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梁漱溟——“为苍生起，奔走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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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为苍生起，奔走于大地” 作者：马勇 谢遐龄 来源：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3年11月  梁漱溟诞辰120周年纪念：“为苍生起，奔走于大地” 2013年是梁漱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时代，梁漱溟的意义格外凸显。纪念梁漱溟，是要继承他独立思索的精神，继承他宁折不弯的士大夫意识，期待更多的知识人像梁漱溟那样具有世界主义的包容胸怀，悲天悯人的情怀，不苟且的做事态度。 ■生平 梁漱溟（1893.10-1988.6），原名焕鼎，字寿铭，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顺天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 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 1917年10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 1924年辞离北大，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 1928年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 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 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访问延安。1939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商定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 香港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撤回桂林，主持西南民盟盟务。 1946年作为民盟的代表参加政协会议，是年再访延安，并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第三方面”人士国共调停活动。 1947年退出民盟后，创办勉仁文学院，从事讲学与著述。 1950年初应邀来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期待更多梁漱溟 中国社科院 马 勇 纪念梁漱溟，人们除了纪念一个逝去已久的知识人，更是怀有某种对未来的期待，期待当下中国能够涌现出更多梁漱溟类的人物，为中国历史增加风采。 以中国文明作为底色 梁漱溟的时代是中国面临西方刺激最强烈的时候，中国向何处去，始终困扰着梁漱溟那一代人。中国要不要西方化，中国能不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在亚洲全身心地建设一个“西方国家”，是梁漱溟那代中国知识人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大问题。 从历史大视野说，所谓西方化，其实就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新文化；所谓中国化，就是传统的中国农业文明。梁漱溟不认为中国有全盘走上西方道路的可能性，他在20世纪年代中晚期“大革命”如火如荼时，就干脆利落地宣布：第一，他不认为中国有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资本主义那套东西与中国社会不合；第二，他也不认为中国有走上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因为苏联的那些东西不仅与世界的普遍价值相扭曲，也与中国传统相悖。梁漱溟强调，中国的未来只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那就是立足于传统，让传统走向现代。以中国文明作为底色，就像几百年前容纳佛教文化一样，添加西方因素。 梁漱溟不止一次说过，他的生命意义就是“为孔子说法”，就是为保存中国文明而存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危急关头，梁漱溟从香港撤离的危险时刻，他依然淡然坚信自己“不会死”，因为他就是中国文明的守护者，为中国文明而存在。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阅读梁漱溟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直至20世纪晚期有关中西文化的全部著作，我们又很容易发现，梁漱溟并非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冥顽不化的、狭隘的东方文化论者，是一个保守的中国文化论者。不是的，梁漱溟的东方化、中国化，都是经过充分西方化洗礼之后的东方化、中国化，就像西方文明东来之前的中国文明，是充分吸纳了印度佛教文明之后的中国文明。 根据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看法，西方化，即来自西方的工业革命是人类躲不过去的一个坎。人类一定要从农业文明迈进工业文明。换句话说，工业文明是人类的一个重要发现，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会也不应该拒绝工业化的好处。中国的问题在于，过去的农业文明积累太厚，不可能像一些新兴国家如美国，一切从头开始，从零起步。因此，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既不可能走西欧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发展殖民地，开发海外贸易市场的路，也不可能像苏联那样绕开资本主义阶段，建设什么社会主义。在梁漱溟看来，中国道路的根本是既立足于自身，但又要充分包容世界；既立足于中国文明的根基，又要充分吸纳人类文明的全部精华。中国本位不是排外，不是画地为牢。中国本位就是立足于中国文明本身，又充分接纳西方。 如果仔细体会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讲述，就应该承认梁漱溟的东方主义是经过西方化之后的东方主义，他始终不拒绝西方近代以来所产生的科学成就，甚至非常羡慕西方近代所形成的团体主义。梁漱溟认为，在中国文明的基础上嫁接西方的科学与组织，古老的中国文明一定能够梅开二度，重建辉煌。 走进农村，沉入底层 依据对世界文明趋势的认知，梁漱溟具有巨大的包容精神，他在讨论东西文化的时候，没有陷入非此即彼的尴尬。初读梁漱溟的文章，或许会觉得有一种内在紧张，仔细消化，慢慢就能理解他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所悟出的道理。 在梁漱溟看来，西方化就是中国如何消化工业文明的成就，就是怎样在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嫁接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在他的概念中，没有一般的东方文明论者面对西方化的忐忑，他始终不认为西方化就是要取代东方化、中国化。在梁漱溟的哲学理念中，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零和”，他思考的路径是，为什么不能考虑在东方化、中国化基础上“添加”一个西方化？ 所谓中国化，就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中国文明的主题、基调，中国不可能完全放弃农业文明改从工业文明，这是中国没有办法像日本以及其他国家那样轻松转身的历史依据。但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农业文明并不构成接纳西方的阻力，近代以来中国农业破产、乡村凋零、农民日趋贫穷，不是西方化的错，恰恰相反，是中国的农业文明没有接纳西方，没有像西方那样重建乡村、重振农业，帮助农民。 基于这样的认识，梁漱溟在20年代中期大谈中国固有的“立国之道”，以为只有让中国的政治发展重回乡土，重视乡村建设，而不是片面地发展近代都市、城市，中国才有希望，才能经受住西方化的冲击。中国的农村若不能重振，中国的农民就依然贫穷。中国的农民若依然贫穷，就不可能提升购买力。没有购买力，就谈不上生活水准的提升。这是一连串的因果链，归结到根本，在梁漱溟看来，就是中国知识人必须走出城市，走到乡村，沉入底层，帮助、引导中国农民建设乡村。 拯救农村，是1920年中国知识人的共识。国民党、共产党，左中右各色人等几乎都看到了这一点。然而真正拿出绝大勇气去从事乡村建设的，还是太少。在这不太多的人中，梁漱溟最值得敬佩。 梁漱溟是从北京大学出走的人，他那时虽然算不上是北大最重要的知识人，但他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在北大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从事一种书斋里的学问。梁漱溟没有这样做，他在1926年义无反顾离开北大，投身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继在广东、河南、山东从事乡村建设。一个大知识分子，一个从来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北京人，就这样真的潜进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是20世纪中国一个持续不断的主题，但我们今天回望一下那个世纪，真正下去的又有几个人？晏阳初在河北开辟了平民教育会的试验基地，黄炎培等人在苏南有自己的实验区，金陵农学院也有自己的试验范围，但真正坚持下去的，其实只有梁漱溟、晏阳初，其他各家都因各种原因半途而废。 在过去的研究中，大家普遍参照刘少奇当年的一个判断，以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就是改良主义，这种改良主义没有坚定的立场，没有斗争的勇气，因而不可能成功。而历史恰恰又因为全面抗战的爆发，梁漱溟在山东的试验不得不中断，他个人和那些乡村建设同仁，也不得不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暗合了刘少奇的判断，似乎在证明梁漱溟的改良主义归于失败，是历史必然。 其实，从今天的观点看，一个没有获得充分试验的主张很难判定为失败。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主张尽管在当年没有开花结果，但其思想无疑成为后世中国乡村建设的智慧之源。更值得我们今天感念的是，我们现在那么多由政府“买单”的大学生去农村“当村官”，制度设计为什么没有让他们接续先辈未完的事情，建设一个美好的乡村呢？ 士大夫精神：铮铮铁骨 当我们今天纪念梁漱溟的时候，其实大家更怀念的不是他的东西文化观，也不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文化的、乡村建设的理论都容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推陈出新，新的理论一定比旧的理论更完美、更体系。今天的中国知识人之所以格外怀念梁漱溟，其实是在怀念梁漱溟的精神，是梁漱溟士大夫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 梁漱溟的士大夫精神贯穿于其生命的始终，他没有乡愿，没有妥协，没有庸俗的市侩。他自少年时代就不苟言笑，就立志发愤“做圣人”。这个愿景深刻影响了梁漱溟的生命进程，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梁漱溟在生命的任何阶段都不愿苟且，不愿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他的高洁人格贯穿始终，是其生命的精彩华章。 我们后来都注意到了梁漱溟1953年与毛泽东的争论，而且因为这场“不均衡”的争论，让梁漱溟此后的生命近乎沉沦。假如不是他的长寿，他根本看不到后来的变化，他与毛泽东同年，但他就是比毛泽东多活了十几年，使他切身体会到不苟且、不媚俗、不妥协的意义。 其实，梁漱溟的这种不苟且、不媚俗、不妥协是一以贯之的。他对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如此，对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同样如此，他并没有因为蒋介石是抗战领袖而察言观色，投桃报李。相反，梁漱溟认为，蒋介石居于抗战中国的领袖地位，应该做得更好，不仅应该促进国民党的改造，而且应该引领中国的重建，引领中国走上一个现代国家。那时国共的冲突接二连三爆发，梁漱溟总是站在比较弱势的中共方面指责国民党，指责蒋介石没有负起领导责任。 由于梁漱溟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满越来越严重，因而到了抗战中后期，他和一些中间势力组织民盟，希望在国共两个大党之间寻找一条新路，甚至能够将民盟、中间势力渐渐培植成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 面对梁漱溟的转变，蒋介石想尽了各种办法进行挽留。当梁漱溟悄悄离开重庆，前往香港为民盟办报时，蒋介石通过各种方式婉言相劝，强行阻拦，但都没有改变梁漱溟的信心。 到了香港，梁漱溟也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蒋介石派杜月笙专程劝说梁漱溟回心转意回到重庆。但是我们看到，梁漱溟坚守传统士大夫“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大原则，既然在基本价值理念上有差距，他就不愿屈节，更不愿意同流。他宁愿与蒋介石视同路人，宁愿重回乡村做他的老本行，都不愿放弃原则，进行妥协。 随着我们对梁漱溟的历史了解更多，理解更多，我们就会渐渐发现，他1953年在众目睽睽中与毛泽东顶撞，触犯“龙颜”，在中国历史上不多见，在1949年之后的历史上属于仅此一例。但是从梁漱溟思想的内在理路上说，则是必然，是士大夫情怀的自然展示，没有雕琢，没有意外，就像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描述的一种情形，是“生命的自然流畅”。 纪念梁漱溟，是要继承他独立思索的精神，继承他宁折不弯的士大夫意识，期待更多的知识人像梁漱溟那样具有世界主义的包容胸怀，悲天悯人的情怀，还有不苟且的做事态度，不随波逐流的乡愿。 有限度地接受西方文化 复旦大学 谢遐龄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中国的文化代表人物之一。当今思想界诸多流派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褒贬不一。梁先生学术活跃期（主要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经人民革命胜利有了巨大变迁，已非昔日之景，而且国人对西方哲学及其他西方社会科学的掌握远胜于那时，以至今日论说有了更锐利的工具。然而梁老的思路和论断中内涵之理仍然屹立不灭，国人当深长思之。我想，对梁老的最好纪念是接着说——沿着他的思路，面对变化了的、变化着的中国实际，发挥出新意。 梁老面对的问题是文化问题。社会发展道路是文化问题，人心修养实质上也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源自中西文化相遇并激烈地相互作用，极端说法是坚守本土文化还是全盘西化。争论的关键点是：文化是否可能改变？准确的提法是庞杂的文化中是否有难以改变甚至不会改变的成分？经过超过一个半世纪的争论，我想，可以作出以下结论： 有些文化是可以立即接受的。如钟表——虽然初期也局限于宫庭，同时担心“奇技淫巧”惑乱人心，防止其扩散到民间。衣饰发型等，虽然有关意识形态，一旦突破那层薄薄的意识形态束缚，民众接受几乎是无障碍的。 有些文化经过强力训练，可以在一个看得见的（可以预测的）时期接受。如交通规则。 以上两个方面使一些学者和人士形成信念，认为时间或长或短，所有的文化都可以西化。于是问题聚焦为：在庞杂的文化堆积中，是否有一些是难以改变甚至可以说是无法改变的成分？梁老的思路是：有。这也是我的回答。 要把问题讲清楚，我们必须对文化作分析。梁老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作了大量描述、分析和判断。总括地说，文化可分两大方面，一是文化产品，俗称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皆就产品而言；另一是意义世界，即诸文化产品内涵的意义所构成的系统，它包括一切意义，是“决定性的”。意义世界中的价值体系较难改变，虽然也在变迁中。多数冲突起因于价值体系。手势、姿势、音节、语词……各有其确定意义，以及多义。但讨论文化时，涉及的多为价值内涵。例如男女自由恋爱，古代视为“淫奔”。由媒人牵线、父母决定的，叫作“娶”；当事人自己决定的叫“奔”。两种行为的性质：娶则为妻，奔则为妾。当代意义完全变了：自由恋爱而结婚获得高评价；且一夫一妻。以前为“淫奔”的自由恋爱视为婚姻必须具备的基础。 对领导的评价，原先的标准仁义礼智仍然通行，但也在悄悄地变化。目前一部分人士放弃了仁义礼智，转而采取西方社会的标准，要求领导平等待人、民主，而且搞不清楚西方社会究竟如何实施民主，因而把一系列概念都随心所欲地解释、滥用。突出表现在管理紊乱：管理应当以照章办事为基本准则。在实施管理时运用民主管理概念，从而与照章办事准则相冲突，造成紊乱。 最重要的难点在制度——也是争议最多的领域。制度之争议大体有三种论证路子。常见的是，从人们实际利益需要及利益诉求开展论证；其次多半是读书人依据某个或某些公理开展演绎推理论证；第三是从实际可能性开展论证。前两种论证有个共同点：都是“应当”。第一种假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大旗，是正义化身；第二种公理在握，也是正义在握。所以一旦交锋，冲突激烈。公名曰正义，内涵却全然不同。前者出于实利，后者出于理念。前者斥后者为只知唱高调的唯心主义空谈；后者讥前者为利欲熏心的现实主义。前者斥后者脱离国情、全盘西化、高抬虚妄的普世价值；后者揭前者为一己私利顽固守旧，取之以普世价值，居守时便弃之。似乎未反思：自己上位后，理念背后是否隐藏着实利。 第三种论证研究的是可能性。回答：一是人们诉求的制度能否实现，二是依据国民性可能实行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常常有这样的论法：某种制度之所以不能实现，是因为有一小撮人不愿其实现而想方设法阻挠所致。于是要从政治学入手。可是为什么不换个思路：何以这种制度换过几次“一小撮人”仍然不能实现？是否这种制度在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或者须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准备才可能实现；因而须研究其前提，及必须具备哪些条件这前提才可能形成、成熟。于是要从文化学入手。这种论证、这种研究思路往往被贬为“保守主义的”，实则这才是现实主义的。 梁老的文化学研究吾归之于第三类，代表作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此书有两点吾钦佩之至。一曰中国社会伦理本位，二曰中国社会无阶级。今就后者申论之。 中国社会无阶级一说，初闻似惊世骇俗，其实语义乃“中国社会无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划分”，或者“中国社会阶级划分不能依生产资料所有情况”。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确实未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按生产资料所有情况划分中国社会的阶级，而是采取了类似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分层学说。所以，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就是说，毛泽东的想法与梁漱溟先生相当一致。当然，有一定的差异——梁老讲无阶级；毛泽东讲有阶级，只不过这所谓有阶级实际上是无阶级（如果马列主义讲的那种阶级才算阶级的话）。表述上也不同，毛泽东的讲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梁老的讲法是新儒家。 梁老目光如炬、一语中的。我们今天要做的，只是论证上再作推进。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接着说”语义所在。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路径与方式论坛”上的发言，有删节）（1384期 第6版） 责任编辑：李泗潮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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