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道巨擘 韩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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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韩愈已过“知命”之年。不仅他的哲学思想已经成熟,他在文学创新上也树立起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早在青年时代,韩愈就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创作出许多高水平的散文。如《原道》、《原毁》、《送孟东野序》、《进学解》、《师说》等,都堪称散文的典范。他反对六朝以来文学上的形式主义,提倡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主张文艺形式要服从思想内容,文章要反映事理,反对单纯追求形式的唯美主义倾向,不讲排比,不工对偶,推动着新古文运动的前进。在这一时期,他更为新古文运动思潮的掀起推波助澜。在他周围,散文家有张籍、李翱、皇甫提、孙樵等,诗人有张籍、孟郊、贾岛、樊宗师、卢仝、李贺等,形成了韩门学派,对当时文坛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大胆抛弃骄文艳语,不因袭陈词滥调,而贵独创,实践着韩愈的文学主张,形成百花争艳的局面,韩愈则是他们的领袖。他继承了孟(轲)文的雄辩,荀(况)文的谨严,韩(非)文的犀利,迁(司马迁)文的生动,扬(雄)文的简练,在继承前代优秀文学遗产的基础上,韩愈主张“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即不蹈袭前人的陈旧语言格式。韩愈与文坛上另一位巨匠柳宗元始终保持着很深的友谊,他们在文学上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彼此都非常推崇,互相关怀、鼓励和支持。柳宗元因事遭贬,韩愈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柳宗元也曾赞扬过韩愈不随波逐流的精神,并在去世前将子女托付给韩愈关照。柳宗元死后,韩愈以深情的笔触,对他的文章和道德予以很高的评价。韩、柳二人的文学联盟,增强了新古文运动的阵容,使古文运动逐渐成为文坛的主流。韩柳并列入唐宋古文八大家。 穆宗即位,召韩愈为国子祭酒。这是韩愈一生中第三次任学官。祭酒是国子监的负责人之一,韩愈作为一代名师来作祭酒,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人们奔走相告,说:“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国子监的学官大多是豪族子弟,这是门阀制度残余在唐代教育中的反映。韩愈任职期间,有一位国子监直讲精通礼学,但不修边幅,那些出身高贵的学官们就看不起他,连吃饭都不与他在一处。韩愈认为这不利于团结,就让人把那位直讲找来与自己一起就餐,从此那些学宫再也不敢轻视直讲了。韩愈还注意奖拔人材。在《杂说》一文中,他写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批评那些不识才的人:“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却反而“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有无慧眼去识别和选拔。他推荐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儒生当学官,让他们与诸生一道研讨儒家学说,教育诸生,从此国子监学风大变,诸生向学蔚然成风。如张籍原为校书郎,经韩愈推荐、提拔为国子博士。经韩愈举荐而为学官的就有十六、七人。这些人对唐代教育和文化都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 长庆元年,韩愈转为兵部侍郎。这一年,镇州发生兵乱,乱兵杀节度使田弘正而立王廷凑,围深州刺史牛元翼。穆宗派韩愈前去宣抚。朝臣们认为此行险恶,恐怕性命难保,都替他担忧,元稹叹道:“韩愈可惜”,以为他一定有去无回。穆宗也诏示韩愈见机行事,不一定要入城。但韩愈认为既受君命,就应该勇往直前,临危不惧。他骑马奔入乱军阵中;劝王廷凑解除对牛元翼的围困。韩愈此行有智有勇,取得了成功,兵乱被抚平。穆宗非常高兴,将他升为吏部侍郎。韩愈后来又一度卷入政治斗争之中,担任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复为吏部侍郎,官位时有沉浮,但没有什么大的起落[注] 长庆四年,韩愈去世,终年57岁。韩愈坎坷的生命历程并不长,但他不怨天尤人,对生死有着清醒、达观的认识,体现了儒家的理性主义精神。他临死时很平静,回顾自己的一生,欣慰地说,以我的伯兄韩会那样高的德行,又懂得养生,也只活了43岁,而我天资不高,却官至侍郎,享年比伯兄还高出15岁,如果还不满足,要怎么才满足?并且我能在家里寿终正寝,又没有失去为人臣、为人子的大节,在九泉下面对先人也可以无愧了[注]。他还告诉家人,丧葬要按儒家传统礼数举行, “俗习夷狄、画写浮图、日以七数之,及拘阴阳所谓吉凶,一无污我”[注]。由此事可见他对儒家传统的维护,对佛教的排拒,至死不渝。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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