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以为】宗教是民主的灾星，儒家是福星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05:10:21 儒家网 余以为 参加讨论
宗教是民主的灾星，儒家是福星 作者：余以为 来源：志仁儒学 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初六日丁酉 耶稣2015年11月17日 围绕巴黎的恐怖袭击，除了祈福巴黎、声讨伊斯兰国之外，国内涌现出许多批评当代法国文化的声音，例如关不羽、五岳散人、李竞恒等，本人也算其中一员。小有规模，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 白左、圣母，是最新流行用来指称当代法国文化追捧者的贬义词，大约对应以往的公知、文青、小清新，其秉持的观念包括：民主、平等、和平、福利、女权、多元、环保、滥情等等。这些观念背后的支撑并非科学、理性、逻辑或者常识，而是所谓的政治正确，亦即不可质疑的教条。主要推销工具不是实验、论证，而是虚构的文艺作品。法国的主流价值观一般称之为普世价值，好比计量单位中的公制，但英制也很流行，公制并不普世。普世价值是个好词，可用在别处，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名副其实的普世价值。 民主源自狩猎 法国主流价值观由一组教条构成，是一种新兴宗教，姑且称之为社会教。社会教的灵魂人物是卢梭。卢梭往上追溯是加尔文，往下畸变是马克思，亦师亦友是英国辉格党。社会教往往称自己的诉求为民主，但是现时作为标准配置的“普选制”，最长也不过百来年历史，废除君主制才是社会教贯穿始终的“执念”。只要废除君主，其他形式都可称民主，例如雅典城邦、巴黎公社、苏维埃联盟、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别看二战后，苏联阵营与法国所属的北约集团视同水火，其实苏联是俄国自拿破仑战争以后，历经百年法国化的阶段性成果。苏联势力所及之处，民主制可以商量，君主制没得商量，必废不可。 英国作为老大帝国，只敢自诩是最早的宪政国家，因为还有国王在，不敢在民主方面吹嘘。美国虽然比法国早几年实现共和，但在民主大佬排位上，还得礼让法国人几分。法国有着民主源头的地位，不仅因为卢梭是法国人，更因为法国大革命从肉体上几乎灭绝了文化精英，托克维尔是少数幸存者。十九世纪，拿破仑、路易十八、拿破仑三世试图恢复君主制都告失败，这几次挫败还让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一代的文化遗产作了君主制的陪葬品，可从雨果名著《悲惨世界》中管窥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变迁史。经过百余年大折腾，法国虽然有左派、右派，分歧仅限于国家认同，已不存在社会教观念上的反对派。 社会教喜欢把民主制溯源至雅典城邦，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雅典民主延续时间不长，而且被苏格拉底、柏拉图批评，亚里斯多德更是希腊城邦政治的毁灭者。师徒三人未必是古希腊当时的文化主流，但是古希腊文化现代遗存的主流。 社会教的民主执念，来自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现身说法，帮助基督教改革派恢复了罗马帝国时期、教廷建立之前的古老记忆，使徒时代秘密结社的自治形式。一意组织上复古的新教教派叫做加尔文派，而路德派只在乎检讨教义、仪轨，对世俗社会的君主制比较维护。和犹太教、伊斯兰教一样，加尔文教是有着政教合一追求的教派。 近代基督教面临科学进步的严峻挑战，比如伽利略的日心说，牛顿的天体力学等等，有着强大的说服力。以卢梭为代表的加尔文教信徒，不得不向十八世纪的科学妥协折中，搁置荒诞的圣经故事，改以诗歌散文小说的形式传播加尔文教价值观，这就是我说的社会教。马克思在十九世纪重做了一遍卢梭的工作，向十九世纪的科学新进展妥协折中，例如达尔文进化论。马教与社会教区别在于和不和平，算是社会教的一种畸变形式。马教与社会教在基督教培育的土壤中茁壮成长。 受进化史观和末世论影响，很多人误以为民主制是一种高级的政治形态，其实民主和人类一样古老。古人集体狩猎模式很像狼群，遵循民主、平等、共享原则，叫做原始共产主义也行，很容易从原始部落中观察到。君主制相对晚出得多，农耕时代对农时的把握要求很高，需要专门的天文知识，知识积累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于是出现了为民授时的君主，君主子弟占有知识传授的便利，于是出现了世袭制。 在世袭制的初期，一般是在前任君主的子弟作为候选人，由一群诸侯开会推选，古罗马、中世纪的欧洲、早期的蒙古、现在的沙特采用这种方式。在世袭制成熟之后，一般由在任君主选定储君，现代的欧洲君主国、忽必烈之后的蒙古采用这种方式。在元朝，前者称为蒙制，后者称为汉制，虽然前者民主因素更多，但不能说游牧部落比文明古国更先进。忽必烈弃蒙制改汉制，立储君废推举，旨在减少君主继承中排除暴力冲突，但因为蒙制根深蒂固，终元一朝，每逢交接都不安宁。 民主的福星 虽然儒家是中国主流价值观，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世袭君主制，但儒家与民主并不冲突，儒家非常推崇典籍中记载的尧舜禹非世袭传承，而且后世依据典籍建立了一套禅让制度，确保朝代和平交接。汉魏晋宋齐梁陈都是和平禅让的，虽然宋元时中断了，但清末的退位诏书复活禅让制。中华民国得以在欧洲北美之外率先建立民主共和，儒家功不可没。 中国的政治传统不是没有缺陷，孙中山早已指出：“不会开会”。开会宝典《罗伯特议事规则》问世几十年，就被引进中国，正说明国人不缺价值判断力。当代台湾、香港的繁荣稳定，说明华人也不缺民主执行力。一些现代学者要求儒家从学理上“开出民主”，这跟要求爱因斯坦做出弓箭一样荒唐。中国先人不懂开会，因为很少开会，很少开会因为私权明晰，保护私权比公议公行更高效。 实践证明，儒家可以兼容民主制，正如儒家历史上兼容封建制和郡县制。这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很多人把民主制与社会教捆绑在一起，儒家观念与社会教存在分歧，便指责儒家反民主，在此有必要予以澄清。下面先罗列儒家与社会教的主要分歧： 民主——无为（君无为民自主） 平等——以和为贵（接受等差） 和平——以直报怨（有限暴力） 福利——惠民（体贴而非施舍） 女权——相敬有别（夫妻分职） 多元——教化（有条件的宽容） 环保——天人合一（不反人类） 滥情——自由（上节制下自由） 民主制如果不加限制，凡事付诸公议，会变成互相扯皮、互相奴役的社会，奴隶制传统源远流长的欧美社会很容易出状况。宗教是奴役的精神工具，社会教的观念脱胎于宗教。社会教笼罩下的民主制度会逐渐演变为低效、无能的社会，互为奴隶主的奴隶社会，现在征兆已经非常明显。社会教势力最盛的欧洲，每况愈下，靠吃老本混日子。 儒家的无为，是限制政府作为，即宪政。帝制虽然是君主制，但不扰民，不是路易十四那种无所不为的绝对君主制。在宪政传统基础上改为民主制，恰好不容易出现滥用公议的现象。儒家社会不行民主则已，一旦实行肯定是优质民主。儒家社会没有民主失败的案例，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已经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大陆至今尚实行苏联体制，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恢复传统价值观，触发近三十年的经济腾飞，在东亚不算什么，在前苏联阵营堪称奇迹，说明儒家观念在任何制度下都是普适的、有益的。 冀望儒家振兴民主制，并不过分。学界当下的任务是严格区分中国传统和苏联传统，把故意搅混水的言论予以耐心细致地澄清。无论民主不民主，这都是必要的。 民主的灾星 如果民主是不可战胜的，那么古希腊罗马就不会败亡。民主有克星，克星是什么？作为旁观者，本来很容易看出基督教兴起与罗马帝国败亡的关联，但史学长期被基督教与社会教学者把持，简单现象模糊化了。下面对大家较为熟悉的近代史重新梳理一番。 宗教是反理性的，而政治是离不开理性的，虽然许多宗教有政教合一的追求，尤其是犹耶回马这一系一神教，但政教合一注定玩不好、玩不久。基督教最幸福的时光是在中世纪，当时与其说“君权神授”，不如说君主的个人理性不断矫正教会的非理性冲动。靠近异教区的马丁路德，知道君主个人理性的重要性，深处基督教大后方的加尔文不知道。加尔文不知君主是教会的拐棍，以为是教会的对头。如果说马丁路德派挑起了欧洲三十年战争，加尔文派则挑起了法国、英国的内战，内战比外战更残酷。法王、英王虽然偶尔也拉一派打一派，但主要承担调停人的角色。 法国大革命颠覆了君主制，失去调停人的法国陷入大混乱之中。拿破仑化内部矛盾为外部冲突，驱使暴民在欧洲掀起一番风浪，风浪平息，法国逐渐安定下来，但是沦为英国附庸，在德意志帝国威慑下，苟且偷生。直到下一个世纪，德国重复法国的经历，德法一起沦为美国的附庸。本来单论国力，法国有能力把伊斯兰国从地图上抹掉，但是受社会教束缚，法国只能坐以待毙，像罗马帝国一样败亡，如果没有英美罩着的话。 英国美国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民主典范，但是别听信清教徒精神那一套。如果真是清教徒的贡献，那么“迫害”清教徒的英国早在明末清初就该衰败了。英国之所以兴盛，有一些偶然因素。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非欧亚大陆，因为英国铁矿煤矿挨得近，全世界绝无仅有，在只有人畜运输的条件下，这是巨大的炼铁成本优势。十九世纪后期欧陆兴建铁路之后，英国的工业优势就大大缩小了。 英国民主政治得以健康运行，主要是保持了政治的世俗性，这又得益于国教派、清教徒、天主教三派僵持，既不能像法国那样，君主与天主教结盟消灭公开的新教徒，也不能像荷兰那样，暴民消灭没有君主庇护的天主教徒。启蒙运动适时发生，让争持不下的各教派握手言和，归于理性。 美国基督教经历过四次大复兴，意味着也经历了四次大衰退。清教徒主义在第一次复兴期间就被边缘化了，仗着这次宗教复兴的威力，美国取得独立，旋即宗教热度衰退，欧陆启蒙思想流行，酝酿出一部精湛的联邦宪法。联邦宪法并非纯粹理性的结晶，也是形格势禁的产物。美国各州的主流教派不一致，各教派对所在州的政治影响很大，联邦层面只有排除教派分歧才能统合各州。 徒法不足以自行，别高估宪法的威力。美国宪法抑制宗教干政，却没有限制宗教传播，若未来某个教派在复兴运动中一教独大，掌握多数选民，隔离墙就形同虚设。法国目前已经陷入这种状况，社会教独霸政坛。如果把社会教看作宗教，社会教独霸美国也为期不远，某些方面的政治正确比法国更严重。 教民是一群被催眠的人，教民的合议民主，往往偏离常理常情，不仅危害国民福祉，也会危及民主制本身。美国把民主制当作万能钥匙，在全球推行，罔顾民情民风，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伊拉克、叙利亚并非第一单，但美国人从不吸取教训，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 有失败的民主国家，没有失败的儒家社会。儒家拯救民主，责无旁贷。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