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乐教不等于音乐教育 近百年是乐教兴盛期(4)
http://www.newdu.com 2024/09/20 07:09:46 龚鹏程博客 龚鹏程 参加讨论
五 由这简要的叙述看，各位就不难发现西方宗教音乐正是清末民初乐教的主力，以乐宣教，阵营庞大，后来在中国音乐研究上贡献良多的一些大家，如杨荫浏、李抱忱都出于这一阵营。 民国初年，世俗的音乐教育、音乐活动，以这个体系为主要推动者。教会和外籍音乐人，在此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例如蔡元培和萧友梅于1927年在上海创立了我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专。当时声乐方面除周淑安外，有一位外籍声乐教师斯拉维阿诺夫夫人（Mrs Slavianoff），后来，1931年俄籍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Vladimir Shushlin）和留美归国的应尚能也被聘至音专任教。这时，北京有四所教会中学（汇文、木真、育英、贝满）音乐活动的开展非常突出。育英中学最早的音乐教师是李饱尘（李抱忱），贝满中学的音乐教师是外籍的勒姆太太（Mrs Lum）。李抱忱毕业于燕京大学，编过数本唱歌集并翻译过很多歌曲。1927年还由他们两位出面联合几所教会学校以及燕京、清华的大学生在故宫太和殿前演出了400多人的大合唱。唱的歌曲有五个声部轮唱的英国民歌《夏天来到了》（Summer is come）等。 20年代末燕京大学迁到海淀区后建立音乐系。三十年代初范天祥夫人（Mrs Waint）在燕大教声乐课。学生有杨荣东、刘俊峰、祁玉珍等。杨荣东除组织大型音乐活动外，还多次担任《弥赛亚》《创世纪》等清唱剧的独唱。燕大还有声乐教师史密斯夫人（Mrs Smith），义大利人撒埃迪夫人（Mrs Saelli）。北京女子师范三十年代改称为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是张秀山，主要教师有俄籍霍尔瓦特、德国人保尔（Bauer）等。据李抱忱自述： 作者（在燕京大学）的钢琴教授一共有三位，音乐系主任范天祥博士（Bliss Wiant），苏路得教授（Ruth Stahl），和魏德邻教授（Adeline Veghte）。声乐教授是化学系卫尔逊教授的夫人（Mrs。E。O。Wilson）。每年燕大合唱团演唱“弥赛亚”时，都由卫夫人担任次高音独唱。音乐史、和声学、和教学法，都由苏教授担任。因为这四位恩师为作者立下的好根基，作者后来到欧柏林音乐学院继续深造时，才能得到音乐方面的二十四个承认学分。 30年代中期一些大型清唱剧主要也是外国人演唱。40年代以燕大毕业生为主在公理会礼堂演出了《弥赛亚》，领唱为祁玉珍（S）、伍文雅（A）、刘俊峰（T）、杨荣东（B），钢琴伴奏是司徒美媛。1944年由周冠卿和杨荣东翻译和组织排练完全由中国人演出的《创世纪》领唱为祁玉珍（S）、刘俊峰（T）、李维勃（B），以后几乎每年春天都唱《创世纪》，冬天都唱《弥赛亚》。女高音王复生和男高音王纯芳也参加过这类演出。当时北京的音乐演出场所，一是教会的礼堂如亚斯礼堂等，一是北京饭店礼堂，还有协和医院的礼堂。 如斯种种，均显示了当时外国人与教会在中国乐坛的地位与作用。这个现象，当然也就造成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暗淡．李抱忱在1945年曾有机会为古琴名家查阜西记谱，据他说： 他弹一句作者记一句的把五个古琴谱（“潇湘水云”、“鸥鹭忘机”、“普庵咒”、“慨古吟”、“梅花三弄”）一音一音的记下来，总算对我国和声有了初步的认识。 以查阜西先生的琴学造诣，有此机会近距离聆赏，对传统音乐略有爱好的人都应欣喜陶醉，然而李抱忱却只对和声作了一些理解，至于《潇湘》《梅花》这一类曲子的历史源流、高远韵趣，都不在他的兴趣之中。其他音乐学者大抵亦然。 六 受西方宗教音乐体系影响的还不止此，佛教音乐之改革，亦由于此。 民国19年（1930年）以后，弘一（李叔同）、太虚合作的《三宝歌》是中国第一首创作的佛教歌曲。此后即出现了大量新创作的佛教歌曲，有正规的曲谱，有现代乐器伴奏，称之为“新梵呗”。仅上海一地就编辑、出版了极多佛教歌曲集（包括梵呗曲谱）。如《清凉歌集》，弘一大师撰词，由他的学生俞绂棠、潘伯英、徐希一、刘质平和唐学咏等作曲。线谱本，民国25年10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妙音集》，民国32年上海大雄书局出版，是《清凉歌集》的简谱本；《海潮音歌集》第一集、第二集，1950年、1953年上海佛教青年会少年部编辑，上海大雄书局出版等。 佛教界也学西方教会那样，通过电台播音和举行音乐会传播佛教。20世纪30年代，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418号“觉园”内，即有座呼号为XMHB的佛音电台，以980千周频率每天上午由居士杨欣连、朱锦华等诵《金刚经》，逢周日诵《华严经》，并接唱梵呗《华严字母》。而佛音电台的开始曲则是黄自编的合唱歌曲——《佛曲》。此后，由郑颂英负责集资，在中国灌音公司录制佛教唱片10多种。在大来、光明（后改为妙音）电台念诵早晚课节目时进行播放。 僧众和佛教徒所唱的香赞，还有不少用著南北曲的曲牌，如《戒定真香》调寄《挂金锁》；《戒定慧解脱香》调寄《豆叶黄》；《香供养》调寄《一锭金》或《望江南》。钱仁康在《法音宣流》中所编配的佛教歌曲中，也有一些采用民间歌曲曲调的。如《生的扶持》调寄福建民歌，《投宿》调寄陕北民歌，《雀巢可俯而窥》调寄河北民歌，《惠而不赞》调寄江西民歌，《杨枝净水》调寄扬州民歌等。又，赵元任利用《焰口调》的音乐，创作爱国歌曲《尽力中华》；黄自编曲的《佛曲》，曲调取自昆剧《思凡》，原非佛教歌曲，但由上海佛音电台用作开始曲后，便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曲”了。 七 以上儒家的、基督新旧教的、佛教的、新文化现代性的四种乐教路数，都不只著眼于音乐艺术，都有传教的目的。其中儒家一型，看来声势最弱。因为后三者彼此颇有交集，意识、方法、表现形式，乃至音乐本身均有相互叠合、彼此支援、同声相应之处；儒家乐教，随著儒家的礼教在五四运动以后大受抨击，地位及作用亦罕有人提及，传统音乐甚且成为了被改革的对象，情况益形凄惨。 但时局毕竟已渐生变化。五四运动及现代化狂潮激起的反省力量逐渐凝聚，民国二十年国民大会上即开始有人提案要恢复读经了；二十三年，中央通令全国恢复孔子诞辰纪念，且派人亲去曲阜祭孔，又重修孔庙，优待圣裔。二十四年一月，何炳松、萨孟武等十位教授更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显示社会上已渐有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意向，不认为可以全盘西化。对现代化所代表的价值虽还不至于产生批判质疑，却已认为中国传统不可完全抛弃。 抗战军兴，民族主义气氛益发激昂。国民政府又在一九三四年推出新生活运动。该运动强调“礼义廉耻”这种传统儒家伦理，而以三化为实践之行动指引。三化，指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艺术化放在第一位，讲的就是要如古代推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那样，以艺术陶冶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目的。因此，当时创作了许多歌曲。如《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过》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遵守秩序》《纯洁的心》《自省歌》《爱惜公物》《公共卫生》《整容仪》《衣服要朴素》《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室内的卫生》《正当的娱乐》《用国货》《实行新生活》《新生活运动歌》《新生活须知歌》《青年服务团团歌》等。 在新生活运动的成败与评价是另一个可讨论的话题，但无论如何，它代表一种乐教形态的发展。蒋中正先生深受阳明学之影响，留学日本，对其武士道精神亦颇有体会，尔后又接受了基督教之价值观。因此他的乐教，既有回归传统儒家礼乐教化之一面，也有基督新教入世禁欲之精神，以乐教宣扬生活礼仪、见义勇为、健体洁心、爱国奉公，更与学堂乐歌以来之办法脉络一贯。基督教教会之所以支持其运动，遂也不难理解。 例如传教士牧恩波认为新生活运动是“一个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使中国的家庭成员获得平等权利的运动，并以此使中国不断进步，获得国际上的平等权”的行动。1934年5月，教会刊物《教务》杂志也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伦理道德正在发生著急剧的变化”，新生活运动则是“中国人自信的一种外在表现，他们相信他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好自己国家的事情”。福建基督教大学的罗德里克·斯科特曾说：新生活运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它已成为了一种民族复兴的标志，二是成为了中国人追寻科学精神的标志”。基于这样的认识，传教士们对于新生活运动的热情不断高涨。一些传教士于是在教会决定前就开始与政府合作，参与社会实践。也有一些传教士对新运进行广泛的宣传。教会1935年更在回复新生活运动总部的信中明确表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决定接受新生活运动总部的请求”。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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