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道巨擘 韩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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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四年,韩愈改任都官员外郎,五年为河南县令,六年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七年韩愈因管闲事受连累,降官国子博士。他自视颇高,却又屡遭贬黜,情绪非常低落,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写下《进学解》一文,试图解答仕途穷通与学业精粗之间的关系,反思自己为什么动辄得咎。谁知他的这篇牢骚满腹的文章,却得到了执政的赏识,认为他有史才,改官比部郎中、史馆修撰。白居易起草的《除官制》是这样评价韩愈才学的: 大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注]。 这篇制词对韩愈的学术、文章及道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韩愈进入史馆却不修史,有人劝他,他回答说:“自古为史者,不有人责,则有天灾。”后来他预修《顺宗实录》,因书禁中事太切直,果然引来了宦官和其他一些人的非议,“訾其非实”。九年,转考功郎中、知制诰。 宦官、朋党与藩镇,是唐代政治生活中的三大痼疾。韩愈生畹氖贝,宦官? 焰嚣张,官僚士大夫间的党争也接连不断,要想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就得依违其间,否则随时会被逐出朝廷。韩愈在从政之初,曾与宦官俱文珍关系密切。而此时,牛、李党争也已由李逢吉、韦贯之与李吉甫、裴度之间的纷争揭开了序幕。纷争所涉及的问题之一,即是对藩镇的态度。李逢吉、韦贯之一派主张息兵,而李吉甫、裴度一派则主张用兵平叛,以维护封建国家的政治统一。韩愈直接参与了这一场纷争,站在袭度一边,反对地方割据,力主讨伐。元和九年,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自立,背叛朝廷。裴度力主对他用兵,遭到韦贯之、李逢吉一派的反对。韩愈上《论淮西事宜状》支持裴度,主张征讨,论及军事,颇有韬略,但因抱怨皇帝优柔寡断,遭到贬抑,为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裴度任宰相,节度彰义军,决定平定淮西之乱,任用韩愈为行军司马。韩愈先到汴州,劝说沛军都统韩弘归顺朝廷,翦除了吴元济的羽翼,使吴元济孤立无援。又向裴度献间道人蔡之策,深得裴度赏识。淮西平后,韩愈因功升为刑部侍郎。 此时,韩愈在仕途上似乎一路顺风。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他就经受了政治上最大的一次起落,这是因“佛骨事件”引起的。在唐代,佛教极为流行。元和年间,宪宗大力支持,佛教继续泛滥。当时凤翔法门寺有一座护国真身塔,塔内藏有一节所谓释迦指骨,信男信女把它作为“圣物”顶礼膜拜,每30年拿出来展示一次。传说展示后将“岁稔人泰”。元和十四年正月,宪宗派人把它从寺中迁入宫内供奉三天,史称“王公土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 [注],朝廷内外奉佛达到了疯狂的程度。韩愈对这件事极力反对。早在青年时代,韩愈就:“囗排异端,攘斥佛老”(《进学解》)。为了重树儒学的权威,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倡言排佛,甚至提出过“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极端主张。这时的韩愈面对举国上下的宗教狂热,不怕触动逆鳞,冒犯君颜,毅然上表对迎佛骨一事进行谏净。在这篇著名的《论佛骨表》中,韩愈言辞尖锐,慷慨激昂,以理性的精神,历数佛法传入中土以后对世道人心、社会经济的不良影响,并说历代奉佛之君,往往得祸,享年不永。他从维护中华本位文化的立场出发,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他的上表在朝野上下激起了轩然大波,宪宗皇帝盛怒之下,要将韩愈处死。后因裴度、崔群等人极力说情,于是改为远贬潮州刺吏。韩愈到潮州后,上书皇帝谢罪,并表明自己的赤胆忠心,言辞沉痛哀戚,宪宗皇帝动心,将他内移为袁州刺史。 这是韩愈第三次来到岭南。虽然他的运气不佳,仕途坎坷,多次因言得罪,但并没有因此消沉。他平生为维护儒家本位文化而摇旗呐喊,并为儒家政治理想的实现而身体力行。在潮州,他同情百姓疾苦,力图做一个百姓喜爱的好官,这种爱民精神鲜明体现在《逐鳄鱼文》中。在任袁州刺史时,韩愈帮助沦为奴隶的百姓赎身,使其骨肉得以团聚。这些所作所为,是儒家“人本”精神在他身上的反映。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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