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无限阔大的生命境界(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4:10:22 光明网 董平 参加讨论
“知行合一”的内容  知行合一（图源网络） 我们今天对“知行合一”的理解，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并是，或把理论运用于实际，这或许算是一种善意的误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知行合一”即是“以知代行”的唯心主义，这种观点就相当“不靠谱”了。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原是为对治知、行的分离才提出的“补偏救弊”之说，它所强调的恰恰是“行”对于“知”的优先性与重要性，所以根本不可能是“以知代行”。要讲明他关于“知行合一”的观点，我们大致可以从“知”的两方面内涵来看，即“知”作为知识与“知”作为良知。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缘起原本与朱熹的理论有关。在朱熹那里，知、行问题是作为一个知识论问题，也即是理论知识与行为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来处理的。按照朱熹的观点，知、行断然是“二途”，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他同时强调，知、行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一定是不能偏废的。为强调这种同等重要性，他提出了关于知行的基本观点：“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知、行就好比是人的两条腿，有先有后，交相并进，才能到达目的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在作为知识与实践之关系的一般意义上，朱熹关于知、行的阐释，可以说是相当到位、相当完整并且也是相当辩证的。但王阳明为什么不赞同呢？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这个“知先行后”之说，才导致了现实性上的知、行分离，大家都先去做“知”的工夫了，结果是“终身不行”。而“知先行后”，实际上也不符合知行本来的实际状况。因此，他认为所谓“知”“行”，原本就是一个工夫，原本无所谓先后。我们不妨从以下几点来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 “知”作为知识活动的过程或知识的形态，都必须通过“行”来实现。人们关于事物的知识并不是固有的，而是来自于广义的生活实践。就任何一种具体知识的获得而言，获得的过程必然体现为“行”的具体活动；而当这一活动的阶段性终结，便是某种具体知识的形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行”是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根本方式，所以王阳明说：“行是知的工夫。”脱离了这一“知的工夫”，知识的获得与形成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说，如果我要获得关于“书法”的知识，那么我就需要把墨磨好、把纸摊开、提起笔来、在纸上书写，如此不断“练习”，我才可能真实地获得关于“书法”的知识。再譬如你问我一些问题，我告诉你说：我这里有一本书，里面有你所需要的全部“知识”，那么你拿到这本书，如何获得其中的知识呢？只有把书翻开，一行一行阅读，读完了，也就自然获得了书中的知识。翻书阅读，同样是“行”。简言之，把知识的获得了解为一个行为活动的过程，把这一过程的阶段性终结了解为知识在主观的形成，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基本要义之一。 “行”的实际展开过程，同时即是“知”的表达与体现过程。行为的实践活动显然需要有某种“知”的主导，因此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主意”即是主导性意识，是“知”的一种形式，但“知”作为意识的存在，不仅它本身的存在性，而且它作为“知”的价值也是必须通过“行”的实践活动才能得到真实体现的。在这一意义上，“行”即是“知”的体现，是“知”的价值的实现方式。“真知”就一定能够“行”，不能“行”的“知”，在王阳明看来，就不是“真知”。王阳明曾经谈道：如果一个人可以讲出许多孝顺父母的道理，但他从来都不去做孝顺父母的事，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样的人是并不真实知得孝的。若“真知”孝，或孝在他那里是“真知”，那么他一定可以通过行动来体现他关于孝的“知”。再譬如，我问你某个字是否知道，你如果说“知道”，那么你就应当不仅会读，而且会写，否则我就无法相信你是真知道那个字的。一个完整的行为实践活动，不仅要以“知”为其“主意”，而且它本身就是“知”的现实的展开方式，是“知”的完整的体现。“行为知之成”，即是“知”的完成形态。 “知行合一”在知识意义上的展开，它的要点在于把“知”与“行”都看作是一个过程，并强调它们在过程上的统一性。正是在这种“过程”的意义上，“知”、“行”本质上就成为同一过程所展开的两个方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相分离的。所以王阳明曾说：如果我们真正了解知行的本来状态，那么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到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到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强调知、行在人的活动过程中的统一性，我认为正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真正富有创见的地方。既是讲“过程”，那么就一定有“始”有“终”，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而也正是在过程性的意义上，王阳明扩展了“行”的内涵。他曾说：“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这句话大概最容易受到今天人们的诟病，会把它理解为唯心主义或者批评为“以知代行”。但实际上，“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不过是说“行之始”，而实际展开的行为活动的终止，则是“行”之“成”（终）。的确，王阳明是把“知”作为“行之始”的，并且是把“在主观的行”与“客观展现的行”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过程来理解的。我们今天在哲学上把“实践”理解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这是很全面的。但既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那么就应当考虑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发出一个行为，原本是存在着这个行为的“主观状态”的；而实际的行为活动，只不过是把这个“主观状态”客观化，使它获得一种客观的形式。因此，对于“行”的过程性的全面了解，恰好需要我们把“行”的主观状态或在主观的存在，与它的客观状态或在客观的存在，完整地统一到一起。如果“知”（包括“一念发动处”）是“行之始”，是“行的主意”，那么它也就是客观之“行”的主观状态，或者是“前形态”；而作为“知的工夫”“知之成”的现实行为，就是主观状态向客观维度的展开，在现实性上促成了“行”的主观状态向它的客观状态转变，使它成为一种被实现了的形式。在“行”作为一个完整过程的意义上，王阳明把在主观的“行”（知）与在客观的“知”（行）统摄到一起，一方面是扩展了“行”的内涵，从而把“知行合一”贯彻到底；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揭示出了知行的本质特征，也就是他讲的“知行本体”问题。所谓“知行的本来体段”，王阳明的确是就其存在的原始状态，也是在主观的存在，来进行论述的。不过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是强调了人的存在的完整性，内在的精神状态与展现于实际生活之中的行为状态需保持其统一性，这是人格完整性的基本要求。 总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反对把知、行分为两截，强调了它们的存在与表现在过程上的统一性，知、行是相互具足、相互圆融的。 上面所说，大致算是“知行合一”在知识论上的意义。在作为知识的获得与知识的实践的意义上，“知行合一”强调了实践的优先地位。实践的过程既使我们获得真知，又使我们把真知体现于现实生活，从而还原出真知的现实价值。当然，王阳明并不只是在知识的意义上来谈论“知行合一”。他晚年提出“良知”学说之后，更在“致良知”的意义上来谈论“知行合一”。也就是说，“知”还有更深一层的“良知”内涵。正是这一内涵的转变，使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开展出了人生的特殊境界。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孔子的“宽恕”亦有度：对破坏礼的人极为厌恶
- 下一篇：敬事鬼神：儒家的鬼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