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道巨擘 韩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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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扶树教道 倡明道统 在《原道》一文中，韩愈以浓墨重彩阐发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他着重提出并论述了与老释二教的“道”“德”迥异的儒家“道”“德”观，指出：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因此，“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即“道德” 与“仁义”是相统一的。而佛、老之“道德”，只不过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 的没有意义的“一人之私言”。韩愈所说的“道”，是指人伦之道，他说： 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 可见，他所说的“道”并不是超然物外，而是见之日用的，故与佛、老二教之 “道”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他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在他看来，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仁义道德。所谓“仁”，就是对人充满温情的关怀与热爱，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博爱”，始于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而推及其他人，而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原人》）。这种博爱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能得体适宜，就是“义”，由“仁义”出发向前走，就是“道”，无须外界的帮助和安慰，切实具备“仁义”，达到自足自乐的境界就是“德”。韩愈以“仁义”来限定“道德”，所以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儒家的“道德”是以“仁义”作为具体内核，而这正是释、老二教所缺乏的。在他看来，释、老二教“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舍离“此世”，追求超脱，不仅对社会政治无补，而且也无法成就自己的道德生命。 与佛、道二教相对立，韩愈提出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圣人，儒家文化之“道”就体现在这些圣人身上，他们能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创造了人类的文化。他说：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淫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原道》）。 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经过这些“圣人”的创制才得以存在，是圣人给人类带来了文明的曙光。所以他宣称：“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他的圣人观与文明史观目的在于批判道家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圣人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而且还为人类社会规定了群体生活的秩序，即所谓 “其民土农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原道》）等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存在“四民”，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多出“二民”（佛、道），就不正常。君臣父子等社会关系也是圣人定的：“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原道》）而现在佛、道二教不拜君亲，超然于这种关系之外，“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这就是“灭绝纲常”。他以严厉的口吻写道：“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原道》）他沉痛地指出： 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离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所以，他要奋力卫道，登高疾呼，甚至提出极端的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即强行使那些信仰佛、道二教的人接受儒家文化，使他们回到正途上来。由此可见，韩愈在掊击佛道的同时，“扶树教道”的态度不可谓不激烈。 韩愈在对佛道二教展开激烈抨击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儒家文化自孔子死后已经衰落了，衰落的根本原因则是“异端”对精神世界的争夺。他感慨地说：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原道》）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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