由敬而笃仁。有人称仲弓“仁而不佞”,孔子亲自出来为仲弓的“不佞”辩护。仁是一种极高的道德修养,人生境界,佞是巧言利辞,不佞(笃仁)就是指仲弓没有那么多的巧言利辞而固守仁德。《性情》有言:“人之巧言利辞者,不有夫诎诎之心则流。”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巧言利辞,而没有屈退心,没有仁德修养就会陷入流俗。“不佞”可谓言词之慎,“慎,仁之方也。”(《性情》)这正是仲弓“仁而不佞”的注脚。
    有人主张《性情》篇应称为《性》,本人认为称之为《性情》可能更贴切。因为《性自命出》主要是围绕情、性为中心所展开的哲学说明,而不是强调“性自命出”。该篇文献作者或学术归属主要有子游说、公孙尼子说、子思说等,其中以子思说影响最大。然而通过以上论证,我们认为子思说可能性最小。因为从该篇对性本质的说明看,它所说的性不是道德之性,而是自然的气性,或者说更接近于荀学的材性,即本始材朴之性;从其认为性可动、可交、可逆、可绌、可养、可长等等看,与荀学的对治性的手段——化与积完全相通,由此我们认为,该篇文献的学术归属可能属于荀学系统。由于荀子自己认为其学术传统是顺应孔子、仲弓而来,因而仲弓氏之儒最有可能是该文献的作者。仲弓氏之儒在战国时代可能还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学派,荀子是这个学派在战国后期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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