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再读《史记》(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12:10:03 光明日报 黄朴民 参加讨论
其次，是司马迁有意识地区分了历史学的不同功能，真正做到了“求真”与“致善”的并重。对晋国内部“下宫之难”记载上的差异，就明显体现了司马迁为调和“求真”与“致善”不同价值维度，实现史学功能综合平衡化所做的努力。 《赵世家》关于赵氏孤儿一事的记叙，显然是一场由忠奸双方演绎的悲喜剧，具有极强的故事性，浑不似史家的手笔，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小说，读来荡气回肠。后世戏剧、民间故事里的“赵氏孤儿”内容，除了事件发生时间上由晋景公期间换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以及被杀的孩子由第三者的孩子改成了程婴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对《史记·赵世家》所记述内容的文学再现。 但是就在同一部《史记》中，《晋世家》有关“赵氏孤儿”的记载就大相径庭，它根本不是什么忠奸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能以所谓的道德情操相标榜。 《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记载非常简洁：“（晋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对此，同为强宗重卿的韩厥是很不赞成的，他对晋景公谈起赵衰、赵盾的功绩，称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后人祭祀，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于是晋景公复立赵武为赵氏后嗣，恢复了赵氏的爵位和封邑，“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这里“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就明显不同于《赵世家》：一是赵氏孤儿根本没有遭到追杀；二是既然赵武生命安全无虞，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无须存在并出现了；三是“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史记》一书中《赵世家》与《晋世家》自相矛盾，应该说《晋世家》的记载更为可信，且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传·成公八年》的记载相一致。即，此事发生在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而非在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晋景公三年后，《左传》《史记·晋世家》尚有不少赵括等人参与军政要务的记载，若是该劫难发生于晋景公三年，那之后赵括等再出场，岂不是活见鬼了？四是晋景公所诛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其他赵氏中的赵旃等人不受牵连。 如果说《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叙述，是反映了历史的“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还是有根有据的追叙，那么，《史记·赵世家》关于“下宫之难”的叙述，则已异化成为了历史的“想象真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的本相几无对应的关系。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样一个“下宫之难”的历史事件，在同一部《史记》中，怎么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叙述？ 我个人以为，这种矛盾的叙述，这种常识性的漏洞与错讹，司马迁当然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在我看来，他这么做，乃是有意而为之，即：在《晋世家》中，他客观地延续《左传》的说法，以保存所谓的历史之“真”，在《赵世家》中，他又有意识地接受“成王败寇”背景之下赵氏崛起乃“天命所归”的社会认同，将“下宫之难”转型为一个充满道德正义性的“神话”，以弘扬所谓的历史之“善”。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迁是一位睿哲的思想家，他强调了历史学的科学理性——“求真”，也重视了历史性的教育功能——“致善”。这种境界和气象，正是后世治史者很难企及的。 （作者：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国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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