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乐教不等于音乐教育 近百年是乐教兴盛期(5)
http://www.newdu.com 2024/09/20 07:09:56 龚鹏程博客 龚鹏程 参加讨论
八 新生活运动绵亘整个抗战时期，但抗战以后乐教之发展却不止是新生活运动，特别是到了重庆以后。 国民政府虽没有明确指出“乐教”为其指导思想，但在言论及推行的音乐文化政策中表明，国民政府的伦理道德规范系统，是采取传统“乐教”思想来教化民众的。于是重组或筹建了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国立礼乐馆和国立音乐院，三个机构均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 音教委是1934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设立的管理音乐教育的机构。章程中规定其任务为：“一，音乐教育之设计；二，编审音乐教科用书；三，关于音乐教员之考试及检定事宜；四，推荐音乐教员，介绍音乐名家组织各种演奏会。”委员“由教育部部长就音乐专家、教育专家及教育部部员中聘任及指派。”抗日胜利后，1939年改组，先后由张道藩、陈立夫任主任委员。1940年后，曾出版刊物《乐风》。 它主要是为推行乐教而设，在一段时期内也有执行部分政策的功能。下分探讨编订组与社会组，社会组织下还有个实验巡回歌咏团，推动地方歌咏运动。另有教育组，由李抱忱主持制作音乐教育工作计画书，此外还进行调研活动及音乐师资培训。学校音乐教育之推广也是重点之一。编订组则职司教材出版物编审、厘定音乐名词及编辑音乐辞典。不只如此，音教委会还提案实施了战时音乐教育三年实施计画、万人大合唱、音乐比赛、音乐节等等。 国立礼乐馆是国家级研究机构，负责制礼作乐。1943年成立于重庆。当时蒋介石、陈立夫等提倡乐教，曾先后成立孔学会古乐研究组及礼乐编订委员会。后来根据蒋介石“从礼乐作起”、编纂典礼音乐的训示，教育部特设立了这—机构，专门研究有关制礼作乐的问题（“非创制革新礼俗，不足以重新建立社会之体系，政府有鉴于此，爰于民国三十二年设立国立礼乐馆。”）。 馆隶属于教育部，分礼制、乐典、总务三组，“礼制组掌礼制之厘订及各种礼书编译事项；乐典组掌乐典之编订及音乐教育事项；总务组掌文书、总务、出纳等事项。” 馆设馆长、副馆长各一人，均由教育部聘任，总理馆务工作。成立之初，馆长由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兼任，同年除夕，顾毓琇辞职，汪东接任。设编纂、编审、副编审各六人至八人，助理四人至六人，这些人员均由馆长掌管聘任情况，并呈报教育部备案。张充和曾回忆：“卢冀野管礼组，杨荫浏管乐组。我是属于乐组的，负责做中国古乐，做外交仪式音乐，弘扬昆曲等国乐，从古诗里选出合适的诗词曲目做礼仪教化之用等等。”该馆1945年曾编印《礼乐杂志》。抗战胜利后迁南京。1947年曾出《礼乐半月刊》，1948年2月停刊后，4月又以《礼乐》为名出月刊至6月。 国立礼乐馆的创立是为了适应当时制订礼俗的现实需要。但由于工作上要代表国家制礼作乐，所以必须上溯往古，确立中国音乐的立场。因而它也最能往上衔接古代礼乐传统，如前面谈到有基督宗教背景的杨荫浏，即在儒家乐教研究上贡献良多，发表了《儒家礼乐设教的几种理论》（南京国立礼乐馆《礼乐半月刊》第二期1947年3月，第三期）、《儒家的音乐观》、（《礼乐半月刊》第五期1947年5月）等文。 九 抗战时期，乐教之另一发展形式，是新音乐运动。 1933年聂耳、张曙、吕骥等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4年在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之下，由上述人员组成了音乐小组。1935年开始组织救亡歌咏团。1936年先后发表了吕骥的《中国新音乐的展望》（《光明》第一卷第五期）周钢鸣、《论聂耳和新音乐运动》（《生活知识》第二卷第五期）等文，强调新音乐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的武器，新音乐必须坚持大众化的方向，新音乐遵循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 1940年元月，在重庆的李凌、林路、赵沨、孙慎、舒模、联抗等于1939年底组织成立新音乐社。创办《新音乐》月刊。先后在昆明、贵阳、桂林，以及的仰光、新加坡等地建立了分社，社员发展到二千多人。马思聪、张洪岛、江定仙、陈田鹤、李抱忱、郑志声、夏之秋、黎国荃、缪天瑞等，都曾与新音乐社有联系，不少人曾为《新音乐》月刊写稿。1943年春，该社被政府禁止活动，到抗日胜利才开禁。1946年为培养新音乐运动干部，又在上海举办中华音乐学校。 新音乐运动，一般认为是左翼领导或由共产党领导的，代表了另一种乐教形式。－－－－－若说国立礼乐馆代表了音乐朝上，朝历代宫廷礼制、儒雅精神、士大夫精英文化发展，则新音乐运动乃是朝下，朝草根、大众发展。一种是内敛的，文雅教化，精神上举以通天地鬼神：一种是激扬的，鼓舞民气以求革命解放。一种上接雅乐之传统，一种创造为新俗乐。 一九四九年以后，这种新音乐运动不仅取得了主流地位，且扩大了解释，说整个“五四”以来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反帝反封建的、具有进步意义的音乐都是新音乐。如1956年吕骥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总结过去理论工作存在的问题时，便指出：过去对“新音乐”的概念，存在狭窄和不全面的认识，不利于团结更多的音乐家一道工作。并提出应当根据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分析来认识“五四”以来的新音乐，即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音乐文化（《关于音乐理论批评工作中的几个问题》，《音乐建设文集》音乐出版社1959年）。 十 一九四九年以后，既如此强调音乐与社会主义革命形势之关系，其他乐教形式自亦难以存活。古代乐教问题更是乏人问津。1949至1976年，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研究论文只有30篇、论著5部，分别是捷克留学生伍康妮《春秋战国时代儒墨道三家在音乐思想上的斗争》，文革中出版三部《〈乐记〉批注》《商鞅荀况韩非音乐论述评述》《批判孔老二的反动音乐思想》（论文集），以及一部《中国古代乐论选辑》。 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当然颇有变化，但研究仍是不足的。例如对中国古代乐理乐学专著之研究十分褊窄（专著8部及296篇论文都是关于先秦音乐美学思想的，占论文总数407篇的72.7％。其次是嵇康及“声无哀乐论”、徐上瀛及《溪山琴况》的论文51篇，占总数的12.5％）。对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认识仍在唯心唯物、反映论主体性等问题上纠缠。而具体的讨论，像《乐记》，就仍在成书年代、作者考证、思想属唯心抑是唯物、属于什么学科等问题上论辩不休。对于儒家及历代雅乐，也仍采批判态度，未尽脱离批林批孔时期之观点（像吴毓清在《儒学传统与现代音乐思潮》就说：“《乐记》对我国传统音乐艺术实践的影响是颇为有限的。”“宫廷雅乐不是真艺术，是非生命符号，是政治的象征符号，是无意味形式，僵化形式”（见《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四期）。故传统乐教复兴之路，仍是遥遥乎远哉。 参考文献： 石惟正：《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声乐史述》 孙星群：《二十世纪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研究的回顾》 沈冬：《世变中的音乐教育与音乐家──由北京李抱忱到广东黄友棣》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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