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如说儒》第七讲完整版：启蒙还是教化？(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3:11:14 腾讯儒学 徐晋如 参加讨论
四、二十世纪的灾难之源正是启蒙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从启蒙运动到“最血淋淋的世纪”世纪。 我们要知道，我们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淋淋的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也是多不胜数，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国家对于自己的国民进行有计划的、大批量的、持续的杀戮。二十世纪之所以会成为历史上“最血淋淋的世纪”，杜维明先生认为，这与启蒙脱不开干系。他引用了一位学者彼特·博格的话，他说：“任何人如果说受启蒙影响的现代性是了不得的人类理性的发展，现代化是人类的最大的幸福，我只要一个字就可以反证这种肤浅的乐观主义，这个字就是‘奥斯维辛’，就是纳粹的集中营。最残酷的集体主义和最能够发展人性光辉的个人尊严，都在启蒙之中。”那么彼特·博格的这番话说得非常地沉痛。二十世纪的灾难，它的最大的思想渊源就是来自于启蒙运动，就相信集体的一定高过个人的，所以集体主义造成的极权是远远超越人类历史上以前的所有的残酷的暴君，集体的残暴，集体的暴虐，是个人的暴虐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法国大革命的狂热无理性早就为当时的启蒙主义者所察觉，并且成为了那些相对比较保守、对于启蒙持一种怀疑态度的人的反证”，就是你们看启蒙是多少地不好，“但是启蒙运动所带来的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又使得人相信强国富民就是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你要想追求富强，你就必须走启蒙的道路，你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接受工具理性的原则”。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中国的教育就非常地荒谬，比方说我们说要强国富强，我们要科技兴国，于是所有小孩子从小都要学特别艰深、特别可怕的数理化，可是你跟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美国一比，人家大学生学的东西都没有我们的初中生那么地深，那么地艰难。全世界大概除了中国，没有第二个国家把一门外语，一门不是自己国家的语言的语言作为必有课，从小学一直必修到博士。这是认为我们要富强，就必须要改革开放；我们要改革开放，我们就必须要人人去学英语。可真的有用吗？我们看看日本怎么做的。日本人家不是这样要求的，有一个日本的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根本就不懂英语。他们是培养一批非常专业的翻译人才，你西方只要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我立刻就给你翻译成日文，所以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跟西方几乎是无缝的，就慢不了几天的，我就马上就会知道你的最新科技成果，那些东西根本不需要普通老百姓都懂的，你浪费了无数人的青春，浪费了无数人的精力，这背后都是启蒙思想。 中国在这种救亡图存的口号之下，也被裹挟进了启蒙的大潮当中去，而且同样被启蒙折腾得五痨七伤、鲜血淋漓。新文化运动提出来了一个词叫“改造国民性”，“改造国民性”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砸烂牛鬼蛇神，它的一个先声。国民性如何可以改造？性是上天所赋予的东西，你如何可以改造？所以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削足适履”，你买鞋子，鞋子不合脚，正常的人是买一个合脚的鞋子，可是我们的新文化派不是这样，他要让自己的脚给削去皮、削去骨头来配合这个鞋子。 新文化运动以后，实际上从新文化运动以前就已经开始了，1912年的时候国民政府下令取消读经，1924年的时候规定中小学一律教材学白话文。他所有这些思想都是从启蒙运动来的，都是讲究有用，他不讲我这个读文言文对于人的性情成长是何等之重要，他只讲我是否有用，觉得说文言文不适合去表达科学的道理，这些人也不想一想，现在你看一看数学里面的很多词，几何、代数哪个不是文言文，难道是白话文？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这些人他们中国的东西就没有学透，没有学深。比如胡适，他就认为白话文更适合于抒情达意，文言文不行，那是因为你写不好文言文，你写好了，你学到了桐城派的义理，学到了桐城派的那种笔法，你就知道桐城的散文非常适合叙事、抒情。要讲说理，中国骈文是世界上最擅长说理的文体，我们中国最伟大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就是用骈体文写的，明清两代科举考试考八股文，八股文也是骈体文，为什么用骈体文考试？就是因为骈体文最适合说理，骈体文正说反说，因为它对仗，它两个加起来又有一个新的含义，所以它能够把道理说得特别地透彻。你没有经过这种训练，你当然不懂，但是你没有经过这种训练，是你浅薄无知，你竟然敢于去辱骂、否定我们的文化传统，这样的人是妄人。所以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够继续下去了”这样的一个最高指示，是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以及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启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黄万盛先生，他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在批评“文革”的同时，却对于新文化运动抱以相当程度的肯定和同情。其实我们只要略加考察，就可以发现，今天绝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存在一个相当的缺陷，就是在于他们都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无论是西方的古典文化和中国的古典文化，他们都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接受的是这种新文化运动的教育，他们反对文革，不反对新文化运动，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还是认为中国的问题出在我们的国民性上，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上，所以我们要削肉还父，剔骨还母。就像哪吒一样，把自己的肉给割下来还给自己的爸爸，把自己的骨头给拆下来，还给自己的妈妈。你想这人不就死了吗？哪吒还可以有一点灵魂，被他的老师放到了莲藕里面，我们中国文化，我们的中华文明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 所以当今的这些反对传统文化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依然继承的是新文化派的思想，依然信奉的是改造国民性的周氏魔咒，以启蒙者的心智去对待文革和新文化运动，必然会认为，文革的产生是中国封建专制思想的总复辟，是新文化运动启蒙不彻底的产物。恰恰相反，恰恰正是因为有了新文化运动，才必然会有文革。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新文化运动的信仰者，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所无法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文革只出现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中国漫长的五千年的文明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文革。要不然，文革怎么叫史无前例啊？ 黄万盛先生论述了一个事儿，他说：“中国作为一个在几千年时间中管理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智慧、它的经验完全成为了粪土。它重视对最高权力从小开始培养教育的传统”——中国古代皇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样一个传统——“它通过文官政治限制最高皇权的制衡机制”——用道德制衡政统——“它的朝廷议谏制的公共决策，它通过考试制度沟通并吸引民间人才的经验，甚至在精神价值上‘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甚至在底层结构中突出士绅阶级的道德力量，以有效协调民间社会的草根资源等等，这些优良的传统，全部被当成了封建专制以及它的基础，而遭到了清算。这方面的后果极其严重，由于五四时期的清算，在1949年中国需要重建的时候，这个社会却没有任何制度资源可资利用，任何传统的资源都不符合‘五四’以来的革命理想的标准，相反，随时可能是复辟的危险。” 抗日战争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的作家他要写那种抗战文学，写抗战文学，老百姓愿意接受的是那种章回体的旧小说。这种小说很受欢迎，马上有很多的新文化干将站不住了，就说你们现在这不是又要开历史倒车吗？将来我们不还是要再来一次新文化运动吗？所以这些人不死绝，我们中国没有希望。 因为“由于这些新文化派的革命理想，中国社会重建的资源苍白到了只有一种机制是安全的，这就是革命组织与军队的建制，于是‘支部建在连上’，变成了支部建到生产队，支部建到居委会。全国上下按照军队的网络组织起来，中国成了前所未有的准军事社会，这样的社会组织消解了一切民间社会，使得任何一种社会活力都无法彰显。一个没有活力的社会能够现代化吗？那些至今还死抱着‘五四’民主教条不放、蔑视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人们，应该想一想中国当代的经验教训。”所以我的立场一贯是非常清楚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殖民化的、民粹化的运动，它不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的进步，而体现为文化的堕落，由于新文化运动，君子人格遭到了唾弃，痞子、流氓大行其道。 如果说黄万盛先生的意见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痛定思痛，未免有一些事后诸葛亮，那么我们要说，还是在启蒙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深刻地洞见到启蒙运动的恶劣后果的那些学者，他们是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值得我们向他投以永恒的敬意。 在那个时候，雅各宾派还未上台，法国大革命多数的暴政还在酝酿之中，还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来彰显启蒙所招致的灾难。在1789年法国贵族会议召开之前，克里斯蒂安·丹尼尔·埃哈德在他自己所创立的杂志上面发表了一篇关于启蒙国家的长篇论文，论述“启蒙是一个经常被误用的名词，它可以用新的错误来掩饰老的错误，启蒙可以成为人们胡闹和恶行的借口，启蒙会选出新的专制者来奴役人民”。那么我觉得这位先生，埃哈德，他最精彩的论断就是“启蒙是用对自己的盲目信任，来取代了从前对他人的盲目信任”。他认为“启蒙为的是把人类理性从所有形式的卑鄙无耻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却铸造了新的锁链”。这个观点非常地有意思，好比说你把贵族打倒了，这些平民就解放了吗？没有，他们却有了新的锁链，就是多数的暴政。弗里德里希·亨利希·雅各比他有一段话，他说：“权力，尤其是一个无所不在又普遍存在的权力，在人民当中是绝对必要的。某种强制，以及对权力加以强化的某些手段，在人民当中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如果只是几个没有受到约束的人就已经对人类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危害，那么，要是所有人都不受约束会怎么样呢？” 这里我又要再说到这个计生问题，有一些人他从理性上也是赞同计划生育的，知道中国的资源是根本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的人口，但是他们说计生不能强迫，只能够靠自觉。问题是中国人就是不自觉，你怎么办？所以这里面我们必须要引用雅各比的这段话：“权力，尤其是一个无所不在又普遍存在的权力，在人民当中是绝对必要的。某种强制，以及对权力加以强化的某些手段，在人民当中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如果只是几个没有受到约束的人就已经对人类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危害，那么，要是所有人都不受约束会怎么样呢？” 在1792年的时候，莫泽尔掷地有声地这样声明：“一切启蒙，如果不是以宗教为基础，而且得到宗教的支持；一切启蒙，如果不是从创造物对造物主的依赖，对祂、对人的善良和关心的依赖中生长出来；一切启蒙，如果取消了对祂的意志的爱戴”——这个祂呢，是一个神旁，傍一个“也”——“敬畏、感谢和服从的责任，取消了祂的命令，取消了祂用来管理世界的伟大制度；一切启蒙，如果使人放任于自己的任性、虚荣和激情，以一种撒旦式的自豪鼓励自己成为自己惟一的、独立的统治者，鼓励自己来制定自己任意的自然法则。那么，所有这些启蒙，不仅会导致毁灭、腐败和堕落，而且还会致使一切公民社会解体和崩溃，导致一场人类种族的内战。而这种做法，恰恰就是从哲学开始，以剥去头皮和同类相食告终。”这段话，堪称是畅快淋漓。他说一切的启蒙，一定是要以宗教为背景进行，一定不能否定掉宗教。一旦你否定掉宗教以后，这个人类就变得像野兽、像畜生一样，是从剥去头皮和同类相食而告终。 所以我们对照此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对照今日世界人类生活的无所忌惮，我们对照文化思想上普遍的平庸化、弱智化，莫泽尔的声明可谓触目惊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