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玄识】重审20世纪中国内乱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0:10:18 儒家网 诸玄识 参加讨论
重审20世纪中国内乱 作者：诸玄识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3年1月13日 （一）引言 本文完稿之际，笔者在网上看到新领导人习近平所言：“不能用改革开放后历史否定改革前历史。”看来拙作颇具时效性。而且，如此“上下共鸣”，也说明为了确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在须要疏通历史长河，清除精神泥沼。所以禅诗云： 赤体露金风，清波无透路。 阿师脚跛不能行，休对乾峰南岳去。（宋代/释智遇《云门大师赞》） 该诗本于禅宗公案之句“树凋叶落，体露金风”。它可喻为：中华民族承受忧患，哪怕是无比惨烈的20世纪西方忧患（不仅如此，内忧外患还在与“中国崛起”竞赛，不是吗？美国岂不正在准备对她发动“末日圣战”）！然而作为忧患的另一种表现，中华民族却因这“忧患史”而被视为“病体罪身”。众生无明，被惑于西方思潮与殖民文化。诸夏失魂，万舸迷津。 （二）历史无错，惊涛船摇舵 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大成若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大白若辱，……道隐无名。——《道德经》 用圆融有机的慧心，由无尘活水处问冥百年新潮，从莫测风云的“中西因缘”感通亿兆奔腾，从不息乾坤之“健行不息”神交一代风流；让生灵与之映漾，令国风为之博畅。哪来的“历史重负”与“时代疚结”！华夏无愧于寰宇、无愧于子孙，只不过她承受忧患而已——现代中国的再大负面，都是消化“原罪”！业已凝成一体机脉的世界生命（本可全身心地化解天人冲突），却被僭居“世宰”的西方及其进化论、科学力与国族观等，割裂摧残（老子曰：“大制不割”）。大同尚未实现，吾人仍须弘毅！ 那是何等悲壮、何等紧要的国运拼搏？图存于世界的“恐怖平衡”的初始与极边，是什么概念？忧患极大以致自体成了忧患的化身。应变巨劫，唯变所适，动辄致祸，何错之有？因为这是避免劫坏的唯一选择。世界一体，霸权主宰，外缘内因不二；倾荡百年，弱势救亡，前仆后继九曲。略提两事，谁能相信？第一、右派虽冤，国策却佳，智出怪圈。若不如此：A.痛失强国机缘，前景无比暗淡；B.泯灭民族认同，真是惨不忍睹（后文详述）！第二、都说领袖造成“浩劫”。试问：斗争能量从哪儿来，何处宣泄？神州亿兆是怎样变成洪水猛兽的？不是因为“西祸”逼出五四开闸，而让西潮泛滥成灾的吗？今人正在浩劫生物圈！两造同源于二元（心物割裂），凡冤缘此。中国先内后外，从罪地燔。 万物芸芸各返根，返根复命即长存。 知常返本人难会，妄作招凶众所闻。（宋代/张伯端） 动之因在下不在上，乱之缘在外不在内，祸之根在心不在政，恶之源在西不在东。运用传统智慧把握世纪风暴：第一、从阴阳之相反相成之逆调，“玄览”滔天狂浪，知其欲擒故纵。——诗云：“两仪亦有盈亏数，万物难逃出入机。”第二、从五行之以毒攻毒之猛剂，“要妙”亢体入魔，知其曲成其事。——诗云：“五德生王者，千龄启圣人。”第三、从天地之曰生曰易之恒常，“悬悟”真史若纇，知其先否后喜。——诗云：“心合云雷清祸乱，力回天地作阳春。” 中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凭借中国文化与科技，突破地理障碍与精神禁锢，遂走向世界，再以“全球性生态”来积聚资本，膨胀实力；从而疯狂征服，无情“弑母”（自然母亲与文明母亲）。20世纪，在欧美主宰的“一体化”世界中，国际性与强霸力影响着民族生命的“因缘聚散”；其摧折历史脉络，残毒文明机体。作为西方受害者的中国，岂不陷溺深渊，谷底悬爬，而绝地反击？其难度与负面均极大，怎堪忍受？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如果不是几乎是自杀性的“转型”、从而形成几乎是“毫无人性”的军国机制（全民族的战斗序列，最大化的组织力与动员力），则根本无法应对这有史以来的最烈忧患；若非大智慧、超战略、神变通，何能化险为夷、走到今天？凡此皆风云际会于领袖，躬逢之众乃“乐推不厌”，与之共命；今世之人何“以史为鉴”，敬而远之？诗云：“百紫千红今烂熳，人生谁似英雄半。” 一个涵融遍天下的祸因乱源的文明，明道若昧，其昧也智；以柔克刚，大器晚成。 一个承受最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国度，度难尤祸，其祸也值；假亡以存，先否后喜。 一个于极大外患中应劫而生的治者，有为似罪，其罪也功；受国凶垢，义正言反。 （三）理解过往，怎驾驭潮流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以断其吉凶……。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易经》 源于“原罪性恶”的西方的生存方式极具爆炸性（由放纵“人性”所致的愈益斗争与冲突），仅在其有机会向外平衡之际，它便会产生“文明”、出现“奇迹”；但若不能向外平衡，则是自我毁灭，或者蛰伏于宗教救赎。然而，“文明奇迹”是伤害外部世界，直至殖民与资本扩张之最大化，乃爆发世界大战，再到耗尽生物圈而全体毁灭。现代中国被卷入西方的资本周期之中，即走向历史的反面；在1950－1970年代，中国则完全没有向外平衡（全球循环）的机会，从而“爆炸性”聚集于内，这意味着社会不断内耗、民族趋于消亡。正是毛泽东在那绝对危险——两霸威胁、冷战濒毁——的时期，驾驭这“爆炸性”来“保球籍”的，幸而他为中国取得“出海权”（以中美结盟为契机）而转危为安！今人茫然于此，却责其“乱邦”：好端端的国家被他搞坏了！——似如古人所云：“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礼记·大学》）；“大恶者应劫而生，扰乱天下”（《红楼梦》第二回）；“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左传》。这真是“愚昧无知”（西方的线性思维乃重视国别制度，而惑于有机历史的因缘祚命。佛家云：“依正不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是由革命激情变现而来的（佛经：境由心造。诗云：“忽睹光明志意学，华藏神通惊变现”），所以她也需要消化革命激情——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释放、被现代思潮所强化的“爆炸性张力”。如此人类“心能裂变”的缘起与消退，皆非易事，此乃宗教或宗教般的精神之恢弘光大。在传统中国，为了弭息这爆炸性张力（群经所论：人心物化→人性迁恶→智动妄作→天灾人祸→万物糜灭），花了一千多年的时间（从汉到宋），故曰：“圣人久与其道，天下化成”。摘录历代思想家概括儒家之“化民成俗”，从而令历史中国“礼乐化”，如下： ……民易动而难静，而乱世之民为甚。 一动而不可止者，势也。太上以道处势之先，而消其妄，静而自正也。 民之易动于犷悍慆淫、苟简喙息，而畏礼法之检束，亦大化之流所易决而难防也。古之圣王忧之切，故正其氏族，别其婚姻，域其都鄙，制其风俗，维持之使若其性。而民之愚也，未能安于向化而利行之也。廉耻存，风俗正，虽有不利，而固不忍于禽行以不容于乡党。（王夫之著《读通鉴论》）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隋书·李谔传》） 现代中国，为了救亡图存，则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撤销“礼防”，倾泻洪水猛兽（爆炸张力）；然而毕竟是释放容易，控制难。新中国丝毫不能返回传统，从而使人心从“知动妄作”变为“仁静清净”；因为在这世界战国、球籍危机的时代，一旦“复礼归仁”，犹如作茧自缚，必是坐以待毙。在“据乱世”（古代战国或现代世界），儒家难有“用武之地”，尤不如法家，后者则能贴近于总动员、总体战的“军国机制”；当此之际，儒家散之诸野，待用于“剥极必复”。正如先秦法家所云： 国有礼、有乐、有《诗》、《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商君書‧去強第四》） 顺便一提：就中国旧政而言，如果说儒家是“中庸”的话，那么佛家、法家当为两端：分别是“阴静”和“阳动” ；阳动则当务之急于战乱，阴静则潜移默化于争心。无庸置疑，法家比儒佛更能“显学”于现代世界（特别是20世纪），但它却是“小巫见大巫”了！比较现代政治以其制度性与组织力服务于战争机制（军国机制），法家与其说是“极端”，还不如说是“中庸” ，在这方面，它还不如民主国家（适合于强势地位），遑论极权体制（适合于相对弱势）！ 这就是说，“爆炸性张力”在今天这个“世界战国”的时代，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对于异常危险的20世纪中国——的幸存，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美苏英三强“雅尔塔密谋”把中国置于“铁幕”之中，从而剥夺了她的“出海权”（参与世界市场和西方经济）；这样，“洪水猛兽”就不能由政治动物转成经济动物，亦即无法将“爆炸张力”纳入一个合乎理性的“竞争机制”之中，从而化作“文明奇迹”（包括资本主义、民主与法治）。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若在苏联扩张或对华援助的情况下，对于它们各自也难免是大起大落，浪费不堪；如果全然是本土循环，那必是动辄失衡，寸步难行。拿西方来说，若非征服世界与全球循环，工业革命必使不列颠变为废墟，使欧洲倒退于史前（真是那样就好了——生物圈及其众生还能继续存活几十亿年，而非如今之濒临竭绝）！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新共和国，“洪水猛兽”或“爆炸张力”依旧存在，而且有增无减，仍是在否定社会稳定，其危害性毫不亚于两霸对她的致命重压；如果不是超权威与超高压，则内忧外患乃里应外合，那无疑是中华的灭顶之灾和万劫不复（在毛看来，官僚主义通款苏修，自由主义迎合美帝。不久前，苏联在其支援中国革命的同时，吞食蒙满回疆。美国投送民主派赴延安，游说亲美、怀抱民主；结果怎样？美国把新中国推给苏联，以换取西欧复兴，苏联却令她订辱约、赴韩战）！ 那么，毛是如何处理“爆炸张力”呢？如前所述，新中国不可没有它，故而他只能是设法驾驭之、利用之、宣泄之。对外，尽管只是少量用于冷战，但准备宣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后者不是不可能的！对内，除了投入非理性、高浪费、难持续的生产力之外（笔者重申：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或现代化必需向外平衡，最好是全球循环和世界贸易，至少是国际援助或侵略异域），“爆炸张力”还得被用于“四反”：A.反封建性，以免社会阴柔，国弱军钝；B.反旧势力，以免中华陷溺，水深火热；C.反官僚化，以免政权蜕变，官苛民疾；D.反自由派，以免江山变色，政分疆裂。终乃统合所有、集大成于“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今看来这实在可笑，但吾人当谅解历史国情。这是由西方祸患所逼出的、源于启蒙运动的人性解放，它使传统的“仁者静”的社会转为冲突极大的“霍布斯状态”——除非把洪水猛兽变成“利维坦”（怪兽），去吞噬生物圈（现代化）或摧毁地球村（新大战）；如果条件尚不具备的话，那就只能是自相吞噬、自我摧毁。正是此情势下，毛处理极大忧患、度过无比难关的！为什么现代中国在其蒙受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创巨痛深之后，再遭罹内战与浩劫呢？此乃如前所述美苏英三强之雅尔塔密谋，安排国际共产主义东移，会师于中国革命，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剩余”注入之（尽管斯大林原非如此，却被美国推着走）；否则的话，阶级斗争的重心就会返回其发源地西欧。果真如此，那是毁灭性的热战，而非妥协性的冷战。可见，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拥抱了世界的祸因乱源，而让西方幸存下来，让人类苟活良久！ 纵观历史长河，如果没有一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文化精神来维系“可大可久”之华夏，那她早就解体而不复存在了。梁漱溟说：“以若大民族，若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维持树立其文化的统一者，其必有为彼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唯以此中心，……民族生命扩延得久。”20世纪深陷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同样也面对如此致命性的精神危机。由斗争哲学、进化邪说与其他西方思潮所催生的“爆炸张力”、所引擎的“洪水猛兽”，正在撞击神州根基和淹没民族认同。比较可知：强势国族之人民能够“共信共喻”于宪法，呼之欲出爱国热情，而向内团结，一致对外；弱势国族之人民则会“自暴自弃”于传统，蓦然而生民族虚无，而崇洋媚外、千夫指内。除非这般精神危机能被及时遏止，中华民族必趋于冰消瓦解。国民党与蒋介石曾是这方面的中流砥柱，但很快就被自由主义侵蚀蛀坏，又被共产主义摧枯拉朽（从《中国之命运》开罪各方——尤其是原较温和的闻一多——这件事，便可知西方价值开始压倒华夏认同）。当此之时，绝对的宗教般的领袖崇拜之旭日东升，确能驱散“欧风美雨”、照临“东亚病夫”，一改中华之“哀莫大于心死”之颓势；何况共产主义宏具国际性与时代感，兼摄历史情与终极义，激奋超越观与批判力。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中华道统沦落之际的一种紧急替代与权宜补救。 老子曰：“孰能浊以静之徐清？”——谁会把这个“五浊恶世”变得清静下来？除非全世界都被统摄于“儒佛轴心”，个别国家——特别是矛盾聚爆于内的国家——是无法消除“爆炸张力”的（其表现为大群“妄作凶”）。所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而且如前所述，现代民族国家也不能没有此凶物；否则乃坐以待毙，不战而忘。因此，在那些“爆炸张力”绝难被处理的国家，只能是依靠“超人”来驾驭和宣泄之。 我们再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这个问题是何等严重。人类社会“动静”三阶段：第一、从史前到铁器革命为止的草创阶段，是“相对之静”，大抵能够自然而然地保持“生态平衡”——诗云：“男耕女织桴鼓閒，四民不动安如山。”第二、在其后到工业革命的两三千年的历史时期，乃“相对之动”，儒释道等使之平衡，从而延续历史长河，以免总体消亡——诗云：“阴阳消长既未已，动静吉凶那不知。”第三、近现代则为“剧烈之动”，这是因为西方“幸运地”把传统东方的“平衡力”，巧用于打通“天堑”——从文化系统与地理系统的薄弱环节获得突破，从而能够以破坏生物圈来剧增破坏力，扼杀传统，倾荡世界。——郭小川诗： 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去变化! ……这里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人人都在枪炮齐发； 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 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 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 就大趋势而言，丧失传统调节功能的现代世界的“剧烈之动”，必将造成全人类或地球村的毁灭。诗云：“……惆怅祸乱波流洪，目极征鸿淡淡天，万古消沉向此中。”然而在此之前，各国的生存之道还是有着“优劣”之分的——富强者是因为它们能够使其“剧烈之动”或“爆炸张力”向外转嫁，平衡于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贫弱者是因为它们无法向外平衡，而且还不得不承受内忧外患（内外双重的“剧烈之动”或“爆炸张力”）。后一类国家便有着社会内耗、民族自杀的趋势——“总蹈危机吞祸胎”！ 追古抚今，历史中国虽然基本上能以文化遏制上述“文明负面”，但也难免出现阶段性的失衡，也难免常有天灾人祸与内忧外患（内部和外部的“马尔萨斯危机”，亦即人口/生态的失衡。诗云：“古来祸乱非偶然，国有威灵岂常恃”）；因为她从不向外平衡，而是推行“天下太平”，故而其负面与失衡则就会凸显于内，载于史籍（所以诟病于今世）。关于历史中国由人心“物化”、大群“妄作”所造成的周期性的社会动乱，王夫之所论甚精。他强调，战国之前，振频较小，而后变大；再者，动乱的机缘在下不在上，主要是人心之不静，亦即笔者所言“爆炸张力”。王夫之云： 纣之无道，虐加于民，而诸侯或西向归周，或东留事纣，未尝日寻干戈，竞起为乱也。天下之志相胥以静，而弄兵乐祸之民不兴。及乎纣虐革，周政行，而皆仍故服，无与炀之，不待扑之也。战国之争，逮乎秦项，凡数百年，至汉初而始定。三国之争，逮乎隋末，凡数百年，至唐初而始定。安史之乱，延乎五代，凡百余年，至太平兴国而始定。靖康之祸，延乎蒙古，凡二百余年，至洪武而始定。其闲非无暂息之日若可以定者，然而支蔓不绝，旋踵复兴。非但上有暴君，国有奸雄；抑亦人心风俗一动而不可猝静，虔矫习成，杀机易发，上欲扑之而不可扑也。夫秦与晋恶能摄天下之心与气而敛之一朝哉？故陈胜有辍耕之欢，石勒有东门之啸，争乘虚而思起。此兵之不可急弭者，机在下也。……天下之毒痡又不在独夫而在群盗矣。（《读通鉴论》） 历史中国，由“爆炸张力”失控而致“天下大乱”，不外乎是改朝换代伴随剧烈人祸；但总是能够复兴，社会拨乱反正，文明否极泰来，虽有“亡国”，而无“亡天下”，并且拥抱更大的“天下”。这是因为昔时文化自信与“华夏认同”皆是无与伦比、坚忍不拔的——虽王纲倾坠，亦是“礼失求诸野”。王夫之又说：“风教之兴废，天下有道，则上司之；天下无道，则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后风教永亡于天下。”（《读通鉴论》）然而现代中国，倘若空前猛烈的“爆炸张力”不能被驾驭，何止是改朝换代与剧烈人祸（从某种意义上讲，民国也是被它冲垮的），那真是“四分五裂、亡国灭种”！这是因为现代忧患与西方思潮极难被克服、被同化，而且传统风教已被扫除殆尽，中国的自由主义不遗余力地用“普世价值”压倒“民族认同”，这已经起到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此情况下，“爆炸张力”一旦不能被驾驭，那一定会被民主派所误导而汇入内忧外患之中，以致恶性循环，不可遏制。另一方面，尽管领袖驾驭与宣泄“爆炸张力”的过程本身也是牺牲传统文化，但它毕竟能在“以毒攻毒”而涤荡思潮的条件下，为中华民族保留了哪怕是个有肉无灵、遍体鳞伤的身躯；不久之后，其文明还可以“借尸还魂”（物质文明，人欲横流，行尸走肉，非“克己复礼”而不见“万物之灵”）！今所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崛起，而且是“文艺复兴”。诸位注意，今之中国，尤其是港台诸夏，不能说没有“民族认同”的危机；另一方面，内忧外患乃与“中国崛起”同步升级。设想：不久将来，如果全球经济极度恶化从而致命性地影响国内，困于生计的亿兆万民则会从经济动物变回政治动物，原形毕露于“洪水猛兽”，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或普世价值更深入人心，可怎么办呢？领袖驾驭有待于“时势造英雄”？对外战争共毁于“春秋无义战”？民主混乱趋于“三百年殖民地”？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皆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四）怎保球籍，代价何其大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乃终有庆。 ……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易经》 《诗经》所论民情有两种：第一、“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大雅·蒸民》）此谓太初有道或教化之要，可致社会安和，天下太平。其虽不堪于人满为患与外患频仍，但它能使华夏文明在起伏中绵延亘古。第二、“民之贪乱，宁为荼毒。”（《大雅·桑柔》）此谓人之物化或礼防决溃，泻放洪水猛兽，祸乱屠戮。西方或现代的民情属于第二种，但它把其中的对己有害的部分，转向外部世界或地球生态，因而其能实现“人性恶创造历史”（黑格尔所论）。当今中国大抵如此，但在1980年代之前，她很难做到把内部矛盾疏解于外（输毒于外——商鞅）。 在欧美主宰的现代世界，一个民族国家如果没有机会进入世界市场和西方经济（从而不能分享全球性生态），这就是说，它被剥夺了参与全球化的权利，那是很悲惨的——这意味着该民族国家的生存权受到威胁！果真如此，在其内部，由民生困厄与西方思潮所致的矛盾乃聚爆并发，众生如洪水猛兽而吞没任何一种组织力与强制力欠缺的、因而较为温和的政治；若非专制高压、严刑峻法而不能止乱，以致暴民暴政恶性循环。此乃“霍布斯邦”（相争相害、万人战争），加上“马尔萨斯陷阱”（人祸天灾、人口耗丧）。用道德标准或宽松社会的标准来衡量此种状态，是不公平的；尤为愚蠢的是，把它归因于没有民主、法治、人权。这“三位一体”加上“三权分立”的欧美政治，是以社会宽松从而公民理性为必要条件的；如果我们硬要把该体制推行于一个“紧张社会”，那简直是制造混乱，不可收拾！即韩非子云：“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五蠹篇》）在这般大群亢奋、矛盾紧张、无法“理性”的社会状态之中，恶多善少，何况“必有之恶”成了幸存手段；和平时期死于非命的人多于战时，政治运动与决策错误看似万恶之源，实乃权宜之计。如此社会，“应运而生的大仁者”毫不胜任，“应劫而生的大恶者”方可作为；另一方面，领袖乃承受着国家民族的污垢与不祥（老子曰：“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亦即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在充满压力的时刻，文明的面具就会被撕掉，露出……那种生冷人性的原始面孔。但引起文明衰落的道德责任却要落在领袖们的头上。”（《历史研究》第141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正是如此。美苏英三强以《雅尔塔密约》改变东亚均势（中苏等共产主义会师于东北亚），造成“改朝换代”，新中国被“安排”在苏联一边（毛在其胜利进军之际，仍希望接良缘于几年前与之有着“延安初恋”的美国，后者却“忍痛割爱”，旨在向苏联换取西欧的非共产化）。不久，极不信任毛的斯大林就置新中国于冷战的热点（朝鲜战争），让她与美国正面冲突；这就彻底断送了新中国参与世界市场和西方经济的机缘，尽管朝鲜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很大的长远利益。（设想：如果新中国被美国打败，那中华民族的命运是极为悲惨的——苏联就会顺理成章地按照不平等条约来夺取蒙满回疆，并与西方妥协而瓜分中国。中华屹立，白种人似有“道德”；她一旦亡国，则白种人就会穷凶极恶地再灭“野蛮人”）。 一方面，新中国自是百废待兴、一元更始——“星象风云喜共和，天威已息阵堂堂。”（杜甫诗句）另一方面，诞生于革命斗争的她，也必需涵容革命斗争——“汹汹人寰犹不定，时时斗战欲何须。”（杜甫诗句）五四所释放出来的、愈益强烈的“爆炸张力”（源于人心的冲击力与斗争性），非同小可，佛经云：“心造地狱”。如前所述，亿兆万民如洪水猛兽：唯在“参与世界”的条件下，他们乃以经济动物嚼噬地球生态（资本主义）；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他们则以政治动物撕咬华夏机体（阶级斗争）。没有全球循环的工业化或发展，动辄失衡，令民族国家难以承受，以致造成极大的浪费和破坏（在中央计划经济的方面，苏联比新中国有更大的可调节、可平衡的国际空间，而且它曾夺取土地和战利品）。新中国必需处理“爆炸张力”：一是利用它来对外抗争，主要是应对两霸，还得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二是依靠它驱动大生产、大跃进，即使是“计划经济”，也总是失衡；三是经常要以政治运动释放“过剩能量”，以免积聚失控而爆毁劫坏。不久前有法学家批“运动治国”，然而，在当今中国，它固然无端添乱，以权害法（王薄事件）；但在早先阶段，它必须是非常手段，必有之恶（驾驭激进）。所以，在共和国前期，异常动乱与极多人祸实在是在所难免的。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罪于领袖与政党的错误。诗云：“庙堂慎用太平策，畎亩先知祸乱机。” 处于宽松社会或时代的人们，特别是那些习惯于西方思维的学者（例如郭嵩涛、胡适之流，一到欧美就“换位思考”，还有很多从未出洋的中国人尤仰慕“胡天月圆”），他们很难理解一个限于内部而自体循环的现代国家的“困兽犹斗”（西方的受害者和反抗者：其经济是上马下马，强制平衡，山河破碎），更难理解亦是限于内部而自体循环的传统文明的“停滞不前”（和谐的守护者：其经济是文化调节，成己成物，天人合一）。一个宽松社会与一个紧张社会，它们的组织、制度和权力的性质与形态是完全两样的。基于国土生态的文明和倚靠海外生态的文明亦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用宽松标准来衡量紧张状态，远非明智；用寄生性文明的价值观来批判共生性文明，更是荒谬。诸位须知：第一、传统中国是在限内发展、高度紧张和矛盾聚爆的情况下，在不伤害外部世界、反倒承受各方忧患的情况下，开拓出一个无限空间的“礼乐文明”与超越国族的“和同天下”，此乃举世仅见、无与伦比的和平与永生的模式。第二、时值近代，中国由于固守传统、不敢打破和谐因而“落伍”，深陷文明谷底、险些亡国灭种；然而从那以后的百年中，她在吞食愈益增强的内忧外患的过程中、在中国与世界皆处于“恐怖平衡”、濒于毁灭的情势下，扭转乾坤而绝处逢生，并且跻身超强而举足轻重。这难道不是历史长河中的另一个奇观吗？！ 推演上述道理：在没有传统文化制伏人心的条件下，对于世界冲突之中的每一国族来说，如果生存竞争的重心在外，分享相对很大的地球生态（表现为世界市场和资源），因而内部宽松；那么，上下左右便能利害一致，于是政通人和，庶绩咸熙。如果生存竞争的囿限本土，仅能占有较少的人均生态（不能平等地参与生物圈），因而内部紧张；那么，上下左右皆是利害冲突，于是矛盾聚爆，内忧外患。这第二种情形，改变逆境的关键是，设法突破国际政治的障碍，摆脱霸权的致命重压。进而，同样是第二种情形：若是“民盛政柔”，则必一事无成，而且会加剧内忧外患或天灾人祸；反之，若是“政猛民弱”，则尚有希望——突破“围堵”，争取“海权”；此须以柔克刚，乘势就虚；从而上兵伐谋，外交先行：坛坫周旋于诸邻，折冲樽俎于列强。 进而言之，紧张社会与宽松社会尤其是在生存手段的方面，完全两样。在国际对抗条件下的宽松社会的生存手段，主要是倚靠霸权或加盟之，而令该民族国家能在地球生物圈中占有足够的份额。那么，紧张社会又是怎样的呢？详述如下： （甲）、历史时期是：要么向外用力，劫掠异族，冒险求生；要么向内用力，制伏人心，减少竞争。后者乃皈依宗教或文化光被，其虽不能消除人祸天灾（“马尔萨斯危机”导致人口减半），但却能起死回生、转危为安（免于“霍布斯危机”，即克服争心、化解争祸）。如果既不能向内用力、又不能向外用力（或是失败），那便是民族自杀或文明消亡。 （乙）、在以国族争衡为常情的现代世界，紧张社会可能是“恶性循环”，也可能是“良性循环”。按照先秦法家，“政胜民”则是良性循环，“民胜政”则是恶性循环。第一、紧张社会的恶性循环是，由于“民胜政”，民族国家无法“向外用力”；故而它不堪于越趋严重的内忧外患，终致“四分五裂、亡国灭种”。相对温和的蒋氏民国险些如此，即其很难克服“民胜政”。诗云：“民强官弱亦已久，往往州县翻低回。”1930年代，倘若蒋介石疏于“整军经武、靖乱御侮”，从而“共赴国难、结盟抗战”；那么，中国就会被日苏等列强乘乱瓜分，蚕食鲸吞。是故商鞅曰：“凡战法必本於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於邑斗，而勇於寇战。”（《商君書‧戰法第十》）商鞅之论，可公式化为：强政统合（防止分裂）→严禁民争（取消多党）→杜绝私议（扫荡思潮）→上下一心（国家至上）→内和外战（有效机制）。 第二、紧张张社会的良性循环是，由于“政胜民”，民族国家才能“向外用力”，而争取“球籍”。这对于那些相对的“大国”来说，有三种方式：A.希特勒：强势征战，玉石俱烂；B.斯大林：侵邻惯盗，聚力抗暴；C.毛泽东：严阵以待，伐交出海。《孙子兵法》云：伐谋伐交，全争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有毛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重演“战国策”，运计“合纵连横、朝秦暮楚”，因而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轮流“扶植”下，先后启动工业化与现代化，并且共赢西方，和融世界。相比之下，苏联分崩离析，前功尽弃；美国不战而胜，徒有虚名；谁是冷战的真赢家？德国，日本，还是中国？ 此须说明：在西方主宰的现代世界。相对强大的国家的彻底战败，其命运乃各不相同（这里所说“彻底战败”是指征服性摧毁，而非条约式认输，后者仅割地赔款，前者任彼宰割）：A.相对强国的彻底战败（如德、日），如其地缘政治可被利用，便能被收编加盟；B.既大且强者之彻底战败（假如苏联或俄罗斯），则必将是小国林立、彼此对立；C.像中国这样的亘世大国，而且善于统一与复兴，其若是彻底战败，那一定是极为悲惨的！——西方本质上是种族主义，尤要否定异端生命，消灭“垃圾人口”；这在国际均势、国族争衡的情况下并不显著，但若平衡打破而压倒一切，它就会穷凶极恶于灭绝土著，而无所顾忌。 笔者敢肯定，今之批评者都是“事后诸葛”，他们的智慧都远不能经世致用于古今，更不用说弘济时艰于危局！毛的后半生从未松懈于应对中国与世界的“终极劫难”，今人处于“恐怖平衡”为期良久，早已麻木，因而实在难以理解那个时代的伟人之近忧远虑。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文明虽是亢奋不已，实乃异常脆弱；就像风雨飘摇中的一栋危搂，或如沧海横流中的一艘破船。虽说进入“冷战”，亦是人类社会首次面临全面毁灭（除了古巴危机，中国都在前沿）——世界大战与经济萧条几乎成为周期而笼罩当时，核子毁灭的威胁迫在眉睫。而且新中国之初，其地缘政治则被苏联扼住，又有新辱约所确认华疆之大半分离（“补充协定”第十七条）；苏联挟此而迫使她火拼于西方阵营，朝鲜战争虽然暂且缓解中苏矛盾，但更严重地对阵于另一个超级大国，而后转为中苏冲突，时时刻刻都有可能毁灭——这就是为什么毛急于大跃进、原子弹、搞三线、深挖洞！驾驭国内的愈涨益烈的洪水猛兽（右派也是激进分子），骑虎驱狼，挟山超海。毛就利用这“爆炸张力”，扫荡离心势力，凝固一盘散沙，保持高亢气势，准备孤注一掷。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再来宏视：他，大有为于世界的“恐怖平衡”的边缘：对外，以“敢战善守、纵横排阖”来补救倾斜，从而推迟热战核毁；对内，以“施猛攻毒、欲擒故纵”来驾驭狂潮，从而防止聚爆乱亡；终于汇通内外，开创新局，从而不久之后，亿兆投入四化，两霸变为多极。正因为如此，中国乃至世界的“球籍”才被保住；其事关重大，以致业已“承上启下”于历史长河，或将“拓开生境”于西方终劫。 （五）冤案有缘，长河洗怨情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道德经》 1957年10月15日这一天，是对于新中国至关重要的。很少人了解它，即使了解的，恐怕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事件本身并不神秘，网上可得耳闻：其一是中共中央颁布《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即掀起反右运动；其二是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即苏联向中国转让诸如火箭、原子弹、导弹和航空等尖端技术；第三件事是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它选在这一天，在宣传上与前两者不无关系，但历史意义不能与之同日而语，所以本文忽略不计。那么，前两件事对于新中国究竟有什么重大意义呢？一是所谓“运动治国”走上不归路：阶级斗争吞灭民族精英，直奔文革，而致十年浩劫，致中华民族到了崩溃边缘；一是所谓“确保球籍”有了杀手锏：现代科技奠基钢铁长城，紧拱国家，而让四化腾起，让中华民族拥抱伟大复兴。进而，此两件事是怎样发生的？它们有什么关联？何故“一损一益”，而非“两全其美”？换句话说，为什么会发生反右运动，真的是像今人所云“毛搞阳谋”或“党犯错误”吗？这就是笔者所要回答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乃“明升暗降”——其“有形部分”（职、权、势）虽是至高无上，却受到不同程度的抵触；其“无形部分”（精神领袖）作为一个超强政党的光环，则愈益神圣化；由此，毛和其他开国元勋之间便产生隙嫌和猜忌，而苏联因素则又使之复杂化和尖锐化。 先前，斯大林谋划的令新中国与美国正面冲突的朝鲜战争——特别是中国军队的英勇善战缓解了他的“恐美症”——基本上打消了苏联对新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猜忌和歧视（1944－45年美国的“延安经验”、内战中马歇尔抑蒋纵共和1949年毛邀请司徒雷顿，凡此让斯大林极不信任毛；后者访苏而被置于“冷宫”，又被强加于不平等条约之最）。1953年新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苏联援建的大型项目为主，基础性的军事工业占了相当比重，但几乎没有尖端科技。斯大林死后，由于内外矛盾而互相依赖，双方关系乃升温，尤其是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而开始热烈起来：苏联除了落实和增加援建工程之外，还基本上废除斯大林强加于国共两党的不平等条约（除了外蒙）。在此期间，毛向赫鲁晓夫提出，请苏联帮助中国造原子弹，未被明确答复。（有一例外，算是尖端技术的援助，即1954年11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歼击机）。 然而，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上抛出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严重冲击了国际共产主义。在中国，上层，开国元勋们毛骨悚然于“苏共教训”，谈虎色变于“明朝功臣”；他们在此方面的共识与言行，使毛趋向于变成“孤家寡人”（他们要求毛“退居二线”。几年后毛表示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他的政治局同事们非常赞同，甚至要求他卸任党主席）。下层则是另一番光景：受东欧“去斯大林化”的影响而躁动不安，而毛则利用这般不稳定倾向来“初发难”而“下克上”；毛尝试发挥其精神领袖的作用施展“群众运动”——重操旧业于“造反”；按照他的口头禅，就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鬼”即当朝相帅，“钟馗”即叛逆士民。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显然是受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它摈弃“毛泽东思想”，主张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在今看来，此种精神既开明，又符合时代潮流。诗云：“明明政化若流水，祸乱之梗谁阶基？”姑且不论这一点，即在此冷战正酣、世界濒毁、球籍危机、中国多事之秋，必需以“军国机制”来应对“全球战国”；当此之际，一个弱势国家采取政治分权，是否可行？不管怎样，视毛为封建帝王，乃庸俗所见。诗云：“毕竟英雄起布衣，朱门不是旧皇畿。”在毛自己看来，新中国的党内分歧，不仅是争夺最高权力，而且更意味着：革命家蜕变为特权阶级，坐享江山，从而人民重新遭受压迫。 大邦开国赏元勋，秘殿陛班宠旧臣。 饪味几年调鼎鼐，丹青何日画麒麟。 千官祖軷都门外，驷马嘶鸣颍水滨。 已见刊碑新隧路，无穷堕泪故州民。 （年代:宋 作者: 苏颂《司徒侍中贾魏公挽辞二首》） 以人民政权来压迫人民比“三座大山”还沉重，这是毛的困心衡虑、思深忧远之所在！老子曰：“圣人处上而民不重”——使人民免于政治压力，毛就是要打造这样一个社会主义。诗云：“看君绿发雄姿，况千载风云正遇时，便登高舒啸。”不仅如此，毛要摈弃古今中西，创造理想极致；驱动这有史以来最强烈的“爆炸性能量”，来砸碎旧世界，实现新大同——毛诗：“人类今闻上太空 但悲不见五洲同。”尽管是乌托邦，最起码也对政党政治的官僚化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为此，毛有理由号召“继续革命”。 在1956年4月至1957年5月之间，毛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动党内外、各阶层的人士，自由发表意见，使得全国沸腾起来。特别是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与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言。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史称“大鸣大放”。笔者认为，这似为自由主义的“春暖花开”，诗云：“百花含蓓东风里，南园小雨朱扉启”；但实际上，它是十年后的“文斗”的雏形或预演，诗云：“似是将雏有先兆，主林神为瑞斯文。”然而，不管是“激右”的愤愤不平，还是“极左”的跃跃欲试，皆是“流产”——被扭转为自上而下的整肃运动。 “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原因有两：第一、受苏联及东欧反斯大林的影响，中国鸣放的“热火朝天”，逐渐聚焦于毛本人（说他是“封建帝王”，是“当代的秦始皇”），这使他在党内既难堪、更孤立。第二、当此国际共产主义急转直下之际，陷于内外交困的、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渴望与中共中央加强团结、提升两国的战略及军事同盟的关系。这是引进尖端科技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毛与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必需求同存异、百虑一致于迎接“良辰美景”，进入“中苏蜜月”；故而他们就得及时扭转中国的社会运动，将其置于民族生存与中苏友好的轨道上。变化的契机是1957年4－5月间，伏罗希洛夫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华，贵宾不失时机地批评中国的“大鸣大放”，指其正在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损害中苏友谊和国际共产主义。作为首倡者的毛自然予以辩解，说这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源于中国特色的历史情结；但不久，毛就作了妥协，并且婉转而诙谐地认同对方。阎明复回忆道： 1957年4月15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抵达北京。……4月15日晚上,毛泽东请伏罗希洛夫共进晚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作陪。伏罗希洛夫坦率地提出,苏联从上到下都不理解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理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允许在报纸上发表大量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甚至反苏的言论。苏联人民怀疑“双百”方针正在为资产阶级思想提供讲坛,它必将导致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泛滥,必将削弱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毛泽东回答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是中国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一个口号,古为今用,我们利用了它。在学术问题上提倡“百家争鸣”,可以防止一些学阀压制观点不同的学派。“不能做温室里的花草,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伏罗希洛夫没等毛泽东把话说完,就反驳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些反对共产党和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敌人会抓住一点缺点,大造舆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闹出乱子来的。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请苏联同志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国共产党也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他们放出来的东西我们登出来了,其中有“香花”,也有“毒草”,把“毒草”作为反面教材,也有好处。让他们放到一定时候,我们将反击。在伏罗希洛夫从中国去印尼、越南访问期间,毛泽东请周恩来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介绍了中国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周恩来于5月21日和23日两次接见尤金大使,通报了有关情况。在伏罗希洛夫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又于5月24日和25日两次亲自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中国整风、大鸣大放的目的和进展情况。 《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反右檄文，就是毛在这段时期撰写的（1957年5月15日）。在此之前的一些日子（5月初以来），他痛感“鸣放”失控，被民主派掌握了主导权，而把运动引向邪路，违背了他的本意——自下而上地反对官僚主义（一场小型的、但“纯粹文斗”的文化大革命）；因此，他就将计就计，“引蛇出洞、施展阳谋”（一位他身边的人后来回忆道：“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大概是在苏联代表团结束访华的前夕，两边达成高度共识与充分互信。送走客人，毛和他的同僚便组织反右。从6月初到10月15日左右是揭批右派分子的高峰期，中苏蜜月即开始于这个“夏日残花、秋风落叶”的时候。诗云：“卷尽残花风未定，来时相遇夕阳中。” 关于这一阶段及其后的一两年里，苏联援助中国，包括给予尖端技术，专家多有详论，网上连篇累牍；本文限于主题，仅援引其要如下： 50年代中国曾多次要求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50年代中后期，由于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中的需要，赫鲁晓夫向中国有偿提供了一批绝密的核设备，无偿提供了核技术，派了千余名专家，帮助中国建成了核反应堆、回旋加速器、湖南和江西铀矿厂、兰州浓缩铀厂、包头核燃料棒厂、酒泉核研制基地、新疆核实验场等核武器研究所需的一整套核设施。（《苏联援华40 年真实内情》 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中规定苏联向中国转让米格-19歼击机和图-16轰炸机，就其技术水平来说，两者都是苏联当时最新装备或最新型号之一，并不是如一些资料所评价的是落后的、过时的装备。……。（刘艳琼：《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转让的航空技术探微》） 在苏联技术协助下建成的企业的产量1960年在中国的总产量中所占比例为：生铁百分之三十，钢约百分之四十，钢材百分之五十以上，载重汽车百分之八十，拖拉机百分之九十以上，合成氨百分之三十，发电量百分之二十五，汽轮机和水轮机百分之五十五，发电机约百分之二十，铝百分之二十五，重型机床百分之十以上，等等。（《苏联对中国的工业援助资料》） 从上可见，当时的中国面临“两选其一”：要么加紧“保球籍”，诗云：“逸少兴公虚论胜，百年机会更谁乘”；要么接纳“自由化”，诗云：“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接纳自由化则与苏恶交，错失良机，而且政争国涣，怎保球籍？故而从长计议，力反右派。就连从毛本人——不愿“一边倒”的他——此时也极为重视“中苏友好”；因为他很清楚，眼下之国内固本、国际求生，中国皆离不开苏联。古希腊名言：“应当选择那些在危险时能够在我们旁边的作为同盟。”诗云：“塞翁得失何须论，且共沙鸥暂结盟。”（沙鸥借喻沙俄，时为苏联）。 然而又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因为这毕竟是悖论或矛盾：一方面，反右难道不是冤案吗？孟子不是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另一方面，毛当局不也是“理性行事、明智之举”吗？常言道：“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原话：“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黑格尔使用“理性的狡猾”这一观念，来“圆融”诸如此类的历史悖论；他认为，“世界精神”就是狡猾地利用了“世界历史个人”的非理性动机，来实现它的理性目标。这就好像毛的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进而，笔者从黑格尔的另一观念——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来充实之，详述如下： 第一、从“球籍”来看，若非“中苏蜜月”则无中国工业化之奠基，同样，若非“中美蜜月”则无中国现代化之起步（今人将它归因于“改革开放”，但其前提是，西方及日本撤销对华封锁，让她参与世界市场和西方经济，此当缘于毛的联美抗苏）。这两个“蜜月”不仅归功于毛的“合纵连横”之战国策，而且还有其相反相成的因果关系。后者即：如果不是第一次蜜月使中国获得基本的自卫能力，从而能够反抗霸权、对抗苏修；那么，美帝也不会与华结盟，宁愿与苏妥协而分割中国。诗云：“世事有翻覆，阴阳日消长。……国本欲先定，以击四海望。国势欲自强，不受夷虑诳。”中美结盟的前提是，中国有着强制苏联的能力，他则奠基于当初的中苏结盟。就好比1930－40年代，倘若不是国民党北伐统一、励精图治和抗战救国，则斯大林也不会大力援助蒋介石的，而必是日苏密谋而撕裂华疆，何止是蒙满（1941年4月日苏条约）；又好比国民党因抗战衰竭、徒名“四强”而倚靠美国，却被三强共谋而扼杀，其中的部分交易是，美国旨在共产主义之“祸水东引”，认可外蒙独立和苏控满洲。这就是说，如果新中国坐失良机于中苏蜜月，也就无缘于中美蜜月；这意味着她不会有战略后盾与国际奥援，亦不会有千载难逢的“出海”契机，从而根本不会有工业化与现代化；果真如此，那难免不被开除球籍，换言之，“四分五裂、亡国灭种”不是不可能的！ 第二、从“右派”来看。笔者首先深切同情冤案的受害者。诗云：“杨花乱落春无极，燕子重来人已非。”但另一方面，我也不得不批评“右派”及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他们愚昧无知于西化（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逞性妄为于激进（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此乃另一种更具灾难性的乌托邦。即便没有毛及执政党的因素，其也是在理想上乃自以为是、一厢情愿，在实践上乃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这是因为一个未能出海而外向发展、倒是囿闷在内的国家，其自由化不会带来民主法制，而只会造成它不堪承受的“霍布斯状态”——相争相害、愈益冲突；在此情势下，除非严厉镇压，该国便会在愈演愈烈的内忧外患中走向毁灭。诚然，霍布斯邦也有可能变成民主国家（疏解矛盾，嫁祸于人，从而霍布斯状态从“阳性”转为“阴性”），但它需具备必要条件，即：平等地参与世界，尽情地拥抱海洋；为此，霸权乃必不可少，或掌握之，或分享之；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则非取代霸权而不能变成民主国家。这就是说，在民主化的客观条件尚未具备的时候，自由主义运动无非是添乱致祸。反倒不如毛运用迂回外交、合纵连横，从而突破围堵、走向世界——以“瞒天过海、暗渡陈仓”来成全那即旨在富国强兵的中国民族主义！两党救亡之对照： 第一、国民党（1920－1940年代）是“直道而行”（中华道统、民族认同），成效于废辱约、收失地、联合国，但黔驴技穷于“王霸策”之“以夷制夷”，而功亏一篑于三强密谋、借刀杀人。（以夷制夷即：利用列强冲突，多方求援寻盟，终于跻身“四强”）。 第二、共产党（1950－1980年代）是“曲线救国”（批判传统、时代认同），致力于御冷战、保球籍、现代化，却游刃有余于“战国策”之“将计就计”，而狡兔三窟于两霸对峙、反客为主。（将计就计即：美苏英三强利用共产主义扼杀中国民族主义，而新中国则乘机对外结盟抗争，对内扫荡思潮，在此条件下，继续推进民族主义之富国强兵。反客为主即：36计之一，这里指中国从列强之猎物、两霸之附庸，摇身而鼎立于多极世界）。 相比之下，抱怨“救亡压倒启蒙”的中国自由主义，在此方面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905年废科举以后、受西学教育的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亦是西方思潮——欧美价值、权利意识——的载体。激进与革命乃相辅相成于摧夷传统文化，难免咎由自取；左派与右派乃相反相成于弥漫进化斗争，难免玩火自焚。因此，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双刃剑”，兼具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后者随内忧外患而强化，前者因参与世界而提升。积极意义无疑是现代化的动因，而消极意义则一分为二：一方面危害民族认同与中华根脉，分裂和祸乱一统国家（绝对负面，其典型者是胡适和张东荪，分别通于共济会与中情局。还有今之称“中国须做三百年殖民地”的那位——“谤兴华夏一夫冤”）；一方面制衡政治僵化与滥用权力，运转和充实竞争机制（相对负面）。毛就是在这“一分为二”上做文章，即勇于利用知识分子的“相对负面”，但他收效甚微；把其中相当多的人由右变左，尤嫌不足，尽量淘汰，以致他所掌握的竞争机制（包含“爆炸性张力”）竟是“反智主义”的。毛先后用它来掀起“赶英超美”的经济大跃进和“破旧立新”的政治创世纪，均是悲剧。毛的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毛为中国所挣得的“出海权”姗姗来迟。倘若早在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1949年春天，毛希望新中国交好于美国的意愿，能够成为现实；亦即如果不是美国为了西欧妥协，而把新中国抛给苏联，后者又置她于冷战热点。那么，新中国就会径直地参与世界市场和西方经济，从而顺利开展工业化与现代化；何苦要推迟三十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根本没有办法理性化的竞争机制（爆炸性张力）需被保留和经常疏解，为之平衡的，不是外在的地球村及生物圈，而是内在的民族体及生态圈！大体而言，在旧中国，在黄金十年及其之前，知识分子建设性大于破坏性，而后相反；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而后相反。笔者曾读《陈立夫回忆录》，其于抗战中担任教育部长时，抱怨中国大学之殖民地化，各校从属于欧美的国别文教，很难统合于国府；这令我理解新中国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之特殊意义。或问：到什么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才不再是“双刃剑”了？答：或者中华完成“海洋立国”而使民主乃“水到渠成”，或者世界出现“阴阳变替”而使学术乃“中学为体”；实质上，这两个方面乃因果关系，其随着国际争衡之力量消长而发生作用。 （六）象帝之先，往事可如烟？ 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易经·系辞上》 笔者前些年读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一书，感到中国的潘多拉盒子已被打开了；而全盘否定华夏的该书的作者群（章诒和是领头羊之一），竟是从中跳出的“牛鬼蛇神”，他们打着上帝怪兽（浮士德＋利维坦）的旗号群魔乱舞、蛊惑人心。再读章诒和所著《往事不如烟》和其父同仁储安平之旧文《失败的统治》，笔者作诗如下： 不胜悲悯观史事，人心各妄演惊戏。 你冤我怨因缘环，古往今来江海泪。 （1）国难当头，乘乱逐流 世界史上，欧亚大草原乃暴力之最，它是定居民族的天敌，农耕文明的克星。中华民族首当其冲，而岿然独存，其同化力亦为世界之最！进言之，自古迄今，先后有两个最大的战争源：A.草原暴力，它是气候引起的，周期爆发；B.海洋暴力，它是资本驱动的，人祸裂变。中华先后承受它们——已经同化前者，正在消融后者。 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20世纪上半期，世界饱尝最惨人祸，中国深受其害，险些亡国灭种。就是在抗战胜利之际，不仅国计民生和水利系统皆被破坏几尽，而且美苏英三强勾结谋害中华民国——苏联红军会师于中国共产主义，装备后者；与此同时，美国抑蒋纵共，并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另外，苏联控朝鲜、占满洲、分蒙古、乱回疆，从而地缘政治方面扼险中华民国。当此之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左右两翼，相反相成，配合国际，迎合时潮，以反政府为能事，落井下石，无所不用其极也！其代表人物就有后来的“大右派”章伯钧、储安平和罗隆基等人。 （2）曾是左派，妄动孰怪 柏杨在其所著《家园》一书中回忆道：“储安平先生则在他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写过一段绝句：‘美国对日本太好了，只不过投了两个原子弹；对台湾却那么狠毒，竟投下国民党！’罗隆基先生对共产党更是醉心，他也说过一句绝句：‘国民党有百非而无一是，共产党有百是而无一非。’人生飘渺，得失难明。这是四十年的往事，历历在目。”然而，柏杨本人也是一丘之貉，以文惑世，鄙夷华夏，逞西化之勇，绝情于中华传统与民族大义，而助长台毒。 储安平于1946年撰文《失败的统治》，抨击当局云：“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后垂20年。20年执政的结果：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何以执政20年，反弄成今日这样一个局面：不仅党的声誉、地位、前途、日见衰落，就国家社会，也给弄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其中症结，实堪研究。”反驳储文三点如下： 第一、以“失败的统治”来总结国民党，似对尤冤。国民党一鼓作气（北伐统一，收回国权），再接再厉（领导抗战，废除辱约），三竭而衰（强弩之末，内战兵败）；因而换一个更强有力的政权来保卫中华民族，那也是很自然的。第二、以“一党专政”来定性国民党，不置可否。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危机时代和战争状态，这一客观情势要求“专制”或“专政”，以获得最大组织力和动员力；国民党恰恰欠缺于此（例如多党并存，各有报纸），才被共产党所取代的（后者似乎更胜任于应对冷战和有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孙子兵法》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一曰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上下一致共存亡，侈谈自由散华疆！第三、把百年间由列强侵略和日寇祸华所致的国破家亡，归罪于一个危难受命、扶华夏于不坠的政府，天理良心何在？！国民党所面对的外患内忧，乃国史之最，相比之下，它是“以小搏大”而“力不从心”；但它以大智大仁大勇，弘济时艰，以致其救亡之功，也是国史之最。责骂国民党“独裁、腐败”的人，真是荒谬或糊涂！ 1940年代，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国际上和中国内部以及两者之间，形成了反中国民族主义（中华民国）的“神圣同盟”——国际上是以自由主义（美国）为主，运作于《雅尔塔密约》；中国内部是以共产主义为主，体现于“统一战线”。后者得力于美国用飞机把民主人士从香港运到延安，更归功于美国在舆论上和邦交上（马歇尔调停）坚持“民主”的价值观，它成为当时中国左右两翼的“共识”。请读1944年7月4日中国共产党《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之片断： ……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直到今天，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列宁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 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民主派领袖杰佛逊和杰克逊，美国民主党的这两个创造者，在他们斗争中甚至被他们的政敌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美国穷木工的儿子林肯，他所领导的黑奴解放战争被马克思称为“开始了劳动阶级兴起的新时期”。而在实际上，他与马克思所领导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担任他的军官。这样，他就更有理由被当时的反动派指为“共产主义”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后这些顽固 分子竟然暗杀了他……。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3）咎由自取，腥风血雨 在《失败的统治》书中，储安平援引列强霸权的内部佳境（乃至“文明极致”），来反衬国民党政权，使之相形见拙。他这样写道：“……欧美政党，恒以施政的政绩来维护其政权：国防务臻安全，外交总替本国说话，政治力求清明，经济尽量求其繁荣，一切在交通、教育、治安。卫生、房屋、休闲各方面，无不用最大的力量向最好的目标做去。所以欧美各国，无论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执政当局，总是处处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时时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就是苏联，其政体虽然另树一帜，但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励精图治，到底把国家弄得像个样子，在国内，能使人人衣食不愁，在国际上，能够打退强敌的侵犯。只要政绩良好，人心自然归附；人民拥戴政府，政权自然不愁动摇；而朝野分头努力，国家因亦可抵昌盛康乐之境。” 储安平上文吹捧苏联“人民拥戴政府”一句，令我想起斯大林向罗斯福总统所说的话，即“如果蒙古不脱离中国，我向苏联人民无法交待。”稍后，苏联红军掠夺满洲也是如此。凡是抱有殖民文化心态的人，都按照西方标准来要求西方的受害者；后者无论怎样做，都过不了关，无论换上什么政府，都是等而下之。倘若完全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就会在西方的操作下，自我分裂，内战而亡。因此，如果不制伏殖民文化，国家就很危险；在这方面，蒋介石“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毛泽东“入我彀中，一网打尽”。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文人用于反叛，无义弘道，必致世乱；庶众勇于造反，无义守法，必致人祸。五四运动开文化大革命之先河。在这半个世纪中，因为人性变异，神州亿兆的心中积累了极大的斗争能量，它却不能像西方那样被宣泄于外，而是聚爆于内（诗云：“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斗争能量的释放者，固然有责；但谁是“始作俑者”？那些拥抱西方思潮（包括斗争哲学）的新文化人、左倾激进份子便是！哪一个“右派分子”不是左派！99％的被迫害的作家文人，原先哪一个不是传统文化的扫荡者，不是旧秩序的破坏者呢！就连旧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派，绝大多数都是拥抱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的。从五四的文学革命，1930年代的革命文学，再到文学被革命，此乃现代中国的文化人“玩火者自焚”之历程！大家争先恐后地投身革命，都来拥抱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哪有那么多“阶级敌人”呢？打倒了国民党，不就轮到自己了吗！斗争能量之大，动乱人群之广，没有毛泽东来驾驭如此洪水猛兽，怎么行？“往事不如烟”又怎么办呢？所有的“冤假错案”都应该找老美算帐去！——美苏英三强“雅尔塔密谋”，分割世界而“复兴西欧”，就把中国置于革命和阶级斗争之战场，以死几千万人来让西方文明苟活良久、让世界免于“热战”！（见诸玄识：《西方文化与20世纪中国的内乱》（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2580210&PostID=36368572） 诗云：“长明灯是前朝焰，曾照青青年少时。”——附文：重新评价民国史： 在至深的内忧外患中，及时完成国家统一；顶着世界经济危机（1930年代“大萧条”），而推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黄金十年”——欧美列强负增长，中国高增长，却毁于日寇战火）；紧接着，它孤军久战作为世界战争主要策源地的日本，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中国跻身“四强”。就连平生仇视、并参与颠覆国民党的美国汉学家、哈彿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在其绝笔于《中国新史》之际，也遗善言：“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南京政府的富国强兵和现代化就会成功。”神速地和奇迹般地扭转乾坤，而使遭罹四夷交侵、列强瓜分、险些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获得拯救——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失地（蒙藏滿疆台等），变半殖民地为民族独立，参组联合国而荣任常任理事国，它还培养了最多的世界级的科技人才。设想若非如此，苏俄和倭寇这两个虎狼之国就会吞噬中国的陆疆海疆（1941年的“日苏条约”就会提前发生，而且其所分割的，不仅是蒙满两疆，而是中国全境）。果真如此，欧美列强稍后加入或取代日本，那就是：俄罗斯攫取东北、西北和长城以北，英国兼并西藏合于印度、兼并云南合于缅甸，法国保有越南而夺占广西，美国囊括中国沿海及岛屿；那么，中华民族及其四邻——所有“儒教文化区”加上佛教和穆斯林地区——都会亡国且趋于灭种（当然列强还会打世界大战的）！是蒋公及其政府发挥大智大仁大勇，领导中华民族奋斗牺牲，才保全华夏各民族的，并推进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朝鲜半岛，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的各民族之摆脱殖民统治，均直接以国民党的外交奇迹与“亚洲领袖”为契机。蒋介石帮助流亡政府和外侨团体，并冒险访问印度，蔑视大英帝国）。国民党于逆境中恢弘华夏文化、使之光被四表，加上现代中国岿然屹立于世界东方，遂令西方文明及其帝国主义不得不收敛其本性、伪善做“人”，从而全人类得以生存至今！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