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芙】现当代诗词专史写作的必要性和亟需解决的基本问题 ——在中华诗词研究院举办现当代诗词的文学史地位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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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诗词专史写作的必要性和亟需解决的基本问题 —在中华诗词研究院举办现当代诗词的文学史地位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刘梦芙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甲午年闰九月廿六 西历2014年11月18日 【内容提要】近百年来的现当代诗词成果丰硕，名家辈出，作品能真正代表二十世纪我国诗歌创作的成就，理当对此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写作诗词专史不仅必要，而且势在必行。这方面的工作具有承续历史、关注现实、启迪未来的多重意义，兼有拓荒性的学术价值。写作诗词专史，存在亟需解决的基本问题：1、需要澄清“五四”以来批判传统文化的误区，统一思想认识。2、需要深入了解现当代诗词创作队伍中知识人士尤其是国学家的实际成就。3、亟需系统整理出版近百年诗词文献，为专史写作奠定坚实的基石。 〔一〕小 引 感谢中华诗词研究院通知我参加这次专题座谈会，表达个人的看法。我从青年时代起，习作传统诗词已有40多年，作品已结集出版；从事近百年来的现当代诗词研究，也有20多年，发表了一百几十万字的论文，出版多种学术专著。2005年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最终成果78万字去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今年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百年学人诗词及其诗论词论研究》，批准立项，专著在撰写中。此外，我编选《二十世纪中华词选》上中下册166万字、《中国现代词选》40万字；主编校勘二十世纪诗词文献各类丛书近60种，均已出版。在长期研究现当代诗词和编校诗词文献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反复思考后形成一些基本的观点，在此提出，就教于到会的专家学者。 〔二〕现当代诗词专史写作的必要性 20世纪初叶，“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传统诗词成为“文学革命”的对象，产生了废弃格律、走向欧化的语体新诗。但旧体诗词的传承与创作并未因此中断，民国期间名家辈出，南北各高校中文系多开设诗词写作课，由名家任教。新中国成立后诗词虽一度沉寂，但“文革”后迅即复苏并走向兴盛。自甲午战争（1894）、庚子事变（1900）至“文革”结束（1976），我国内忧外患极为深重，拨乱反正后转入改革开放时期，政局安定，经济繁荣。百年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艰难曲折，中西文化从激烈碰撞到交流融合，社会环境和思想意识都发生巨大变化。对文学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生活在20世纪的诗人词家，心忧邦国，情系苍生，以传统诗词反映风云多变的时代，不仅作品之题材与内容迥异于古，多有革新；同时在诗词的表现手法和由此形成的艺术风格、境界方面，也有更多的开拓与创造，其总体成就非但足以抗衡古代，且骎骎然有超越之势。规模宏壮的创作群体，数量极为丰富且文质兼美的诗篇，以及同步产生的诗学、词学理论，展现出传统文学在西化浪潮中坚强屹立的民族精神气质；诸多优秀诗词家的思想品格与精美的诗词艺术一体浑成，达到极高的境界，理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学说在中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对历代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广大民众都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近百年诗词名家的爱国情怀、忧患意识以及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下为公的理想大多来源于儒家经典，其崇高品格、卓荦风骨亦多由儒学陶冶而成，同时汲取新知，中西融合，既能善承传统的人文精神，保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又具有现代知识人士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特点，不激不随，行中正之道。其诗词作品的主旋律是抗敌救亡、护持民族文化，呼唤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与世界和平，建设文明富强的祖国。诗词是言志抒情的艺术，在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同时反映社会现实，通过作品来探讨作家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品格，以诗证史，以史为鉴，可知文化之兴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关系紧密。 我国是高度重视历史的国家，历代知识人士在保存文化典籍的同时不断修史，几千年文明史得以连绵不绝，史书之丰富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近百年来的现当代诗词上承古代及近代，是中国自《诗经》以来三千多年诗史发展到20世纪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但未曾中断，而且正在延伸。一时的遮蔽改变不了大量作家作品存在的事实，理当对此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补写现当代诗词专史，与古代、近代诗史和词史承接，形成生生不息的系统。为近百年诗词修史，为诗词名家立传，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势在必行，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担负的责任。 20世纪90年代学界与民间兴起的“文化热”、“国学热”，20年来蓬勃发展，持续不衰，受到政府高层的重视。重振国学，对于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增强在全球文化竞争的软实力，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古典诗词属于国学即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中华民族博大深厚的人文精神，表现为绚丽多姿的艺术风采，具有融情感与史实之真、道德人性之善与艺术之美于一体的永恒价值。历代诗人词家留下无数精品，现当代诸多名家创作的诗词同样有珍贵的价值。当代诗词复苏于“文革”后的70、80年代，时间上早于“国学热”，迄今诗词社团遍布全国，互联网上涌现许多中青年作者，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属于国学运动的一支强盛的力量，不容忽视。传统诗词既出于知识精英之手，又为民间广大的作者和读者群体所喜爱，富有民族作风与气派的诗歌得以流传广远，深入人心，是国学中活生生的文学，完全可称之为“国诗”，这是欧化新诗和俗文化、快餐文化难以取代的。古典诗词为我国在世界上赢得“诗国”的美誉，诞生了屈原、李白、杜甫等世界文化名人；现当代诗词能真正代表我国近百年来的诗歌成就。只有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内涵深厚品位高雅艺术精美的诗词，才能成为文化金字塔上的明珠，在世界文学殿堂上放射璀璨的光辉。总之，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诗词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增光溢彩。在此前提下，系统深入地研究近百年诗词，为诗词写出专史，明察诗词千古以来持续不断的渊源流变，昭示现当代名家的思想品格与诗词创作的艺术规律，以为新世纪诗词发展之借鉴，具有承续历史、关注现实和启迪未来的多重意义，兼有拓荒性的学术价值。 〔三〕亟需解决的基本问题 1、需要正本清源，统一思想认识 如前文所述，“五四”期间，“文学革命”者受西方学说影响，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片面、激烈的抨击，诗词被讥为“贵族文学、庙堂文学、山林文学”，要彻底废除。这种“不破不立”的斗争哲学支配下的偏激行为，容不得学理上的平等磋商，听不得反对者的批评意见，既不“民主”，更不“科学”。新中国成立后接连开展政治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更严酷的批判，到十年“文革”形成高潮，中华民族遭此空前劫难，固然有多种原因，但追源溯始，与“五四”后愈来愈“左”、走向极端的思潮不能不说有一定的联系。数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被割为两段：对古典诗词视之为解剖之用的文化遗产，截止于“五四”前的清末；各种版本的现当代文学史、诗歌史只谈语体文与新诗，没有文言文和旧体诗词的位置，成为狭隘单调的新文学史、新诗史。古代文学研究者守其本位，不关注现当代诗词；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更是视旧体诗词为“封建骸骨”，不屑一顾，这就使旧体诗词长期“在野”，处于被冷落弃置的境地。 拨乱反正后，研究新文学的部分学者仍然沿袭“五四”的思路，明确反对将旧体诗词写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持此论者有唐弢、王富仁、王泽龙、吕家乡等。2007年，我撰写两万余字长文《20世纪诗词理当写入文学史》，重点反驳王泽龙先生文中的观点①，发表于《学术界》，转载于《诗词界》（河南文艺出版社），并收入与友人合著的《选堂诗词论稿》（黄山书社2009年版）。文中指出“五四”以来批判传统文化的认识误区，论述20世纪诗词的重大成就；认为王先生所说诗歌语言、体式的“现代性”实为“殖民化心理”，此种心理导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评判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是真善美而非“新旧”、“雅俗”；中国诗歌不能堕落为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商品；并以传统诗词的创作实际纠正王文论诗词格律走向“解放自由”的知识性谬误。文章结论中说：“现代文学研究队伍中诸如黄修己、钱理群、袁进等学者，都曾关注20世纪诗词，都有客观的论述，钱理群甚至与袁本良共同编选出版了《20世纪诗词注评》。从事旧体诗词创作与研究的诗人、学者，近20年来更是出版了大量的总集、选集、别集乃至论著，各类诗词报刊上不断发表诗人论诗之文，沉沉夥颐。旧体诗词是一片埋藏着瑰宝的莽莽荒原，目前学术界虽然只有少数人进行理论方面的探索，但将来必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开垦，阐发潜德幽光，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增添力量。”“王泽龙先生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论述，思想狭隘、观点片面，学理上谬误殊多。尤其是对20世纪诗词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更谈不上‘通古今之变’，放言高论，对旧体诗词妄加排斥，实已违背了学人应有的治学精神。其实说到底，‘旧体诗词不宜入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诗词创作的成果已如山积，有人发现它、欣赏它、研究它，就必然要写出诗词史，补入文学史。合理合法的学术行为，不需经过新文学史家的批准，任何人都无权阻止重写文学史的自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诗词历尽劫难，剥极而复，贞下起元，已迎来了全面复兴的大好时期。在思想解放、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还要坚持话语霸权，一花独放，注定是此路不通的。”② 近20年来，当今思想学术界存在着源自西方学说的左派、右派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国学派（或曰“新儒家学派”、“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在报刊、互联网上经常展开论战，上述关于现当代诗词能否进入文学史的争辩，只是大潮中一朵微小的浪花而已，作为文学品种的诗歌对国计民生毕竟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作为经济腾飞、文化复兴中的泱泱大国，诗歌在陶冶情操、铸造国魂的精神层面自有其重要价值。身为中国人，维护并树立文化主体性，创作源于优秀传统的诗词并为之修史，天经地义。在中央政府高度尊重传统文化、国人为之振奋的今天，需要深刻反思“五四”以来“去中国化”实为走向“全盘西化”的历史，澄清观念上的种种误区，统一思想，才能真正认识到现当代诗词的宝贵价值，写出足以传之后世的信史。 2、需要深入了解现当代诗词创作队伍中知识人士尤其是国学家的实际成就 当今诗词界以及社会所知较多的诗词作者，一为老辈革命家及政界名流，如毛泽东、董必武、朱德、陈毅、叶剑英、胡乔木、赵朴初等；另一类为“五四”后成名的新文学家，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田汉、老舍乃至臧克家、聂绀弩等，而对晚清、民国间以知识文化精英为主体的诗人词家所知甚少或毫无所知，忽视诗词创作的中坚力量。以年辈分，出生于十九世纪后期、成名于晚清者，多为士大夫阶层，诗人如王闿运、陈宝琛、陈三立、黄遵宪、沈曾植、樊增祥、郑孝胥、易顺鼎、俞明震、赵熙、陈衍、梁启超、许承尧、丘逢甲、杨圻、陈曾寿、金天羽等；词人如文廷式、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张尔田、叶恭绰等，还有以柳亚子为首的南社诗人群。这一数量颇多的群体，文学史上一般归入近代，实则其中多位诗人词家皆享高寿，创作一直贯穿于民国时期（如朱祖谋、陈三立、陈衍去世于三十年代，吕碧城、杨圻、赵熙、张尔田、许承尧去世于四十年代）。活跃于民国期间的多为著名学者，如章太炎、刘师培、姚永朴、姚永概、柳诒徵、王国维、马一浮、谢无量、刘永济、黄侃、吴梅、汪东、陈匪石、邵瑞彭、顾随、汪辟疆、方东美、陈寅恪、胡先骕、吴宓、萧公权、徐英、邵祖平、乔大壮、夏承焘、王蘧常、龙榆生、詹安泰、缪钺、施蛰存、钱仲联、钱钟书、启功、程千帆、沈祖棻、饶宗颐、罗忼烈、周策纵、周汝昌、霍松林、叶嘉莹等，举不胜举，其中多有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或国学大家，大多数人新中国成立后在世，饶宗颐、霍松林、叶嘉莹至今健在。一部分知识人士不在高校、学术机构从事文史教学与研究，但国学修养深厚，创作成就同样突出，如唐玉虬、刘凤梧、沈轶刘、陈声聪、潘伯鹰、张伯驹、黄咏雩、丁宁、陈小翠、徐定戡、孔凡章、寇梦碧、朱庸斋、潘受等。此外还有书画艺术家，如黄宾虹、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沈尹默、潘天寿、林散之等，诗词皆斐然可观。此外，“文革”后改革开放时期涌现多位中青年诗词创作高手，也多为有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上列名单多有遗漏，这一规模宏大的知识人士群体，其人数与作品数量远远超过革命家和新文学家群体（仅马一浮一家就存诗三千多首，存诗千首以上者甚多），在文化学术界声名卓著，作品质量甚为精美，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首先，仍然需要澄清认识上的误区。古典诗词是品位高雅的艺术形式，为国学之英华，由历代文化精英所传承，这一特色同样体现于现当代诗词，知识人士是引领风骚的主力，不能以“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标准来轻易否定。晚清民国以来的老辈诗人词家，不论是士大夫还是时代转型后的文人学者，无不深于国学，有崇高的爱国精神和不同于流俗的品格，是传统文化忠实的捍卫者和传承者。对于吾国历史与文化，我们应该如同钱穆先生所言，怀有“温情和敬意”；或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同情之理解”。一个不懂得尊重文化大师、知识精英的民族，是可悲也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民族，“文革”反智反文化的悲剧不能重演，“钱学森之问”发人深省。一个缺乏众多文化大师的国家，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复兴。只有在尊重知识文化的前提下，才能深入了解诗人词家的心灵世界，阐发作品中蕴涵的真善美，为新世纪诗词文化之发展树立楷范。如果仍然不脱“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旧”、“雅俗”对立的惯性思维，动辄对老辈知识人士的诗词加以批判，或继续漠视甚至遮蔽诸多诗词家与作品大规模存在的事实，不可能写出全面真实的专史。知识人士诗词家群体当然存在成就高低不齐的状况，完全可以分析批评，但前提是研究者要有正当的心态。 其次，研究队伍的匮乏和研究能力的欠缺。目前从事现当代诗词的学者寥寥可数，有几位承担了相关国家课题，专著尚未问世；且力量分散，罕有交流，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撰写诗词专史的学术积累。国学大师、国学名家的诗词，意境广博深邃，风格高华典雅，而传统文化根基甚浅的研究者，面对作品，往往有语言阅读障碍，遑言深入堂奥。窃以为研究者需具备以下知识条件：①对国学典籍诸如经、史、诸子、集部诗文的名著要有基本的了解，熟悉以儒、道、释为代表的传统思想学说，尤其要了解历代诗词名家作品及相关的诗学词学理论，确切把握诗史词史之渊源流变，方能明察现代诗词继承和发展之所在。②需了解鸦片战争后一百几十年来的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既要深知西方思想学说对我国的重大影响，又不能以西学为标准解释、裁判我国诗词，郢书燕说，削足适履。③研究著名学者的诗词，不仅仅读其作品，还需通读其学术著作，全面考察其身世与思想品格、审美宗尚。④研究者最好是能写作诗词，只有具备写作能力和经验，才能切实理解名家诗词艺术方面的高妙（用典、修辞、格律声韵等），避免雾里观花、隔靴搔痒。以上就知识储备而言，要求研究者具有博览万卷、通贯古今的学力。至于实事求是、认真严谨，则是治学者应有的学风。我作为现当代诗词研究者之一，同样处于探索的阶段，学养不足，论著浅陋，远未达到应有的标准，种种设想，与同道共勉。 3、亟需系统整理出版近百年诗词文献，奠定写专史的坚实基石 众所周知，丰富的文本是人文学科研究的基础，文学史的写作必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以作家专集为依据。《全唐诗》、《全宋词》之编纂，为理论研究和唐诗史、宋词史的写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缺乏充足的文献，理论建构只能是主观臆想的空中楼阁，文学史、诗词史的写作必然单薄狭隘。近百年来饱经战乱与政治运动，国家缺乏安定的环境，未能全力从事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建设，《全清诗》、《全清词》之编纂尚未完成，现当代诗词的搜辑整理工作更是未曾着手。诸多诗人词家埋没不彰，大量作品或毁于兵火动乱，或深藏于图书馆，或流散于民间，尤其是晚清民国期间的诗词，已成为亟待抢救的文化遗产。据初步调查，此期间可知的诗词别集数量在千家以上，文本形式为书局印本或私家刻本，绝大多数未曾再版；另有诗词家手稿或钞本，已成为孤本。加上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时期陆续出版的诗词集，数量更多。大量诗词文献分散出版，版式不一（许多学者的诗词附于学术著作中印行），校勘欠精，从事研究的个人不能全面了解百年来积累而流散的文献，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而已。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十年来出版“中国近代文学丛书”收入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名家诗文集，迄今已出梅曾亮、何绍基至杨圻、陈曾寿共22家；我主编“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当代诗词别集丛书”、“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第一、二辑），共56家，分别由黄山书社、巴蜀书社出版，这几类丛书合起来不足80家，在百年诗词文献中只是冰山一角。丛书的特点，是编辑体例与版式统一，校勘也较精严，并附有与作家相关的评论资料，有利于保存和系统性研究，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编书模式。但目前所出丛书收入诗词文献的数量远远不能构成写专史的基础，为此建议： 中华诗词研究院向政府申请专项基金，成立编纂委员会，将近百年诗词的整理出版作为国家级文化工程，聘请专家在全国乃至海外普查文献，有重点、有计划地分批出版。此项工程启动后抓紧进度，十年内将有数百种乃至千种诗词专集面世，有此文献为基础，同时着手研究，才能写作全面表述百年来诗词实况的专史，于专史中选择若干重要的作家作品，写入现当代文学史。 〔四〕结 语 以上论述现当代诗词专史写作的必要性，提出几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澄清认识误区、观念统一后，即可从事实质性工作。在目前文献不足、研究力量有限的情况下，诗词专史的写作也可以考虑起步。研究院是否能成立诗词史写作组，请几位专家从事于此，在现有文献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协力开展研究，将百年来的现当代诗词分时段论述，写出初稿，并不断补充修订，或许能写出可观的专史。 以下内容或可考虑：①总论：现当代诗词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现当代诗词的总体成就与风格流派。②分论：现当代旧体诗重要作家与代表作。现当代词重要作家与代表作（现代与当代可分时段论述，但多有跨代作家）。现当代诗词的重要论著。现当代诗词社团和重要活动。现当代诗词之重大论争。现当代诗词重要总集和选本。总之，修史为极严肃慎重之事，需要从国家民族文化传承之高处与大处着眼，考虑其恒久价值。应该汲取许多文学史写作因时而变却迅即废弃的经验教训，史家的史德和史识至关重要，太史公堪为千秋典范。 盛世重文，盛时修史。在中华文化走向全面复兴的今天，我热切期望现当代诗词能尽快确立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百年来的诗词文献能系统整理出版，诗词专史的写作能圆满完成，以承续我国三千年辉煌灿烂之诗史，为二十世纪诗词高树丰碑。我作为诗词爱好者和研究者之一，愿为此事业贡献微薄之力。 〔注〕 ①王泽龙之文题为《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发表于《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②《20世纪诗词理当写入文学史——兼驳王泽龙先生“旧体诗词不宜入史”论》，收入刘梦芙、赵松元、陈伟合著《选堂诗词论稿》，308—309页，黄山书社2009年2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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