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当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寻求，从原子化再归“家国天下新秩序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1:11:58 儒家网 newdu 参加讨论
当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寻求，从原子化再归“家国天下新秩序” 演讲者：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特聘紫江学者） 记者：袁琭璐 来源：“文汇讲堂“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年三月廿一日甲戌 耶稣2017年4月17日  谈论“家国天下情怀”，以往一直被视为知识分子的专利，如今却成为了每一个公民都可拥有的态度。家国天下，在古代中国乃是一个连续体，而到清末民初，发生了“自我摆脱家国天下的共同体、成为独立个人”的“大脱嵌”，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至今依然在延续。在学者看来，“爱国”其实是一个关于“认同”的哲学命题。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十年磨一剑，其新书《家国天下》探索了中国在古代到现代的历史转型过程中，中国人如何理解自我和国家，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认同”。  今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许纪霖新书《家国天下》 3月阳春的最后一个周末，许纪霖携此新书走进静安书友汇，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唐小兵、瞿骏漫谈《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讲座开始前半小时，现场已难觅一个空位，如此盛况被许纪霖笑称为“来的都是情怀党”。结合文献资料、历史事实，三位嘉宾从传统的“天下观念”遭受现代性冲击入手，在互动中探讨了儒家、晚清的地方认同和个人认同、五四的“世界主义”、民族主义等中国近现代思想革命中的尝试。在时间和空间的轴线叙事中，和现场的“情怀党”分享了何谓家国天下，何谓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现代，我们是否需要为了重新获得个人生活的意义而“再嵌化”、重构家国天下的新秩序？  现场“情怀党”慕名而来，在听讲中对“何谓家国天下”有了深入思考 一、拥有“家国天下情怀”是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 知识分子的典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以知识分子研究闻名的许纪霖，一直都在“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之间寻找平衡。一边在学理层面深入诊断中国崛起背后的精神缺失，一边在现实层面积极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研读1919年至1949年知识分子的史料，许纪霖于2003年出版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在读者圈引起广泛反响，并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成为一大文化热点。2015年，此书修订版出版后，许纪霖便在各类讲座中再度畅谈何为知识分子。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典范地代表了启蒙一代人，就是有理性、有自己独立思考，有自由思想的人。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典范地代表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从苏格拉底到孔子，从春秋战国的风起云涌到民国的激浊扬清，知识分子负家国天下命运于一身，引领社会与历史风潮，做变革的中流砥柱，具备着“家国天下情怀”。然而从学理而言，从古至今的“家国天下”观念却是经历着时代的变化。  2003年，许纪霖著作《中国知识分子十论》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1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修订版 反思传统又承载传统，近代知识分子的厚度与张力 研究晚清民国报刊史与知识分子史的唐小兵，对近代的知识分子的体会是“拥有家国天下情怀是一种普遍的人格和特征”。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唐小兵认为近代的知识分子拥有家国天下情怀是一种普遍的人格和特征 他举例，比如在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从哈佛留学归来的英语系教授吴宓，参与创办了《学衡》杂志，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他回国创业的豪情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情怀。“而对胡适这些人来说，一方面要对中国传统进行反思和批评，另一方面，在这种转型时代，他们自身的人格和精神生活又与传统有着紧密关联。”这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唐小兵看来无疑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情怀的厚度与张力。  在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从哈佛留学归来的吴宓参与创办了《学衡》杂志 层层推进，爱国从爱家人、爱邻居、爱家乡开始 许纪霖补充，“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当中，大多是健康的家国天下情怀。固然，有些人内心中无祖国，是世界公民，但在我看来，最好的世界公民，乃是有家国的。世界精神不是抽象的，其普遍性存在于特殊的民族形态当中，因而也显现出人类精神的丰富多彩。爱自己、爱家、爱国与爱世界并不矛盾，它们存在于我们情感世界中的不同层次，而且相互耦合、关联。”对于当下谈论的如何爱国，许纪霖的看法是首先要从爱家人、爱邻居、爱家乡开始，“我最欣赏的是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爱国主义，或者是具有家国情怀的世界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当中，家国天下情怀无法了断，不能撕裂了各取所需。”  对于当下谈论的如何爱国，许纪霖认为首先要从爱家人、爱邻居、爱家乡开始 二、“家国天下”观念的冲击和转变 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知识分子谈论的“家国天下”，其含义已发生相当大的改变。许纪霖在《家国天下》一书的导论中就首先引用孟子之语“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阐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家国天下，乃是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连续体。每一个自我都是镶嵌在从家国到天下的等级性有机关系之中，从自我出发，逐一向外扩展，从而在自我、家族、国家和天下的连续体中获得同一性，也就有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古代的“家”包含“血缘+地缘”，“国”是“王朝”的观念 许纪霖进而对比，古代所谓的“家”，不是现在意义上家庭的“小家”，而是一个“大家”，是与血缘相关的“家族”、决定你气质的“地方”以及特定的宗教或文化风俗。而家国天下中的“国”与今天所说的“国”的概念也大相径庭。许纪霖辨析，在西周，国指的是天子赐给诸侯的封地；春秋战国时代，国指群雄争霸的列国；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国乃是以王权为核心的王朝。因此梁漱溟说“古代中国人只有王朝的观念，没有国家的观念”。而近代的梁启超最早将“国”的观念引进，他认为，晚清中国落后挨打，是因为缺乏“国”的观念，他甚至和陈独秀非常强烈地批评当时的人“只知有同乡，不知有家国”，因此他要将“国”这个观念输入给人们。现在看来，在“你是谁?”“我是中国人”的这个问答中，“国”的观念已经相当突出。 古代“天下”是文化的天下，顾炎武谓之“世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瞿骏深入剖析“国和天下”的关系 参与撰写《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者：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史》一书的瞿骏深入剖析了国和天下的关系。“研究国和天下，离不开一本书，就是顾炎武的《日知录》。《日知录》卷十三，它的总题目就是“世风”，即社会的风气。其《正始》篇中有言‘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瞿骏揭示了这句话乃基于嵇康和嵇绍父子的故事。“嵇绍的父亲嵇康被司马氏在魏国所杀，后来嵇绍当了晋朝的臣子，而晋朝是篡魏成立的王朝。由此顾炎武认为，即使后来嵇绍为保护晋惠帝而死，为忠义之士，值得褒扬，但因为他的父亲死于司马氏之手，所以嵇绍并不值得被称颂。而且以嵇康等人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的清谈风气，很容易与明末阳明心学的末流——不读书，空谈高论的风气联系在一起。因此顾炎武认为，东汉时期士大夫风气比较好，到了魏晋时候则不然，也就有了亡天下的趋势。”  研究国和天下，离不开顾炎武的《日知录》，他认为天下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天下，称为“世风” 可见，那时的人将父子关系、和王朝的关系等统一在“天下”里，不仅是通常理解的地理范畴的、政治意义的天下、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天下。而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世风”，若社会的风气不好，无家、亡国进而就是亡天下。这是传统中国人的理解。 清末民初的口号“冲决网罗”代表家国共同体的断裂 到了清末民初，中国的天下主义德性文明转变为以西方为主体的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于是传统的国与天下的关系，变异为富强与文明的价值冲突。而在晚清之际，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谭嗣同所说的“冲决网罗”，这个“网罗”便是儒家三纲所编制的家国共同体。一百多年过去了，家国天下，从传统的可以统一在一起的连续体到“大脱嵌”革命导致的连续体断裂，给中国的政治生活、伦理生活和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因此也就产生了现代如何重构家国天下新秩序的问题。 三、家国天下背后的“认同”，随运动、思潮不断变化 家国天下的观念，追其溯源是一个“认同”的问题。梳理从古至今的“认同”，许纪霖认为，传统中国人的认同，除了“国”之外，还有“家”与“天下”。然而，清末民初，中国的现代转型发生之初，中国在“认同”问题上，产生了共同体和个人两个层面的认同危机，表现为政治秩序危机和精神秩序危机。一百年来，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想象并非铁板一块，它随着运动、思潮在变化。 “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家国为虚，只有个人和世界才真实 许纪霖特别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特殊的时期，它是中国的启蒙时刻，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与今天的中国人不一样，他们在认同方式上恰恰是很“传统”的，对“家”与“国”都不以为然。经历“五四“运动的傅斯年曾说：“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在“五四”的知识分子看来，家族与国家竟然都是虚幻之物，只有个人和世界才是真实的。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五四”爱国运动，是一场具有世界主义背景的爱国运动。比如，“五四”青年上街抗议“巴黎和会”，提出的理由不仅因为条约侵犯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其违背了世界普遍的公理。可以说，“五四”的知识分子懂得如何用世界听得懂的普遍语言争取自己的国家权益。  经历“五四“运动的傅斯年认为家国为虚，只有个人是真实的 走出原子化的迷失，在重构家国天下新秩序中寻找自我 美国社会学家贝拉曾写过一本书《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唐小兵尤为赞同书中的观察，“如果没有更高级别共同体的滋养，这样的个人往往就会成为原子化的个人，这样的个人有时可能非常亢奋，有时可能容易颓废。所以到了1920年代，很多革命青年都在寻找一个组织、寻找一个新的共同点，此时国家就变成了一个被呼唤的对象。从传统的有机体当中“脱嵌”出来，经历一个短暂的属于个人的奔放时代之后彷徨无所依，到最后还是要寻找一些共同体，让自己有一个安顿。”这也呼应了许纪霖的观点“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要想走出原子化个人的迷失，就只能在重建的家国天下新秩序之中获得自我的认同。”  美国社会学家贝拉的著作《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 在《家国天下》一书的最后，许纪霖提出了“新天下主义”的认同模式，以此来解决“国家认同”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他强调，“新天下主义”有特定的问题意识，针对的是特定的问题，因为传统天下主义的中心化和等级化已经不适合民族平等和国家独立的当今世界，所以需要同时“超克”传统天下主义和民族主义。尤其在全球化的21世纪，面对后冷战时代民族主义的膨胀和“文明的冲突”，人类需要新的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的智慧，而许纪霖关于“新天下主义的思考”便是一个宝贵的思想探索。 讲座尾声，许纪霖回忆起1990年代初，移民去美国的同学在坐上飞机那一刻的感慨“我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天空意味着自由，而大地意味着根，意味着家国，这种割舍不断的“根文化”也是很多第一代移民最强烈深刻的感受。正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我在1769年的游记》所说的“乡愁，是最高贵的一种痛苦”，纵然你是一个世界公民，最终总要回到一个问题：你从哪里来？要回哪里去？ （未经演讲者本人审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