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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农书创作的繁荣


    
    中国的明清时期是农书创作繁荣,成果丰盛的时代。经过统计,流传至今的明清农书共有几百种之多,几乎占到中国农书总数的一多半。这些农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不乏高水平的佳作。这是当时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继续发展的一种反映。在本时期的大型综合性农书中,最重要的是《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
    《农政全书》刊刻于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作者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是明末伟大的科学家,他虽曾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但仕途坎坷,主要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对天文、数学、农学均有深入研究,是我国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第一人。农学是他用力最勤、收获最丰的领域。他青壮年时一面读书教学,一面参加农业生产,后来又在上海、天津等地进行过广泛的农学试验,并收集了大量前代和当世的农业资料,在此基础上用毕生精力写成的主要著作《农政全书》,是一部5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全书分农本、田制、农事(以屯垦为中心)、水利、农器、树艺(谷物、园艺)、蚕桑、蚕桑广类(木棉、苎麻等)、种植(经济作物)、牧养、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荒政等十二目,内容比前代农书大为拓宽。它有鉴别地搜罗了历代农书和农业文献的精华,补充了屯垦、水利、荒政等前代农书的缺环,总结了宋元以来在棉花、甘薯引种栽培等方面的新鲜经验,又第一次把“数象之学”应用于农业研究,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和实地观察,正确地指出了蝗虫的滋生场所,书中还收录了反映西方近世科技成果的《泰西水法》,堪称我国传统农书中体大思精、内容宏富、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之作。
    《授时通考》成书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是清政府组织编纂的。全书分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八门,汇集和保存了丰富的资料,但内容没有什么创新。
    这一时期的综合性农书中,地方性小农书显著增多。最著名的有浙江的《沈氏农书》和《补农书》,四川的《三农记》,山东的《农圃便览》、《农蚕经》,陕西的《农言著实》,山西的《马首农言》等,不少是出于经营地主之手的实录性的经验总结,反映了各地区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的发展状况。
    专业性农书也大量涌现。蚕桑类、畜牧兽医类专著最多,园艺、花卉、种茶、养鱼的农书也不少。有的内容很专门,如记载水稻品种的《稻品》,提倡在江南推广双季稻的《江南催耕课稻编》,论述新兴作物的《烟草谱》、《木棉谱》、《金薯传习录》等,种菌、养蜂、放养、柞蚕等都有专书。是人们为解决农业生产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而写的。还值得提出的是,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人们追求小面积高产,纷纷进行区种法试验,于是出现不少以“区田”为名讲述区田法的农书,近人把它们收进《区种十种》中。人们总结抗灾救荒经验,又撰写了一批关于蝗虫防治和救荒植物的专书。以上两类农书均为前代所无。
    还有一类农书偏重于理论分析,例如明代马一龙的《农说》》和清代杨屾〔shen申〕的《知本提纲》,用阴阳五行的理论解释农业生产,把传统农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有相当高的水平。不过,它们还停留在以比较抽象的哲理来阐释农业生产现象,当时仍缺乏显微镜一类科学观察实验手段,难以深入探索农业生物内部的奥秘,形成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理论,这就不能不妨碍我国农学以后的进一步发展。
    纵观我国古代农书,在卷帙浩繁、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深刻、流传广泛久远等方面,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西欧。这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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