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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发现与学者之功


    一个多世纪前,甲骨文的发现石破天惊,改写了中国历史,革新了现代学术,也为汉字书法艺术开辟了新的路径。
    中国是一个崇拜文字的国度。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在神话谱系中常与女娲炼石补天、盘古开天辟地比肩并论。相对于远古传说而言,甲骨文的发现就像是一个近世神话,在关心这个故事的人之间纸笔相传。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15周年,山东烟台的王懿荣纪念馆新馆于8月11日举行落成仪式并对外开放,再度把作为甲骨文最早发现者的王懿荣引向前台。当前,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中,重温甲骨文的发现之旅,有助于我们再塑对古老汉字的敬畏之心和崇敬之情。
    
    商王武丁时期牛胛骨刻文(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一片甲骨惊世界
    1899年秋,还差几个月新世纪就要来临了。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在这一刻突然醒来,送给新世纪一个惊喜。
    这一天,一位姓范的估客(流动商贩旧称)带了一些龟甲远道而来,按照约定找到了时任国子监祭酒王懿荣。
    年过半百的王懿荣此时已执掌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多年,是一位名闻朝野的饱学之士,具有很深的金石学造诣。《清史稿》里特别提到:“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在当时的收藏界,王懿荣享有“得公一言,引为定论”的声望和影响力。
    由于刻在龟甲上的痕迹与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多有相通之处,深通金石文字、有着丰厚知识储备的王懿荣,很快就认出了龟甲上的刻痕是比金文更加古老的一种文字,因而“见之狂喜”,开始重金收购。
    人们后来将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文字统称为甲骨文。年代古远的甲骨文因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瑰宝和中国书法艺术之先河。郭沫若认为,要达到这样的技巧,是需要长期的艰苦练习的,故甲骨文中有不少的练字骨,刻写者用干支文字在上面练习,留下了不少的干支表。
    研究表明,甲骨文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成系统文字,多为殷商王室的占卜记录,载有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它和古埃及的纸草文字、古巴比伦的泥版文字以及古印度文字并称为世界四大古文字,又与汉晋木简、敦煌文书、内阁大库书籍档案合称中国近代学术四大发现。甲骨文的发现改写了世界文明史的记录,把中国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并由此引起对商都殷墟的发掘,促成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使得20世纪中国的学术轨迹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甲骨文惊现于世,在20世纪初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地震”。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强烈质疑甲骨文的真实性,梁启超则称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考古学被这令人吃惊的革命动摇了”。
    甲骨文发现所带来的效应震惊了世界,华北平原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屯村一举成名。一时间,有些见识的文人墨客言必甲骨,外国人也四处搜求,后致有字甲骨流散到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许多博物馆都以藏有中国的甲骨文为荣耀。郭沫若有诗云: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一片甲骨惊世界,蕞尔一邑震寰宇。
    发现者之争
    对于甲骨文的发现者,早期收藏和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多有述及,人们普遍认为王懿荣是最早的发现者。
    经常骑着一匹白色老马在洹河两岸收购甲骨文的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在《殷虚卜辞》中谈到王懿荣时说,“今之所称甲骨卜辞,彼实发现之第一人也”。王国维也说,甲骨文“初出土后,潍县估人得其数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王懿荣谥号)。文敏秘其事,一时所出,先后皆归之”。
    王懿荣于1899年秋开始收购有字甲骨,但让人遗憾的是,他未及对这种文字展开深入研究,即于翌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投井殉国。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者,除王懿荣发现说外,也曾有过剃头匠发现说,或古董商发现说等等,但一直未成主流声音,因为学界并不普遍认同这种非文字或学术意义的“发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天津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提出王襄发现说,依据主要来自王襄自述。曾在天津工作过的学者李先登亦在《光明日报》发文支持此说,并指社会上流传的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上发现甲骨文一说有漏洞。王襄也是早期的甲骨文收藏和研究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文史馆馆长,后将所藏甲骨捐献给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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