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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讲堂第一期:儒学在现代生活中的“用”(2)


    我们近代对儒学的这种用世,我们还有两种批评。我们当然也承认儒家的践履性格啊,就是实践性,能够作用于当代,我们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针对这一点,当代还有两种对于儒家的批评。
    第一种是说什么呢?说儒家是希望对现实世界能够产生影响,产生作用,但是儒家在中国历史上,他最大的影响跟作用在哪里?在政治层面,在政治领域。而且近代人都认为,中国传统上这个封建专制、君主专制这么长,而且时间这么长,看起来这么巩固,都是因为儒家作为它的帮凶,或者作为君主专制的它的工具,作为这样的工具的这个地位,造成使得它这样这个君主专制能够延续时间这么长。这是一种主要的批评,近代这种批评我相信各位也非常熟悉,很多。
    第二种批评是什么呢?是说孔子这一套讲法固然希望能够作用于当下,作用于时代,作用于社会,但是他这一套想法,他的产生这套想法的基础以及它的这个社会,实际上还是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这个在这个小农经济这个社会里边产生的这种思想,他希望这种思想也能够对应于这样的一个社会,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恰好已经过去了,跟我们现在社会完全两回事,那么同样他的这个思想也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思想刚好也因为如此所以它不切合于当代。
    这两种批评也是针对儒家的用世性格,就是他要作用于时代,接着就有两种这样的批评。
    这两种批评其实都是蛮有趣的。怎么说呢?就是儒家要为我们的君主专制来负责,那么这就有很多种辩护辩论了。第一,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君主专制,当然在近代我们受西方的影响,我们使用一个西方的评论的模型,就是从孟德斯鸠、黑格尔以来的这个模型——自由的欧洲、专制的亚洲,那么这个专制的亚洲是跟君主专制统一结合起来的。那么这样一个判断,包括黑格尔对专制东方的判断,这样的一个判断事实上是经不起检验的,因为他本身的逻辑混乱,他对东方的文化基本上不了解,那是一种先验的判断。他们从气候、从地理、从人种等等各种角度,而且叫“立理以限事”的角度,就是说这个自由跟奴役的对比是已经先划好的,欧洲是自由的,亚洲是被奴役的,然后再去填空,找很多很多理由来去塞进去。他们找的理由大部分出于误解,譬如说认为中国过去的君主专制,君主统治底下老百姓没有财产权没有人身自由,君主完全凭他一己的权力来决定老百姓的生死,决定他的财产的归属等等,这些都是在中国来说是完全荒谬的。但是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因为在这个框架里面来理解,所以我们常常也就说,中国传统上儒家教我们,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有一位前辈就当面跟我讲过,说:我们今天怎么提倡传统儒学呢,传统儒学是讲这样一套的!这还了得!我说这个儒家谁讲啦?儒家谁讲了这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啊,恐怕法家都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呢,对不对?那么大家都痛骂三纲五常,不晓得三纲五常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就把传统用恶意地解释的方式去满足这样的一个论述的模型。
    说君主专制,儒家做了君主专制的工具。各位要想想看,如果儒家是做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的话,那么它在汉代就不应该提倡禅让,对不对?在汉代就不应该提倡禅让;那么它在宋朝它就不会被政府打压,被批评为“伪学”;它在明朝,明朝曾经四次毁书院,不准儒者办书院,为什么?到清朝要兴文字狱。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说,你们这些儒者大家都说考试,要考儒家,要读《四书》,《四书》到底讲什么东西啊?拿来给我看看。他一看之后大吃一惊,说:什么?这个孟子居然说,只听说杀了一个独夫,没听说过杀死了君王嘛,对不对?“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说君王把老百姓不当人的话,那老百姓也把他当寇仇,是不是?那这个怎么能容忍呢?他完全不能够忍受的。儒家的学说不但不是作为君主专制的统治,而且儒家用它的学说控制了整个中国的过去的政治体系,提供了许多的监督的一些机制。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来做政治学的讨论的话,这个当然是可以做更多的梳理。不过呢简单说,就是说,近代我们把儒家的作用主要看在政治层面,忘记了儒家在我们其它的领域里面产生的一些作用跟影响,这个是非常大的缺失。
    第二呢,我们看待政治层面的儒家,我们的观点、角度又不得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上我们这个过去这几十年来的观点,有非常大的偏差。
    另外就刚刚讲到,小农经济底下的产物,就儒家思想它已经不适用于现代了。这个讲法看起来啊好像很具有说服力,实际上是最可笑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讲法讲得通的话,那么所有一切古代的思想,中外的思想,都不需要看了。你现在还要谈柏拉图吗?还要谈亚里士多德吗?希腊城邦社会的产物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呢?我们不需要读洛克啊,不需要读笛卡儿,不需要读康德、黑格尔,为什么?他们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都不一样了,为什么要读呢?对不对?这个讲法不是只用在儒家,如果它说得通的话,那我们所有学说,不是在我们现代的这些思想学说,我们通通都不要读了,不用读了,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一种思想发生在这种社会里面,那么所以呢它不适用于另外一个社会。那我请问你啊,一个思想不是会传播吗?我们在腾讯讲这个课,它是一个传播体系啊。思想跨越它的原生地域,原生社会,传播到另外一个地区去,在思想史上是最常见不过的。欧洲人,罗马相信基督教,难道基督教是发生在罗马产生的吗?它在希伯来地区出现的啊,但是它传到欧洲去,影响到现在这么大,到美国,它影响那么大,它的时代、社会都改变了,地域都改变了,那它为什么能够传播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它能生根呢?影响到当地人。这才是思想史的常态嘛。我们讲一个荒谬理论,我们还觉得振振有辞啊,说它是发生于小农经济时代,所以说它不适用于现代社会。这个如果是持这样的观点,那这个人根本不用读书了,天下任何书都不用读了,对不对?
    那这个讲法在过去讲是有道理的,它有它社会的现实,过去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哪,只承认人有社会性跟阶级性,不承认有普遍的人性,所以我们在讲思想的时候,也不承认思想有普遍的价值、永恒的价值,思想只能它是有历史性,没有永恒性。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又经常采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这个想法,这个非常简单的庸俗马克思的这个讲法来讨论事情,所以我们会这样看。那么这个问题现在要辩驳它,已经是非常容易了。
    其次,这个问题啊,它在近代,大家都所以相信,它是因为混杂着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传统跟现代的这个纠葛,认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它是发生于小农经济的经济社会,发生于君主专制的这种政治体制,到今天我们要走向现代,它不但已经不适用,而且它恰好是我们要打倒的对象。我们就应该打破这些东西,封建的礼法,打破这个,我们才能够走向现代。所以儒家跟现代社会的关系,恰好在于我们不让儒家在我们社会中继续起作用,这样我们社会才能够真正现代化。这种想法不稀罕的,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种想法,但这种想法后来到了20世纪大概50年代、60年代以后,国际上开始慢慢有一些新的调整。因为原先我们的这样一个思考的模型啊,其实不是在讨论我们中国问题中出现的,是原来是西方人在讨论他们的社会变迁。“传统跟现代”这个讨论方式啊,是在讨论欧洲的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跟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那我们呢,是把这个讨论方式拿过来,用在东西的比较上。于是我们讲的西方啊,我们都是把西方的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的这些特征,拿来讲这是西方,我们忘记了西方也有中古,它有宗教,有着早期的这样一个社会,我们感觉好像欧洲从来就是民主的,从来就是契约的,从来就是法制的,对不对?从来就是政教分离的。那中国呢?是儒家代表了神权跟政治的统治权结合了,政教合一。然后呢?中国儒家,就封建社会嘛,封建礼法,忘记了原来讲封建是讲欧洲的封建,它不是中国概念的封建,对不对?讲得好像只有中国东方思想,中国它才是传统的,西方代表现代,中国就是要走向西方,或者用西方来改造中国。那但是这个讲法我刚刚说了,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本身调整了这个论式。它调整不是针对中西的调整,而是调整他们在解释现代西方跟他们中世纪的关系。过去的解释啊,都是反对中世纪,所以说中世纪是黑暗社会嘛,是一个黑暗的世纪,所以很多人强调叫“走出中世纪”。为什么呢?因为中世纪充满愚昧、黑暗、教会掌权,启蒙运动那个著名的词汇,叫做“解除上帝魔咒”,就这个意思。就人好像被上帝,过去上帝下了个蛊,这催眠跟我们看的那个童话故事一样,一个公主被巫婆下了咒语昏睡了,对不对,最后有王子过来亲吻她才醒过来。整个欧洲也是这样,被上帝啊催眠了,上帝的咒语,魔咒啊,上帝的咒语催眠了,这个人昏昏沉沉就跟着教会跑,他只晓得怎么崇拜上帝。到启蒙运动之后,人才打开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理性去思考,用自己眼睛去看,才重新看到世界。所以呢,黑暗的中世纪,理性以后开展出来的现代社会,过去西方的解释模型是这样。
    但大家慢慢就发现,我们所说的现代西方的很多的想法,包括科学的创造,譬如说牛顿三大定律,那么近代人就会说牛顿的三大定律它是完全是一个在破除宗教以后出现的吗?不是的。因为牛顿本身是一个非常坚定地有上帝信仰的人,他发现这个定律啊几大定律是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必然有他的规则,要去寻找这个规则,所以找出了定律。这一类的解释是在说明什么呢?说明现代跟传统之间,它不是断裂的,它也不是逆反的、造反的、革命性的关系,它中间有很复杂的连续性。这个大概是50年代以后,西方开始有这样想法。那么我们的学者呢也开始运用西方的这个想法去处理中国的传统跟现代的关系,去解释说传统的很多看起来新的变革,它实际上它有传统的脉络。
    那么慢慢到80年代,这样一个讲法,慢慢又更强化: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发展,它实际上它有什么呢?它有中世纪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渊源。就正因为是有前面中世纪这些思想的脉络,所以才发展出一个近代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等等许多这些东西。著名的韦伯的论述,为什么在80年代以后大家很多人来讨论,就这个道理。就是说传统不但不是一个要被打倒的东西,传统跟现代之间它本身还有藕断丝连,它有非常复杂的关联,除此之外传统还是造成现代、现代之所以如此的一个内在的根据,这样一套讲法。这个论述更进一步更强的就是讲,传统不但是“现代之所以为现代”它的一个依靠跟根据,而且我们如果把这个传统的因素,做更好的发挥的话,更强化发挥的话,可以让我们的现代更为健全。这就是后来叫做,我们把它称为东亚儒家跟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是说亚洲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慢慢它能够崛起,亚洲的经济的崛起,得益于它的儒家传统、儒家的这个身份,所以儒家文化圈跟亚洲的新的经济圈它是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论述变成是传统可以帮助现代,造成现代社会它的产生,在经济、社会的变革上,它有很大的价值。
    那么现在呢,当然纯粹从经济上来讨论传统文化或者儒学这个讲法的人,不是那么多了,但是现在我们开始,各位可以注意到,最近这十年我们开始又谈“普世价值”,就是儒学具有刚刚讲的它不是只有历史性,它不是只是局限于中国或中国古代,它在那时候产生作用,它对所有社会的人全世界人它都能产生作用的,所以讲儒学的普世价值,儒学可以作用于全人类,具有这种普世价值。那么这些讲法都是对于“儒学只是一个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不能作用于现代”这个思想的逐步的调整跟改善。那么慢慢慢慢我们现在可以承认,儒学它对于现代社会确实可以产生若干的作用,譬如说经济上的作用,已经论述很多了,甚至于在学界提出“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欧洲型的资本主义,它的内涵是新教伦理,那么亚洲型的,东亚的资本主义,它的内涵是儒家文化,等等就有很多这一类论述。这类论述,我不是完全承认他们的讲法完全有道理的,但是这些讲法其实都在解答,其实部分解答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是问“儒家在这个社会还有什么用”嘛,对不对?那么在经济领域上,他们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答复。早期呢,中国最早在哥伦比亚读书的一个博士,当时写了其实也是属于这类的答案就是叫《孔门理财学》,就是孔子的学问在经济上到底有什么作用,特别是从现代经济,就是亚当·史密斯以后的这种经济形态,特别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经济形态,儒家可以产生什么作用呢?这种讨论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从孔门理财学到80年代、90年代蔚然成风的谈儒家型经济、东亚经济、儒家经济圈、华人经济网络等等都是来谈这个。就是说我们过去认为儒学影响最大的是政治领域,那么假如这个传统的君主政治,我们现代大家不走君主政治这个路子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儒学它还有什么用呢?在经济领域,这恐怕是我们讨论得最多的。
    那么各位看哪,这个儒学它的这样一个变迁,从原先我们觉得它是帮凶,它是工具,它是完全不适合的,是一个古老的、一个陈旧的东西,都要甩开。但我们慢慢走到后来改变了,变成说我们强调儒家它对我们现实,特别在经济上,在经济体制跟资本主义社会,它是可以高度结合的等等这样的一个讲法。事实上不是儒家本身有变化,而是因为我们社会的需求改变了。就是说,早期我们追求现代化,把现代化认为是对的,那么儒家只要是跟现代性相矛盾的东西、相违背的东西,我们都认为它是错的,所以我们用尽一切的可能性,去设想一切的理由来抛弃儒家,我们找各种理由来抛弃儒家。这是我们当时的社会需要。所以在当时,儒家承担了,儒家最大的功能在哪里?儒家承担了我们整个社会泄愤的对象,它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泄愤的对象。一个人受尽了委屈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他需要找一个泄愤的对象,这个时候不会想说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争气啊,我们总要找一个人来怪嘛。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一个人当他没办法的时候,他通常的态度叫怨天恨地骂爹娘,爹娘生我不好啊,生的时代不好啊,社会不好啊等等,总之不是我的错,我充满了委屈啊,所以都是你们造成的。特别是很多女孩子,她在发脾气的时候会说都是你都是你,对不对?我们这个过去讲儒家,其实也属于这种的,就是说都是你啊都是你,儒家承担我们所有的委屈,成为我们泄愤的对象,所以我们找了很多很多理由来说,儒家它有这个那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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