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玄识】屠杀之最：美国灭绝德国战俘“因为中国”——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与世界的「天灾人祸」的总设计
http://www.newdu.com 2024/10/09 04:10:50 儒家网 诸玄识 参加讨论
屠杀之最：美国灭绝德国战俘“因为中国” ——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与世界的「天灾人祸」的总设计 作者：诸玄识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初十日癸卯 耶稣2015年5月27日  【图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军战争罪：始于1945年4月，美国和法国军队灭绝100万德国人，绝大多数发生在美国战俘营。……艾森豪威尔……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死亡营。……是一个极大的战争罪。——欧内斯特·F 费舍尔博士，资深历史学家（前美国陆军101空降师上校）。十张照片（战俘营）附在后面】 （一）前言 “这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屠杀：超过150万人被种族灭绝；如此穷凶极恶，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一次在短时间内的集中消灭，无与伦比。地狱之门打开了！”（The Real Holocaust of World War Two - The Genocide of 15+ Million Germans. A crime so great, so cruel, and so heinous, that none in the entire span of human history can equal it. The gates of hell were opened up!）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初期，美国对德国战俘的罪恶行径，使它创下了无论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的单次集中杀人之最。（100万—170万人）〖比较：列宁格勒围城战（1941年1月—1944年1月）饿死80万人。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年7月—1943年2月）阵亡约71万。凡尔登战役（1916年2月—12月）伤亡近80万。〗 大饥荒死人更多，固然罪不可赦；但那毕竟是“政策失误、间接人祸”；何况就像下文所引的国际维权刊物的判词：此次事件的密谋是20世纪下半期的“天灾人祸”的世界总源（特别是中国）！ 根据调查人员的“莱茵大营”报告，（1945—46年间）“大约100万德国战俘，被艾森豪威尔将军定性为‘缴械的敌对势力’，因而不受《日内瓦战俘公约》的保护；结果由于饥饿、寒冻和疾病而暴尸旷野。期间，有人（附近居民）向铁丝网内投掷面包，受到开枪警告；红十字会的也来人视察和提供救济，均被拒绝。”[1] 【注】[1] Frederick Widdowson: A Bible Believer Looks at World History, Raleigh, North Carolina: Lulu.com, 2010, p.386.  美国害死一百多万德国战俘，只是给中国共产主义——内战与阶级斗争死几千万人——“祭旗”？换言之，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动乱浩劫的源头就在这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战争目标越来越明晰：“争霸、扩张”还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为了铲除“战争策源地”，它要求参与监管“轴心国”；以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特别是防止美国这个新兴霸主和超强的战争机器，利用之，那岂不是苏俄的灭顶之灾！但罗斯福总统却把苏联推向东方：除了东德及东欧，它还可以吞噬东亚（盟国和战胜国之一的蒋氏中国）；为了妥协，他同意为苏联“根绝隐患”——消灭德国战俘！ 二战后期美苏英三强“德黑兰—雅尔塔秘密外交”的总策划（罗斯福设计“圈套”，让斯大林钻进去“予取予求”）： Ⅰ.条件〔“战俘王牌”：苏联“向东不向西”，美国就消灭德国战俘，否则“优待俘虏”〕→Ⅱ.交换〔苏联共产主义向东扩张〕→五个连锁结果： A.苏军所经之处（东欧、东亚）共产化：牺牲当地反轴心国的势力与政府。 B.苏联攫取蒙古、满洲利权和控制朝鲜半岛北部。 C.阶级斗争的重心转移到东亚→国共内战+文革浩劫。 D.朝鲜战争及其长期分裂（罗斯福否定了“重庆版”的朝鲜流亡政府——具有长期唯一法统的朝鲜半岛统一政府。德黑兰会议分割南北朝鲜）。 E.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它战争本身没有太大关系，而主要是威慑苏联；让其止步于东亚大陆，而不能参与占领日本）。 （二）人权报告：艾森豪威尔的战后暴行 加拿大历史学家詹姆斯·巴凯（James Bacque）揭秘：[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美军的德国战俘集中营里，有一百多万已经投降的德国战俘，死于蓄意制造的“虐待”（人为地饥饿和疾病）。 【注】[1] James Bacque: Other Loss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ss Deaths of German Prisoners at the Hands of the French and Americans After World War II, Talonbooks, 2011. 詹姆斯·巴凯自1986年起，用了三年时间查询了战时和战后初期的同盟国的档案(美、英、法、苏等国的政府挡案)；并且与当事人谈话，记录了以下事实。 至1945年五月，德国向美英法三国投降人数的分布大致是：蒙哥马利的英军受降50万德国俘虏，英国—加拿大联军受降一百万人，这些俘虏大多数在德国投降后放回了家；其中有30万人被送往法国，作为“重建法国”的劳动大军。 受降德国战俘最多的是美国，欧洲和北非两地加起来共受降五百二十五万人。美国处理德国战俘的作法不同于英、法和加拿大等国。（苏联的德国俘虏280万，死了一大半，但并非像美国这样的短期集中灭绝）。 当时驻欧洲盟军（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简称SHAEF）的最高统帅部司令是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不愿与英军合作处理德国战俘。因为英国人按照日内瓦公约处理战俘，即：战俘在吃饭，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方面不能亚于战胜他们的军队的士兵待遇，有与家人通信的自由，红十字会定期访问战俘营地。但是艾森豪威尔决定自搞一套。在1945年4月，他提出一项建议，建议将德国战俘分为两种等级：1.投降的战俘；2.缴了械的敌对武装力量（Disarmed Enemy Force。简称DEF）。第一类人按日内瓦战俘公约处理。第二类人，按照艾森豪威尔的指示，仍旧按敌对武装力量处理——即使他们投降了，也可以杀死他们。 实际上到1945年8月（德国投降后三个月），所有的德国战俘都归入了第二类（DEF。即：被剥夺了生命权利）。英国人拒绝了这一建议，美国人就在他们自己的战俘营开始执行艾森豪威尔的指示。从1945年五月国际红十字会的材料表明，所俘获的德国战俘的健康状况，除受伤者外，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美军的战俘营里，情况迅速地恶化。 在美军设在哥达（Gotha）战俘营（今德国图林根州中西部的一个县），战俘们被置于露天的黄土坡上，没有遮蔽风雨和太阳的帐篷，没有树荫，更没有房屋。强壮的战俘自己用手刨个洞出来，象地老鼠似地蜷在洞里；体弱的就在露天里躺着，晚上太冷，就一堆人挤在一齐互相取暖。有时下大雨，土洞的泥土松动而塌方，倒霉的“地老鼠”就被活埋在里面。 但最主要的问题是，战俘们得不到食物和饮水。当时的欧洲美军营地的食品供应，是非常充裕的。据盟军和国际红十字会披露的材料，美军在欧洲的后勤总部有大量食品囤积；另外，国际红十字会有十万吨食品储存在瑞士。然而，饥饿却在战俘营里蔓延……。 一位当时只有18岁的德国战俘，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查尔斯·冯·吕蒂肖（Charles Von Luttichau），回忆道： 我们住在周围被圈着铁丝网的、非常拥挤的露天土坡上，食物异常缺乏，一天仅吃一顿，数量只有美国士兵的十分之一！很多人迅速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我向一位美国军官说，他们这样作违背了日内瓦公约。他回答我：“日内瓦公约与你们无关，你们没有任何权利。” 另一位幸存者沃尔夫冈（Wolfgang Iff）先生回忆道： 在我所在的战俘营里有一万人，每天有30至40具尸体被抬出营地。我曾经作抬尸体的工作，我们把尸体放在手推车上运出营们外；脱去死者身上的衣服（给活着的人保暖），再把尸体一层层地装进铁皮车厢码放起来（交给美国人）。 战俘们得不到足够的饮水，即使河水近在营地旁，但就是那样的脏水战俘们也喝不到。有两位曾经在美军驻欧洲医疗队工作的医生詹姆斯·梅森（James Mason）和查尔斯·比斯利（Col. Charles Beasley）曾视察过位于莱茵的战俘营，在1950年他们写道：“大约十万名衣衫褴褛的人挤在齐膝盖深的泥浆里，肮脏，憔悴，瘦弱，目光无神……。” 疾病很快在德国战俘营里蔓延，主要是痢疾、伤寒、坏疽和肺炎。美国的军医还有记载，很多大事因为“极度营养不良”所致“衰竭”而死亡的。由于营地里没有厕所，患痢疾和伤寒的病人，能动的还走去铁丝网内大便，走不动的就只能就地解决；躺在泥地上的病人常常是全身糊满自己的大便。这无疑加速了疾病的传播。国际红十字会要求视察战俘营的要求。却屡次被美军拒绝，战俘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生命“自动地消失”了。这是造成战俘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 自1945年4月艾森豪威尔将大量德国战俘界定为“缴械的敌对武装力量”，到1946年1月；在被詹姆斯·巴凯所调查到的几个战俘营，就有一百万德国投降战俘从美军的手上消失了。到1950年，大多数非登记在册的德国战俘的材料（约两百万人），被美军的相关机构加以销毁。……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样的杀人中落幕的！——惨无人道的日本和苏联的虐待战俘（集中害死的人数之多）以及美国对日本的两颗原子弹，都是小巫见大巫了！ 究竟有多少德国战俘死在美国人手上？说法不一，最少的是90万（这可能不是全部的战俘营），最高的是170万。这就是本顿·布拉德伯里所讲述的： “上帝啊，我最恨德国人！”艾森豪威尔将军于1944年9月在写给他的妻子的信中这样说。他重复地向他人表达如此感情。……战争结束之后的一个月，艾森豪威尔发出特别命令，……“战犯不被提供棚子和其他舒适用具。”大群战俘拥挤在沿着莱茵河被围着铁丝网的开阔地里。他还命令，（除了身上携带的份额）六天不供应食物和饮水；而后，只发给“饥饿配额”（仅为美国士兵的十分之一），即使美军有巨量的食品储备。战俘在雨雪地里餐风露宿，没有治疗服务。估计有170万德国战俘死于饥饿、冻伤或坏疽。[2] 【注】[2] Benton L Bradberry: The Myth of German Villainy, Bloomington, Indiana: AuthorHouse , 29 Jun 2012, p.419.  （三）了解背景：战胜国的弱肉强食 （甲）斯大林的“进退维谷”。1945年4—5月间苏军攻克柏林，与西欧近在咫尺；但根据先前的“德黑兰—雅尔塔约定”（秘密外交），美英两国却让战后的苏联势力，“在东不在西”。至于苏联作为“超级战胜国”所应得的“半壁河山”，除了保有东欧之外，它还可以在东亚“补足”——牺牲作为“次级战胜国”的蒋氏中国（虽是主战场之一，但力尽衰竭）。 然而，俄罗斯的劫祸与凶兆主要是在西边，此时正值那儿的共产主义高潮；因此，斯大林有必要、似乎也有能力要求参与“整合西欧”。但是，苏联已被其分赃对手捏住了“命根子”——斯大林最怕美国重启“德国军国主义”（即使是残余势力也能“死灰复燃、星火燎原”）：倘若再来一次，加上美国霸权；苏俄岂不是灭顶之灾，万劫不复！事情是明摆着的：如果苏联向东，美国就会“兑现诺言”——消灭德国战俘；否则很可能是相反。 苏联向东，对日作战；虽是“斩获丰厚”，诸如满洲陆港和工矿，以及蒙古与朝鲜北部，仅此而已！再进一步就是“变乱中国，趁火打劫”？——战争创伤的苏联恐怕力不从心。关键是国共两党都已被美国收买了，与其这样，还不如保留蒋氏民国；苏联按照已定“条约”而取实惠，不是更好！而斯大林更关心的则是日本，这个一直是俄罗斯的东边忧患。万一美国扶植其“军国主义”怎么办？又没有像处理德国战俘那样的“约法三章”！故而，他希望苏军乘胜进驻日本，参与监管。美国采取了应对：仅仅为了阻吓苏联，它不失时机地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 当此之时，斯大林担忧战后的苏联安全，似有“十面埋伏”之感。除了美国霸权急剧膨胀和控制海洋及富强世界之外，轴心国三个战争策源地仅有半个（东德）属于苏联；后者“分赃所得”的战略资源仅是拆卸东德和满洲的厂矿，而美国则囊括德日两国的高端技术（还有生物武器）。 1946年春夏之交，国军击败林彪这件事，使斯大林感到“上了美国的当”（它并不真心牺牲蒋介石）；于是，斯大林企图抓住蒋介石这根“救命稻草”——他一连三次邀请蒋访苏，想当面约定“善意中立，远东安全”。但蒋被美国“夹持”，不敢“赴鸿门宴”；更有甚者，在蒋身边的马歇尔拯救了林彪。再加上艾森豪威尔已在西边消灭德国战俘，斯大林才松了一口气——既然美国是诚心让他在东亚推行共产主义，那就推翻蒋介石这个“反苏冥恶”吧；至于毛泽东，等事成之后再加以驯服或换掉！于是，斯大林就把将东北亚的战争潜力押在毛泽东这个赌注上（尽管他很不情愿）。 （乙）机关用尽确保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安排战后秩序的关键，是把作为“原罪爆炸”的剩余能量的阶级斗争，注入中国，而不让其“返回老家”——西欧。那时，除了英国之外的西欧，只要战胜国不加干预；无论是议会斗争，还是暴力革命都会是“一片红”的，都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共产国际秩序”[1] （资本主义总危机——两次世界大战，中间有大萧条，西方人普遍绝望，信仰危机）。所以，美国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地诱使俄罗斯“重返东方”，好让它自己来拯救西欧这个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根据地（对共产主义高潮进行“釜底抽薪”——马歇尔计划：有条件的物质救济）；为了让苏俄安心地在东亚扩张共产主义，美国慷慨回应斯大林所提出的要求——从肉体上消灭“德国军国主义的隐患”。早在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期间，“在德黑兰的苏联使馆内，斯大林和罗斯福干杯时说，‘处死5万名德国（基干）军官。’他们笑着说定：战争结束时，盟军就执行枪决。”[2] （在罗斯福死后，马歇尔操作时，就变成了利用管理战俘的方便来“滥杀无辜”了）。 自从开罗会议、中国晋升“四强”之后，美国开始颠覆蒋氏民国和促进中国的共产化。就拿中国境内来说，除了陈纳德、魏德迈和赫尔利等极少数，几乎全部的美国驻华外交、军事和新闻人员都是颠覆分子[3] （赫尔利请求罗斯福召回外交官）。中情局筹备组在延安策划“改朝换代”，培训和提供国共内战的情报网。首席汉学家、曾参与颠覆重庆政府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年）称，共产革命是百年中国的唯一幸事。[4] 他们希望在中国发生让反叛一代与美国两院皆“喜闻乐见”的激变。[5] 而毛泽东则是“将计就计”[6] ：以两霸之一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结盟与变阵，因势借力，正合奇胜，而使中国成为冷战的真赢家的。[7] （此乃中国特有的“战国策”的智慧，外国人无法掌握。白种人擅长“人体消灭”，这是最笨、最原始的思维）[8] 中国抵抗轴心国的时间最久（超过同盟国其他成员的一倍），因而获得“大国地位”。但“战后分赃”却使她更悲惨地重蹈1919年《凡尔赛和约》之覆辙。 在日本帝国溃败、行将冰消瓦解之际，美国让苏联来控制极具战略与经济意义的满洲、乃至控制整个东亚大陆。但美国又怕苏联得陇望蜀、深入亚太（危及美国的海洋霸权），它就向正要投降的日本扔了原子弹（旨在震慑苏联，使之止步于朝鲜半岛“中线”）[9] 。进而，又怕苏联声东击西、面向欧洲，美国就以灭绝德国战俘来为其消弭“后患”（这是一张王牌：如果苏联力量“不愿东倾、垂涎西方”的话，美国就会“优待战俘、武装德国”——就像丘吉尔所暗示的那样！[10] 这是斯大林最担忧的）。 重申上面的意思：有这样一篇根据白宫档案所作的文章，题为“美国对日本投原子弹不是为了结束战争或减少伤亡”[11] ，其中写道，即使美国不使用原子弹，即使苏联不对日宣战，即使美军不登陆日本，日本的战时政府也已决定于1945年投降。其结论是，在日本爆炸原子弹就是遏止苏联。 让我来梳理一下：美国为了保有西欧，诱使苏联东扩；这旨在牺牲中国，和美国投原子弹一样，打击日本都是表象；而美国的这个意图，与它处理德国战俘一样，都是对付苏联——胡萝卜加大棒而已（大棒是原子弹，胡萝卜即满足斯大林的要求——灭绝德国战俘）！ 保罗·库克说：“……如果纽伦堡的原则是一视同仁的话，杜鲁门应该对14万广岛和长崎的受难者负责，而受到起诉；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也应该对成千上万的德国战俘被蓄意谋杀，而被审判。”[12] 【注】注释（略）。  （四）深究原因：罗斯福的“祸水东引” 1943年11月下旬，与轴心国交战、胜利在望的同盟国召开了两个历史性的会议——开罗会议（23—26日）和德黑兰会议（28日至12月1日）；前者发表了《开罗宣言》，后者属于“德黑兰—雅尔塔秘密外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中国的——决定战后的国共两党乃至整个东亚的命运。 在开罗会议的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会晤时，罗斯福基本上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也答应了先前他对中国的承诺；概括有三：A.确认当年早些时候，中华民国与其他多国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诸多协定（与俄罗斯的条约和英属香港皆待商，轴心国在华特权均被否定；不过，日本是最先与汪伪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B.中国收复失地（像台湾、满洲、内蒙、新疆和西藏等在当时都被列强所控制，因而都不确定是中国领土。从此，中国领土完整具有国际法的意义了）C.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像罗斯福早些时候倡议：中国属于主导战后世界的“四个警察”（“四强”之一，再加上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凡此，都有用中国作为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而坚持最久这一“劳苦功高”，换来的呀！ 然而开罗会议刚结束，罗斯福就变卦了。他安排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实际上是仇蒋亲共的史迪威，在不影响对日作战的前提下谋害蒋介石夫妇[1]（丘吉尔也有这方面的计划，但暗战不过戴笠）[2]。丘吉尔和斯大林两人都反对罗斯福提携中国（“四个警察”——四强），罗斯福本意是鼓励中国抗战牺牲；至于战后的安排，那是他和斯大林两人的事。[3] 在几天之后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人会晤，其中心议题却变成主要是牺牲中国了。罗斯福极力诱使俄罗斯“返回东方”。在当时，苏俄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因为沙皇俄国在1904—05年的日俄战争被打退，而且又有1941年《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分割蒙满，再加上满洲的中东铁路的“俄方股份”早已卖给了日本。罗斯福为了不让苏联在战后染指插足西欧，愿意在远东方面满足斯大林的任何要求，诸如确认蒙古独立，恢复沙皇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利权，乃至满洲成为“自由区”或“缓冲国”[4]；还有他早为斯大林准备的“礼品”——先前，蒋介石提出“朝鲜独立”，被罗斯福当场否决（当然也就否定了流亡重庆的朝鲜半岛的统一政府）；而在德黑兰会议则决定由美苏两国“监护”南北朝鲜（这就为六年后的朝鲜战争埋下了祸根）。除此之外，还有一条“隐形诱惑”；那就是，东欧和东亚的共产化。英国哲学家罗素此前警告，布尔什维克只要进入满洲，那就决定中国的命运。罗斯福是想一举两得，即祸水东引和借刀杀人；后者指，他不希望“跻身列强”的中国将会取代日本、而在亚太构成对美国霸权的潜在挑战。 对于斯大林来说，板上钉钉于“蒙古独立”和顺手牵羊于满洲与朝鲜，何乐而不为！但此时此刻，他很不情愿在中国“输出革命”，因为两个“不靠谱”：一是毛泽东并非苏式正统，而且与美国的关系很暧昧（就在当下——1944年，延安与美国“暗送秋波、眉来眼去”，很快就“转为热恋、情投意合”）；一是蒋介石输赢难卜，美国是否真会放弃他（蒋氏中国越是被美国坑害，越是依偎这个“虎毒食子”的盟主）？因此，对于东亚，斯大林只想获得上述“战利品”，而不像变乱中国；当务之急的是，如何确保战后苏联的安全——也许不久将来，在美国的扶植下，“德国军国主义”会死灰复燃，那对苏联才是生命攸关的呢！鉴于这种忧患，斯大林主张，从肉体上消灭德国的军事隐患。于是，在德黑兰期间，会上讨论有关中国的事（罗斯福要苏联向东亚扩张，牺牲蒋氏中国，而不要觊觎西欧、不要支持希腊和西欧的共产主义）；会下商定有关德国战俘的问题（斯大林要求对“贻害无穷的德国军国主义的残余势力”，来一个斩尽杀绝）。 罗斯福心知肚明：为了让苏联向远东扩张、而无后顾之忧，他必须答应斯大林的这个要求。这就是德国战俘的悲剧的缘起！ 历史学家基思·劳尔特在其所着《野蛮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书中写道：[5] 在他的多卷本的书中，丘吉尔披露……（德国）战俘问题的由来。……发生在1943年底的“三巨头”首次会晤（德黑兰会议）。次日，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的晚餐会上，斯大林干杯时，提出要灭除至少5万、或许应该是10万个德国基干军官。丘吉尔知道，战争开始时的“卡廷事件”——苏联大规模地枪毙波兰军官；所以，他表示反对。当斯大林重申“5万人必须被处决！”丘吉尔也就不再坚持了……。 “那就枪决49，000个吧！” 罗斯福打断争执，建议做些妥协，似乎在开玩笑。……同在晚餐会上的总统的儿子，艾略特·罗斯福对斯大林说：“当我们的军队从西线席卷而来，你们的军队从东线长驱直入；我们将会解决所有问题的，我们不是赢了吗？”（历史是胜利者的杰作。——引者）。艾略特·罗斯福继续说：“苏联、美国和英国将会在战争中就地解决这5万人的问题，我希望，不仅是这5万战犯……，还有十万百万的纳粹分子呢！” 这时斯大林站起来拥抱艾略特·罗斯福，与他干杯。丘吉尔对艾略特·罗斯福抱怨：“我是多么喜爱你的，艾略特。但我不能原谅你的如此声明，你怎么有胆量说出这种话！”（稍后，艾略特·罗斯福说：“他——罗斯福总统——非常同意斯大林（元帅）的这个建议。[6]） ……战后初期的德国战俘的命运就是这样注定了！ 罗斯福的这个以牺牲德国战俘来促使苏联共产主义的“祸水东引”，是由乔治·马歇尔将军（美军总参谋长）来操作的。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提议由马歇尔当任欧洲盟军的统帅。1945年初的美苏英三强的雅尔塔会议及《雅尔塔密约》，确定苏联向东亚扩张，其名义上是苏联红军进入满洲，对日作战；而由中国付出一定代价，诸如蒙古独立和满洲利权。但它的实质，就像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所揭露的：《雅尔塔密约》是“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蓝图”（a blueprint for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7]罗斯福不久去世（1945年4月12日），一切均由马歇尔与苏联契合，来落实“雅尔塔共识”（对美国来说是“祸水东引”，对斯大林来说是抢夺战利品和远东扩张）。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到中国“调停国共两党”（1945年12月—1947年1月）。马歇尔在中国所做的，就是捆绑国民党，让其被动挨打；当被美国资助的远东苏军武装中国共产党时（1946—47年之交，装备近百万人+6万日军技术人员——苏军战俘），马歇尔不仅对国民党的请求干预，不予理睬（美国对苏联的行动毫无表示），而且还早早对国民党实行军事禁运，与苏联配合默契（在解放战争的各战役中，共军的炮火都是占压倒优势，而国军则苦于弹药不足：只作防御，不能进攻。军事史家说：“由于美国禁运，国民党的最先进的美式装备的抗战军团，内战时皆处于瘫痪状态”）[8]。  这里有一个“节外生枝”，即：国军在满洲（东北）首战告捷，林彪溃逃。这时，尚未大规模援助毛泽东的苏联改变了态度（斯大林怀疑：A.罗斯福死后的美国的“诚意”；B.象是“乌合之众”的毛派实力？）：斯大林决定以一年前的《中苏友好条约》为基准来与国民党改善关系；并且，莫斯科一连三次邀请蒋委员长访问苏联，以确保中国不会“亲美反苏”。苏联希望尽快了结远东问题，而使外交重心返回欧洲。这样一来，美国的“深谋远虑”就会破灭。[9] 为了让苏联回到“雅尔塔共识”，马歇尔做了两件事：一是拯救林彪——迫使蒋介石下停战令（假如国军乘胜攻取哈尔滨，林彪逃亡苏联；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会决定性地丧失战略后盾及其后勤补给）。一是授意艾森豪威尔加紧害死德国战俘，兑现罗斯福的诺言，而使苏联免于来自欧洲方面的“后顾之忧”（放心经营东亚）。先前（停战不久），艾森豪威尔就秉承罗斯福和马歇尔的——取悦斯大林——的旨意，提出“立即处决10万名德国军事与行政官员”[10] （罗斯福已死，没被通过）。他就对战俘下毒手。 当然，是蒋介石自己犯了两个致命性的错误，即：一是，在马歇尔的淫威之下，蒋叫停追灭林彪的攻势（从此国军士气一蹶不振。本来抗战牺牲、师老民困，国军已是强弩之末；乘余威取胜，若不彻底，必将逆转）。一是，蒋不敢得罪身边的马歇尔，而访问苏联；因而，他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蒋介石害怕失去美国的军事供应。但美国早已决定实行禁运，就是不通知他。国民党久等不到货，直到1946年8月底才打听到这件事。可见其用心狠毒）。所以，从1946—47年之交，斯大林决定回到他先前与罗斯福的“共识”，从而全面援助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原本没有打算“中国变天”：他只想依据“条约”（由《雅尔塔密约》派生的《中苏友好互助条约》，1945年8月），获得蒙古和满洲（铁路、海港等）；在此前提下，保持中华民国的稳定，再以“国共牵制”来确保苏联的安全（在他看来，国共两党哪一方统一，都对苏联不利，都有可能投靠美国）；然后，苏联面向欧洲，应对风云变幻。但现在，斯大林又不能不钻入美国的“全套”，因为两点：一是蒋介石桀骜不驯（见不到面），难保他将来不是“追随美帝，死心塌地”；一是倘若马歇尔—艾森豪威尔改变初衷，优待战俘，并且利用他们，那苏联不就惨了——美英帝国主义加德国军国主义，岂不压垮饱受战祸、创巨痛深的苏联！所以，斯大林不得不“就范”：苏联忍痛割爱地中断对西欧和希腊共产党的支持（希腊共产党已建立政权，却孤立无援地被英美镇压）。斯大林干了他一生最不愿做的事，那就是：把巨量的世界大战的“军事剩余”注入了毛的势力！在斯大林看来，“解放战争”是世界军事史上的“最不公平的战争”——等于美苏两霸陷溺蒋介石于“落水狗”，再让毛泽东来痛打的！所以，新中国伊始，毛泽东访苏，斯大林不仅轻蔑之，而且把上述怨气统统倾泻于这位“不速之客”的身上——他不仅不同意毛所要求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更在其基础上又附加了苛刻内容，以致让毛周签下“不平等条约之最”，而且还策划了朝鲜战争，驱使新中国与头号霸权火并，他才放心（朝鲜战争使中国因祸得福、扭转乾坤，这是后话）。 可见，当时的历史逻辑是：“马歇尔调停”（国共易帜）→“马歇尔计划”（西欧复兴）。而德国战俘的悲剧则是其中的一个“诱因”或“催化剂”。当然，罗斯福总统的“一片苦心”：为了把阶级斗争的重心转移到东亚，而不是“返回老家”——西欧；牺牲百来万德国战俘，那又算得上什么呢！ 美国“维权”组织发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战争罪》，摘录如下：[11] 指控2：马歇尔利用仇视德国人的艾森豪威尔来掩盖他自己的巨大的军事与道德失职。在马歇尔的命令之下，艾森豪威尔为在1944—46年间死亡90万战俘，负直接责任。马歇尔知道这是滔天大罪。 立论：……在艾森豪威尔驻欧洲总司令的整个时期，他和马歇尔保持从密切联系。……1944年到1946年，把整个德国和法国的集中营中的成千上万的德国战俘，置于饥饿、毒打，留在雨雪地里，而无保暖衣服，没有医疗服务。艾森豪威尔原本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马歇尔了解战俘营的如此情状，因为国际红十字会的抱怨已使他知道：艾森豪威尔按照盟军的规定，禁止视察战俘营；他也知道艾森豪威尔命令把百万袋的红十字会的救济品原封退回。马歇尔后来告诉杜鲁门总统，……他不得不让艾森豪威尔唯命是从（去那样做的）。…… 指控4：除了罗斯福之外，对于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的中国之被创造，最应该负罪责的，就是马歇尔。 立论：杜鲁门（总统）委派马歇尔将军于1945年11月27日赴职中国（调停国共内战），这个使命是中国共产主义化——“红色”征服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马歇尔热衷于给予共产党权力的“联合政府”，对中国民族主义（国民党）实行军事禁运。……马歇尔十五个月的使命导致民族主义中国的惨败。 （马歇尔应该对这些事负责，即：）中国四年内战……和之后数十年的非理性、极危险的阶级斗争……。 当马歇尔到达中国的时候，共产党仅有30万装备很差的军队，局限于很小的区域；当马歇尔离开的时候，共产党已有两百万（主要是被苏联援助的）装备精良的军队，控制了大半个中国。 （马歇尔应该对这件事负责，即：）……大饥荒死三千万人与人祸浩劫。 在罗斯福行政当局的帮助下，“四强”之一的中国遭受内战、革命与浩劫，死亡许多百万人。 【注】注释（略） （五）深度推演：历史是不以强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对于极具智慧与生命力的中华民族来说，再大的忧患也会是“物极必反、塞翁失马、剥极必复、贞下起元”的。就中国本身来说，“国共易帜、改朝换代”深层意义是“因势借力，变换阵容，确保球籍，伺机崛起”。国民党危难受命，救亡折殇；共产党前仆后继，再接再厉。后者以“组织力与动员力最大化”的总体战的苏式机制，来因对冷战与新的世界大战。当然，此种“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阵痛，对其自身民族也几乎是致命的；这正是孙蒋两公——尤其是蒋介石——不忍心做、因而尽力遏制“五四狂潮、洪水猛兽”的缘故（孙中山首次与苏俄所订盟约，冠于“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 假如美苏英三强能信守“战胜国、联合国”之规矩，战后中国就会“渐入佳境，正理平治，提前崛起，推广太平”；此乃中国文化的“直道而行、玉成其事”（皆大欢喜，蒋公万岁！），但是，列强两霸却硬是剥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那只好换上毛泽东的“曲线救国、曲全其事、后生可畏、后发制人”（内在阵痛与外患程度成正比）。其实，毛所要走的路，是比蒋更国民党式的“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民族主义）——例如在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际，毛向美国示好；我们联系到“（与美国的）延安情结”，可想而知：他很希望，新中国能够交好美国，从而走一条“市场经济现代化”的道路。然而，新旧中国早被美国出卖给苏联，以换取“西欧民主”了！ 再者，新中国的“阶级斗争”就她自己来说，表面上是主义和制度的选择问题，而实质上则是“生存困厄”所致。因为“雅尔塔体系”把中国置于苏联“铁幕”，从而被拒于世界市场之门外，被西方围堵，也无法“海洋立国”，这就等于中华民族在发展方面被窒息了——忍受生存危机（苏联的内外空间相对皆大）。（按：斯大林按照苏联学者的估算，既然中国无缘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循环”，因而仅靠其国土资源，那么，它只能供养四亿人口；但是，那时的中国人是五亿多，如此失衡，不搞阶级斗争怎么行？所以，斯大林明确地说，中国有一亿“过剩人口”，由中国共产党自行解决）[1]。 这种情况，谁来统治，采取任何制度，也搞不好！相反，还是毛泽东打破僵局的：合纵连横，让两霸轮流扶植；最后“中美蜜月”，搞垮苏联，西方才给予极大的回报——中国参与世界市场与西方经济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并且在客观上，20世纪的霸权之罪恶滔天与中国之承受忧患，逐渐以一种潜在能量，冥然促进“西方衰落、中国崛起”的世界大势。 【注】[1]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vol. 15-16, 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 1959,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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