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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土地理论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就是土地。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土地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绝对是不言而喻的。反过来,人们在每日的劳作中都与土地打着交道,也总结出一套系统的土地理论来。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农学把土地视为万物之所由生,财富之所由出,因此,“尽地利”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之一。在长期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们积累了有关土地和土壤的丰富知识,逐步形成科学的体系。我国传统土壤学包含了两种很有特色而相互联系的理论,这就是土宜论和土脉论。
    土宜或地宜的概念出现颇早。相传周族先祖弃就曾“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史记·周本纪》)。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古书中都谈到了土宜,难以遍举,从中可以看出,“相高下、视肥硗〔qiao 敲〕、序五种”已成为农夫的常识,同时也是政府有关官员的职责。土宜的概念包括了不同层次的内容。《周礼·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畜牧业),以毓草木(农林业),以任土事(郑注:就地所生,任民所能);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焉。”古人把黄道周天划分为12次,每次各有其分野。所以,“十二土”非指12种土壤,而是指12个地区的不同土壤。土宜的第一层含义是重视农业的地区性,根据地区特点安排生产与生活。在同一地区内,则应按照不同土地类型(如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xi 习〕,古所谓“五地”)全面安排农牧林渔各项生产,这是土宜的第二层含义。按照不同土壤类别,安排不同的作物,则是它的第三层含义。土宜的概念,在后世农业中获得继承和发展,内容不断深化。就因土种植而言,不但作物选择,而且播种时间,耕作深浅和方式,施肥种类和方法等等,都要考虑土宜。
    土宜论是建立在对不同土壤、不同地类及其与动植物关系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对土壤作出细致的分类。被李约瑟称为“世界最早的土壤学著作”的《尚书·禹贡》,根据土壤的颜色和质地把九州土壤分为十种,如黄土高原肥沃而疏松的原生黄土称黄壤;河北一带黄土因含盐碱物质较多呈白色,故称白壤;山东半岛丘陵地区富含腐殖质、肥沃而松隆的土壤称黑坟;土性坚刚的称垆[lu炉];黏土称埴[zhi 直];下湿土称涂泥等,据近人考证,其所述大体符合我国土壤分布状况。《管子·地员》则按肥力的高低把九州土壤为三等18类,每类五种,共90种。中国古代土壤分类的知识远远超出同时代的西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农学并非孤立地进行土壤分类,而是十分注意不同土壤、不同地类与不同的动植物的相互依存。《禹贡》在论述九州土壤类别地势高下的同时,也胪列了九州的植被和物产。《地员》更详列了各类土壤所宜生长的作物品种、果品、草木、鱼产和牲畜。它首次揭示了植物依地势高下垂直分布的特点,指出“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物”。《周礼·大司徒》还记载了辨别五类土地(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上生长的不同动植物的“土会之法”。不妨说,中国传统土壤学本质上是一种土壤生态学。在作物生长的外界环境中,气候是人们难以控制和改变的,但土壤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可以改变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改变的。因此,我国古代人民总是把改善农业环境条件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作为这种实践的结晶并为之提供理论根据的就是土脉论。《国语·周语》有这样的记载:古时候,大史顺应时令观察土壤动态,每年立春,当房宿(农祥星)晨悬中天,日月相会于“营室”所在天宇时,大地的气脉开始搏动,这时就要进行春耕。把土壤中的温湿度、水分、养分和气体的流动等性状概括为“土气”或“地气”这样一个笼统的概念,把土壤看成是有气脉的活的机体。这可视为战国时人对西周以来经验的总结。土壤气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础。这种土脉论为后世农学家所继承和发展,并把它和土宜论结合起来。如陈旉说:“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埆[que 却],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农书·粪田之宜篇》)明马一龙径说:“土,地脉也。”(《农说》)这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肥力是土壤的本质”并不抵牾。
    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损可益,那么,土壤的肥力状况就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变化的。《吕氏春秋·任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上引《周礼·大司徒》职文分言十二土与十二壤,郑玄在其《周礼注》中解释说:“壤,亦土也,以万物自生焉,则言土;以人所耕而树艺焉,则言壤。”用现代土壤学术语说,土是自然土壤,壤是耕作土壤。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通过人类的农业活动,可以使自然界土壤发生适合人类需要的变化。这在土壤学史上应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周礼·草人》还谈到“土化之法”,这是指使土地变得肥美而适合农作需要。具体办法是什么呢?《周礼》谈得比较模糊,东汉王充却回答了这个问题。《论衡·率性》:“夫肥沃硗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硗而埆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在这里,作物产量的高低是衡量土壤肥力的综合指标,它不但肯定土壤肥瘠是人力可以改变的,而且明确指出“深耕细锄、厚加粪壤”是瘠土转化为沃土的条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孕育出著名的“地力常新壮”的理论。南宋陈旉批判了“地久耕则耗”的观点,他指出有人说田地种三五年地力就消乏,土敝气衰,草木不长,这是不对的;如果能经常添加新沃的土壤,施用肥料,田地就会越来越肥美,地力就能经常保持“新壮”的状态。这和西方古代的土地肥力递减论形成鲜明的对照,是中国传统农学最光辉的思想之一。陈旉又指出:“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农书·粪壤之宜篇》)这和近代土壤科学所说的,“没有不好的土壤,只有拙劣的耕作方法”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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