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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道巨擘 韩愈(5)


    二、排斥异端 攘击佛老
    韩愈的历史地位,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位有影响的政治家而取得的。他在文学上和思想上的建树,远远超过了他在政治上的建树。他除了以一代文宗著称外,还力排释老,“扶树教道”,挽救儒家文化的危机,致力于儒学创新。在文学革新与儒学创新之间,以“文以载道”的形式贯穿了起来。唐代的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运动,是作为一对孪生兄弟,几乎同时诞生的。
    由韩愈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
    首先,佛、道二教的昌炽,给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到唐代而发展到了高峰。与此同时,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韩愈之前,许多有识之士对佛教的危害都有所揭露。如狄仁杰曾指出:
    里巷动有经坊,囗囗亦有精舍。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了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旧唐书·狄仁杰传》)
    武周一世,“铸浮屠,立庙塔,绝无虚岁”,到肃宗、代宗、德宗、顺宗时,信佛佞佛之风更盛,中外臣民,‘如痴似狂,“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唐代宗“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攘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门,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 [注]。德宗贞元六年在,“诏出歧山无忧王寺佛骨迎置禁中,又送清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注]。德宗迎佛骨于禁中拜奉,已开宪宗迎佛骨之先河。佛教势力的恶性发展,对封建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加之封建帝王、大臣多焚香礼佛,将儒家思想弃之不顾,而以佛教义理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势必威胁到封建意识形态——儒家学说的生存。韩愈在一首诗中,以饱含文化忧患的笔触写道:“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注]因此,儒家文化面临严重的挑战。
    除佛教之外,道教对唐代社会生活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因唐皇室姓李,道教徒因缘附会,造说老子(李耳)为唐室之祖先,故自唐初以降,即逐渐取得政治、社会上的地位,至玄宗时而极盛,如以道士、女冠隶宗正寺,尊崇老子以帝号,为之立庙,祀以祖宗之礼。除《老子》为《道德经》外,更名庄、文、列、庚桑诸子为《南华》、《通玄》、《冲虚》、《洞灵》等经,并设崇玄学以课生徒,同于国子监。更为可笑的是,东汉班固作《汉书·古今人表》,将老子列为第三等,唐代升为一等,并号老子妻为先天太后。塑像时还把孔子像侍于老子之侧。三教序位为道教在先,儒教为次,释教为未。唐玄宗还亲自为《老子》作注,颁之全国,下诏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劝令习读,使知指要”[注]。唐代很多帝王还迷信道教长生术,服食炼丹,对唐代政治、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其次,面对异质文化的威胁,儒家学说在此时逐渐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应战能力。
    先秦儒学发展到汉代,经董仲舒等人的改造,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这是以牺牲它的活力为代价的。以章句训诂为主要形式的繁琐方法代替了对儒家义理的发挥。而佛、道二教发展到唐代,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佛教关于心性义理之探讨,较之变得刻板枯燥的儒学,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佛教的来世说、轮回说,道教的长生术、神仙说,不仅招来了大批士大夫信徒,对于生活社会底层的广大劳苦大众,也无疑是一种精神安慰剂。因此,寺观香火之兴盛,与孔门气氛之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唐太宗、高宗钦定的《五经正义》被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并集汉以来注疏学之大成,促进了经学的统一,但并没有形成一个足以与释、老抗衡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唐代经学只不过承继了南北朝以来的繁琐方法。高宗、则天之后,偏重进士词科之选,明经一目仅为中材以下进身之阶,为人所不齿。所以到韩愈时代,已全失其社会政治地位。因此,经学统一对儒学在文化意义上的复兴并无多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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