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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道巨擘 韩愈(10)


    陈寅恪评韩愈发明《大学》之旨着重于三点:其一是受新禅宗之影响;其二是奠定新儒学之基础;其三是开启新儒学治经新方法。这是非常中肯的。
    韩愈在革除儒学积弊,发明正心诚意之旨,直指人伦的同时,提出了一种新人性论,即“性三品”说。
    韩愈在《性论》一文中,对以前各家的人性论作了总结。他开宗明义地给“性” “情”下了定义:
    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
    也就是说,“性”是先天就有的;“情”是后天所得的。性、情二分法是从董仲舒那里继承下来的。接着,他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论:“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
    关于性分上中下三品,韩愈解释说:
    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
    可知,韩愈所谓上品之性,只有善而无恶;中品之性,则可以善,也可以恶,关键在于引导;下品之性,则只有恶而无善。这样,韩愈把“性善”论,“性有善有恶”论及“性恶”论统一在“性三品”说之中。他批评前人说: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恶。”扬子之言性曰: “人之性善恶混。”夫始善而进恶,与始也混而今也善恶,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韩愈认为孟、荀、扬三子言性皆是以偏概全,缺乏分析。
    构成“性”的要素有五,即仁、礼、信、义、智这五种道德品质(五常),在 “性三品”中,这五种道德品质的比重不一:
    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
    即上品之性五常俱备,而统于仁,下品之性反于仁而违背其余四种品质,中品之性里仁的成份多少不同,其余四者杂而不纯。正因为有了这五种规定性,所以与佛、老在“虚”“无”基础上言性是根本区别的。他把“性”说建立在人伦的基点上,这就拈出了儒家文化与佛老文化本质区别。后来朱熹对韩愈的性论评论说: “退之说性,只将仁义礼智来说,便是识见高处。”[注]
    韩愈认为情是“接于物而生”,即后天才有的。情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也分为上中下三品,并与性之上中下三品相对应。上品之性有上品之情,中品之性有中品之情,下品之性有下品之情。他说:
    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
    可见,韩愈并不否认情感欲望的存在。但主张“情”要适“中”,这个中就是合乎儒家的伦理规范,“性三品”与“情三品”是一致的。
    韩愈的“性三品”说的思想渊源,与董仲舒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人之性”、“斗筲之性”三类有密切关系。但董仲舒主张“性善情恶”,把“性”、 “情”对立起来,这并没有被韩愈接受,在这一点上,韩愈比董仲舒前进了一步。
    从理论上说,韩愈把封建的道德说成是人类的普遍人性,这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人性问题,而且他将人性品级化,从社会作用上来说,在于论证封建伦理秩序合乎人性。他说:“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原性》)对于下品之性,既然无法改变,只有以威相加,以刑相制了。
    继先秦、两汉以后,韩愈重提儒家人性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原性》一文写成后,李翱、皇甫提、杜牧也写出文章,发表了对人性问题的看法。至宋儒遂愈演愈烈,“性情”问题成为理学的主题。经韩愈倡导,宋儒的发展,佛教原有的性理之学方面的优势逐渐被新儒学取代,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重新被牢固地确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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