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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六经”而“十三经”:儒经体系的演变


    文/舒大刚
    儒家经典在结集过程中,有所谓“六经”(或“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等概念,此外还有“十经”、“十一经”、“十四经”等称呼。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儒家经典体系不断发展的不同阶段,反映了儒经范围不断扩大和变迁的历程。
    
    儒经体系是怎样演变的?(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六经”:
    孔子之前,儒家赖以删述的文献处于“旧传之史”状态,诸书各自以类为称,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集合名词。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晋赵衰称赞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这些“礼乐诗书”就是后来儒家祖述的原本,大致包括三代遗存的“礼类”(行为规范)、“乐类”(乐理乐谱)、“诗类”(诗歌文学)和“书类”(历史档案)文献,当时似乎还没有形成固定经典。《史记·秦本纪》穆公谓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国语·楚语上》楚庄王(前613-前590在位)时申叔时论教太子,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文献,其性质也大致与“诗书礼乐”相当。
    春秋末年,孔子(前551-前479)“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作《春秋》”,“序《易》传”,将旧传“诗书礼乐”四类文献编成可供教学的《诗》、《书》、《礼》、《乐》四经。孔子为何选此“四经”?
    早于孔子的晋人赵衰有明确解释:“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诗、书”是仁义的宝库,“礼、乐”是德教的准则,一个人要想成就自己,就必须“说《礼》《乐》而敦《诗》《书》”。《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孔子选这四类文献以施教,正是出于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删定六经(资料图 图源网络)
    孔子晚年再加《易》和《春秋》,于是形成了儒家早期经典“六经”。
    《庄子·天下篇》:“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约前369-前286)明确揭示了从“旧法世传之史”到邹鲁之士(儒者)所诵法的“诗书礼乐”(亦即六经),再由“六经”到“百家”诸子文献的转化过程,这正是孔子依据“旧史”修订“六经”,进而影响“诸子”这一历史进程的客观描述。所谓“旧法世传之史”即未经孔子整理的历史文献,如《左传》之“诗书礼乐”、《国语》之“春秋”“诗”“乐”“故志”“训典”等等;“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的《诗》、《书》、《礼》、《乐》,乃是经过孔子删定后形成的有史实、有义理的儒家经典。
    此后相当长时间内,“诗书礼乐”都是儒家经典的概称,也是儒家文献的基本范式。上引《庄子》“诗书礼乐”即兼包《易》、《春秋》在内,因为春秋战国时期“邹鲁之士、缙绅先生”所“明”者非只四经而已,而是兼包“六经”在内矣。秦孝公时,商鞅(约前390-前338)以《诗》、《书》、《礼》、《乐》为“六虱”。《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约前340-前295)时公子成说:“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这些“诗书礼乐”都兼指“六经”而言。又《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教“诗书礼乐”而通“六艺”,其非兼有“六经”而何!“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可简称“诗书”。《商君书·农战》:“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又《算地》:“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又《君臣》:“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数处“诗书”,都具有“群经”含义。
    关于“六经”的性质,《庄子·天下篇》也有明确定义:“《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后之同此说者,还有《荀子·儒效》、《春秋繁露·玉杯》以及《史记·滑稽列传序》等,《汉书·艺文志序》甚至将“六经”与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教对应起来,都足以说明“六经”是一个自足完美的经典体系。
    春秋末年,儒家经典已有“儒书”的统称,至战国时期乃有“六经”之总名。
    《左传》载,哀公二十一年(前474)鲁人与齐人战,齐人嘲鲁人:“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杜预注“儒书”为“周礼”。(14)其时孔子已卒5年,夫子以“周礼”断“六经”,故“儒书”亦可指“周礼”。《庄子·天运篇》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六经”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以此最早。不过,《庄子》之书“寓言十九”,“六经”之词是否真出夫子还须研究,但至少在庄子时代已有此称,盖无疑义。
    秦汉之际,儒家经典的类称概念又有“六艺”之称。
    陆贾《新书·六术》:“是故内法六法,外体六行,以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代“六经”、“六艺”可以互换,经常通用。整个先秦和汉初的儒家经典体系,都无出“六经”之外。
    “五经”:
    西汉时,《乐经》已经不用来传授生徒,汉时博士弟子所习皆只《五经》,汉武帝所设经学博士也只有“五经博士”。
    
    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资料图 图源网络)
    《史记》、《汉书》儒林传叙述诸经传授线索,也只分《诗》学、《书》学、《礼》学、《易》学、《春秋》学五大群体。“六经”缺《乐》,或言“乐合于礼”,或言“乐备于诗”,于是举诗、礼之教而乐教存焉,故“五经”功能与“六经”无以异。武帝之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使儒学典籍从诸子学(甚至“司空城旦书”)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被诸儒乃至朝野上下折中取法的圣经宝典,也使战国儒家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的状态,在“五经”旗帜下得到重新整合和结集。于是“五经”就构成汉代儒家经典的基本范式,人们提到儒经,想到的自然就是“五经”;提到“五经”,联想到的也自然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五经”就是当时整个儒家经典的代名词,也是儒家经典的集合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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