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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应该采用孔子纪年


    吾中国向以帝王称号为纪,一帝王死,辄易其符号,此为最野蛮之法,秦汉之前各国各以其君主分纪之,尤为野蛮之野蛮。于考史最为不便。今试于数千年君主之年号,任举其一以质诸学者,虽最淹博者亦不能具对也。故此法必当废弃,似不待辨。惟废弃之后,当采用何者以代之,是今日著中国史一紧要问题也。
    甲说曰:当采世界通行之符号,仍以耶稣降生纪元。此虽廓然大公,且从于多数,而与泰西交通便利之法也。虽然耶稣纪元虽占地球面积之多数,然通行之之民族,亦尚不及全世界人数三分之一,吾冒然用之,未免近于徇众趋势,其不便一;耶稣虽为教主,吾人所当崇敬,而谓其教旨遂能涵盖全世界,恐不能得天下后世人之画诺,贸然用之,于公义亦无所取,其不便二;泰东史与耶稣教关系甚浅,用之种种不合,且以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其不便三。有此三者,此论似可抛置。
    乙说曰:当用我国民之初祖黄帝为纪元,此唤起国民同胞之思想,增长团结力之一良法也。虽然自黄帝以后,中经夏、殷以迄春秋之初年,其史纪实在若茫若昧之中,无真确之年代可据,终不能据一书之私年,以武断立定之,是亦美犹有憾者也。
    其他近来学者,亦有倡以尧纪元,以夏禹纪元,以秦一统纪元者,然皆无大理公益之可援引,不必多辨。
    于无一完备之中,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孔子为泰东教主,中国第一之人物,此全国之所公认也。而中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于孔子以后,故援耶教、回教之例,以孔子为纪,似可为至当不易之公典。司马迁作《史记》,既频用之,但皆云孔子卒后若干年,是亦与耶稣教会初以耶稣死年为纪,不谋而合。今法其生不法其死,定以孔子生年为纪,此吾党之微意也。
    (摘自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9月3日、13日《清议报》,载《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1624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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