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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玄识】纠正二战史,用《孙子兵法》为中国讨公道——为什么说中国战场比太平洋战场更重要

诸玄识

    作者简介:诸玄识,皖籍,原名朱恩平,1956年8月26日生,少随父游宦于三湘四泽与江淮之间,于变动中成长;学无常师,问有遗贤;启蒙于徽派之立言,闻道于桐城之立德,笃志于合肥诸相之立功。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留校执教,合著书《第三次选择》。1990年定居英国,先在阿伯丁大学深造,肄业而去台湾拜师学儒。回到英国做了多年律师,置产无忧后辞职而治学。早年听说在国共易帜之际,新儒大师乘桴浮海,继绝兴亡于一隅,去港台拜访新儒大师钱穆已故,未能登堂入室;受陈立夫鼓励,立志于薪尽火传。
    

    
    纠正二战史,用《孙子兵法》为中国讨公道——为什么说中国战场比太平洋战场更重要
    作者:诸玄识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一月初七日丁卯
                 耶稣2015年12月17日
    兵法提示:军事战略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奇正”——“正兵”与“奇兵”相辅而行。《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用“正兵”作正面对抗,用“奇兵”作避实击虚。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正兵”与“骑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谋取世界霸权的如意算盘是:借助于在“地缘政治”上暂无危害的苏俄与中国,在欧亚大陆的正面抗击德国和日本;它自己则从亚太海洋与西欧海陆,分别对这两个“拦路虎”,发动“腹背攻势”。
    军事学上的“奇正”是基本战略。《孙子兵法》云“正合奇胜”:分为“正兵”与“奇兵”——“正兵”苦战,“奇兵”巧取。譬如在非洲草原上有两头狮对付一头野牛,前后夹击:前面的狮子(正兵)风险大,转机小;后面的狮子(奇兵)风险小,机遇多。
    在中国历史上的推翻秦朝的战争中,项羽是“正兵”,刘邦是“奇兵”。在《三国演义》中,蜀国“六出祁山,九伐中原”这都是“奇兵”(其中也可细分“奇正”);但若在全局战略上,有“正兵”配合,则稳操胜券。问题是,诸葛亮所谋划的“奇正并进”(原定荆州一路为“正兵”),却被关羽“小不忍则乱大谋”和“大意失荆州”。再如“司马灭蜀”,钟会是正兵,邓艾是奇兵。
    据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英国算是“奇兵”,苏联和中国则为“正兵”。“正兵”是:正面冲突,牺牲大,却具有决定性;“奇兵”是:避实击虚,占先机,可具有决胜性。
    美国参战时,中国已经与日本苦战四五年了(如果二战从1931年算起,那么,中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就更长了)。此时,中美成了盟国,中国开始分享美援(租借法案)。但由于美国援华的数量只是援苏的零头,又被美国掐住脖子,中国阵线无力大举反攻(美国就怕中国乘机壮大和“崛起”);但无论如何,从军事战略上来看亚太的战局: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反攻是从属的——只有“奇兵”才会如此顺利,而中国战场则是基本的——只有“正兵”才会如此艰难(何况中国的交战时间是美国的几倍)。
    在胜方(联盟)的内部,奇兵(较小损伤)的一方则占有主动权。所以,二战结束,作为完好无损、未伤犹壮的“奇兵”,美国有权分配“胜利成果”:它自己是控制海洋——步武英国的海洋霸权,来扼制“世界岛”(亚欧非),而宁愿让苏联成为大陆帝国;但美国又怕苏联囊括轴心国,就用中华民国这个受伤的“走卒”来喂食俄熊。并且美国需要“借刀杀人”,以防止非西方的“战胜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其亚太霸权,构成潜在挑战;于是,它就借斯大林之手,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剩余”,以及“原罪爆炸”(资本主义总危机/世界大战)的剩余能量——阶级斗争,双管齐下地倾注于中国革命(在国共内战中,与苏联配合默契,美国对国民党实行军火禁运,也根本不给援助。此乃后话)。
    重申在二战中,作为“正兵”的中国战场,比作为“奇兵”的太平洋战场更重要。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日本征服中国,那它就会在多处与德国会师,从而轴心国在亚欧无与匹敌;果真如此,战争的重心就会转到“新大陆”,美国岂能招架?退一步讲,在日本征服中国的情况下,即使美军在太平洋上攻势凌厉,那也无济于事;因为日本会把它的军政中心搬到大陆(计划迁都长春),而面对一个有效组织和武装的大陆,美国必是寸步难行(例如朝鲜战争)。相反,只要中国战场能够坚持下来(即使由于缺少美援,而无力大举反攻),日本才会陷于多面受敌和在海上被动挨打。
    因此,中外相关的学术研究轻视中国战场,或者说它远不如太平洋美军的战功显赫,这都是很不公平的。
    评估反法西斯战争的功过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例如在中国抗战的前四年,苏联一方面在大规模援助中国,一方面却又伙同德国发动世界大战(1939年苏德瓜分波兰,1940年两国形成“准同盟”和分割世界的共识);在这四年中,日本侵华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帮助的。
    (二)美媒:一二十年后西方书店将摆满中国抗日书籍
    美国“历史新闻网”12月13日文章,原题:《为什么我们对二战中的中国知之甚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持续时间之久,没有其他地方可比;除苏联外,也没其他地方,像中国死亡那么多人。但一个奇怪的事实是:我们对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战争知之甚少。比如1939年中日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双方约8万军人伤亡,这是1944年英美军队试图突破德军防御的“市场花园行动”中双方伤亡总数的两倍多。讲述那次盟军进攻失败的书有几百部、甚至几千部。而在任何西方语言中,没一本书是讲述长沙会战的。诸如此类的对比很多。在西方,巴顿将军传记不胜枚举,但没一本书是讲出色的中国指挥官(薛岳)。在西方,又有多少人知道美国首次在亚洲使用燃烧弹是1944年在武汉?不容否认,西方对二战的历史记述存在重大偏见。发生在西方的战争、东线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讲得最多,而轴心国战败至今70年,对发生在中国的战争讲述仍一片空白。但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讲述抗日战争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
    有人说决定对日战争成败的并非是中国。这种理由不具说服力。首先,认为中国在二战中没发挥关键性作用的看法,绝非共识。其次,当时约有100万日军侵占中国。若中国投降,这些人可能转战太平洋和东南亚。
    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缺乏兴趣的另一可能解释是,对那场战争缺乏统一说法。只要大陆与台湾仍敌对,对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对抗战贡献多少的主题就不太可能有共识。但近年来两岸关系融化弱化了这种理由。再者,西方对中国二战经历缺乏兴趣还归咎于使用中国档案的困难。冷战时期外界无法看到中国的档案。但现如今,获得档案容易多了。并且大陆、台湾均出版过精心准备的历史材料。这就涉及笔者认为西方研究中国二战的主要障碍:中文难懂。该问题并未得到充分认识,却十分现实。那怎么办?答案很简单:等着就行。在整个西方,如今汉语迅速流行,年轻人纷纷为了未来而学汉语。笔者相信再过一二十年,西方书店将摆满有关中国在上世纪对日壮烈斗争的书籍。(作者彼得·哈姆森,乔恒译)
    诸玄识按语:长沙战役一共四次,从1938年1944年,中国军队坚守长沙六年,终于失陷。第一、二、三次长沙战役,分别发生在1939年9—10月、1941年9月、1941年12月;这都是轴心国的全胜期,而在反法西斯阵营的一方,唯有中国打了胜仗,所以它们在当时的战略意义是何等重要,可想而知!第三次长沙战役发生在1944年5—6月,这是属于反法西斯的同盟国的全胜期,中国竟然丧师失地,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日本投入优势兵力巩固大陆战线(“一号作战”,打通大陆交通线)之外,我们还应该指出一点,那就是:同盟国内部对中国的陷害。详述如下:
    从1943年12月(开罗会议前后)到1944年10月,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英两国首脑分别两次安排谋杀蒋介石,两国还策划了一次倒蒋政变(李济深)。实际上,美国怕中国在战后崛起、从而妨碍美国的亚太霸权,在《开罗宣言》签署之后,就开始对重庆政府的实施颠覆政策,并且派遣大型代表团常驻延安,挑起国共党争。
    我们来看战场的情况:
    1944年,美国致命性地干扰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一号作战”(最大规模的系列会战):罗斯福和马歇尔强迫中国抽调劲旅,第二次远征缅甸,却不履行预定的中美英三国之陆海空“协同作战”;最重要的是,鉴于史迪威将军控制《租借法案》,一再减少、甚至切断对中国战场的军需援助,第二次援助缅甸(打通国际通道)已失去战略意义(帮助英国恢复或巩固其南亚的殖民地而已)。与此同时,史迪威阻扼生死攸关的后勤与陈纳德的空军对湘桂前线的驰援(包括长沙、衡阳战役),然后乘国军溃败、后方失守,而胁迫蒋介石交权,欲总揽中国军队。
    与此同时,亦属同盟国的苏联,在美国的默许下,从西北方向国民党发动攻势;乘着日军“一号作战”之长驱直入,苏联策动“三区革命”而掩杀回疆——苏联红军配合突厥分裂势力攻城略地。国军阵亡四千人,汉族平民被种族灭绝达6万人。重庆政府哀求华盛顿加以制止,却不予理睬。
    (三)王夫之《读通鉴论》之论“奇正战略”
    〔王夫之认为,“正兵”一旦丧失,“奇兵”难成大事。这使笔者想起,在二战中,美国为了让中国作为“正兵”坚持下来,宁愿通过《开罗宣言》给予“精神鼓励”,而不愿多给物质援助,就怕中国变得强大。王夫之论三国时,批评刘邦、诸葛亮不是以主力、而是派关羽作“正兵”,驻荆州、驱宛洛,这是轻敌冒险,有投机的意思〕。
    诸葛公之始告先主(刘备)也,曰:“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雒,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其后先主命关羽出襄、樊,而自入蜀。先主没,公(诸葛亮)自出祁山以图关中,其略定于此矣。是其所为谋者,皆资形势以为制胜之略也。蜀汉之保有宗社者数十年在此,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矣。
    以形势言,出宛、雒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众出秦川,而命将向宛、雒,失轻重矣。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也;然使无吕蒙之中挠,羽即前而与操相当,羽其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宛、雒之师挫,则秦川之气枵(虚),而恶能应天下之变乎?
    公(诸葛亮)之言此也,以宛、雒为疑兵,使彼拒我于宛、雒,而乘间以取关中,此又用兵者偶然制胜之一策,声东击西,摇惑之以相牵制,乘仓猝相当之顷,一用之而得志耳。未可守此以为长策,规之于数年之前,而恃以行之于数年之后者也。敌一测之而事败矣。谋天下之大,而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哉?善取天下者,规模定乎天全,而奇正因乎时势。故曹操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驭之,无所不可。”操之所以自许为英雄,而公乃执一可以求必可,非操之敌矣。
    且形势者,不可恃者也。荆州之兵利于水,一踰楚塞出宛、雒,而气馁于平陆;益州之兵利于山,一踰剑阁出秦川,而情摇于广野。恃形势,而形势之外无恃焉,得则仅保其疆域,失则祗成乎坐困。以有恃而应无方,姜维之败,所必然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