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六经”而“十三经”：儒经体系的演变(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8:10:14 《社会科学研究》 舒大刚 参加讨论
“七经”： 首次对儒家“六经”或“五经”概念有所突破的是成都的“蜀学”。 蜀本西南夷，战国末中原人士还说：“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战国策·秦策一》）此情至汉犹存。景帝末文翁为蜀守，初到成都，仍“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翁“仁爱好教化……乃选……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县邑吏民……争欲为学官弟子”（《汉书·循吏传》）。东汉末秦宓述其事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当作张叔——引者）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常璩也说：“（文）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这就是“文翁化蜀”的历史掌故。  文翁石室图（资料图 图源网络） 秦宓和常璩都说文翁化蜀的教材是《七经》，什么是“七经”呢？ 古来解释异辞，有“六经”加《论语》说，有“五经”加《论语》、《孝经》说。既然《乐经》在汉代不以教学，文翁石室当然也不例外，故“六经”加《论语》说为无征。考之《汉书·平帝纪》：“征天下通知逸经……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已将《论语》、《孝经》与“五经”并列；晋傅咸作《七经诗》，其中也有《论语》、《孝经》，可见“五经”加《论》、《孝》之说为可信。“文翁化蜀”正是用“五经”及《论语》、《孝经》为教材，实现了当时尚有“蛮夷之风”的巴蜀地区的移风易俗，迅速华化。 于是在汉代儒家经典形成了“五经”、“七经”两个概念。中央太学传“五经”，蜀郡石室传“七经”。中原人士熟读群经称“五经兼通”云云，许慎号“五经无双”，所撰也是《五经异义》（《后汉书·许慎传》）；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后汉书·桓谭传》）；张衡“通五经、贯六艺”（《后汉书·张衡传》）；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后汉书·姜肱传》），等等。而蜀学人士熟习群经，却多以“七经”誉之，如《后汉书·赵典传》注引《谢承书》：成都人赵典“学孔子《七经》……靡不贯综”；《华阳国志》卷十下载：梓潼人杨充“精究《七经》”云云，皆是。 汉室君臣引用《论语》、《孝经》，只称“传”而不称“经”。自从“蜀学”将《论语》、《孝经》升格为“经”之后，东汉儒家经典范围也随之扩大，熹平年间蔡邕书刻《熹平石经》就有《论语》，郑玄、王肃诸人号称“遍注群经”，其中也包括了《论语注》和《孝经注》，这应当是“七经”概念形成的结果。 “九经”： 然而尽管东汉学人已经接受了“七经”概念，唐人修《五经正义》却没有继承这一称号，孔颖达等受诏撰《五经正义》，只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五者。唐代官方儒学，在经本文献上只重视“五经”以及依经而立之“传”（或“记”），对子书性质的儒学著作却不甚关心。唐代“明经”考试的“经典”，有“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加“五经”（《春秋》附“三传”）而成“九经”。唐人在撰定《五经正义》同时，又撰有《周礼注疏》（贾公彦）、《仪礼注疏》（贾公彦）、《谷梁注疏》（杨士勋）、《公羊注疏》（徐彦），合称《九经正义》。  孔颖达（资料图 图源网络） 在唐代，儒家经典的总体印象是上述九部经典，时人于是呼群经为“九经”，并以“九经”一名概指群经。《旧唐书·柳仲郢传》说郢曾手钞“《九经》、《三史》”；又《儒学传上》载谷那律“淹识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儒学传下》说韦表微“著《九经师授谱》”，《王友贞传》称友贞“读《九经》，皆百遍”等，所谓“九经”皆群经是也。当时《论语》、《孝经》也在经学教育中有重要地位，是学童启蒙、国学释奠所必读必讲之书，在科举考试中《论语》、《孝经》也曾与《老子》一起被奉为“上经”，成为考试“兼经”。但是唐人并没有将《论语》《孝经》当作自己心目中神圣崇高的“经典”。在唐人制订的科考“大经”、“中经”、“小经”中，只有“九经”：《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谷》为“小经”，却没有将《论语》、《孝经》列为专门科目。更有甚者，《开成石经》明明刻的是十二部经典，也依然被称为“石壁九经”；诸儒校订十二经文字，则称“校定‘九经’文字”；刻入“石经”的十二经字样，也称《九经字样》。校、刻十二书而称“九经”，其以“九经”概群经也可知。 “十二经”： “十二经”之名昉于《庄子·天道篇》：孔子曰：“丘翻《十二经》以说。”但当时“十二经”之书却不明所指。将儒家十二部经书有意识地合叙在一起或合刻在一处，实始自唐人。由陈入唐的陆德明曾收录《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春秋》（并“三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十四种经典性文献，刊其异文、举其异义，号为《经典释文》。去掉其中道家两种（《老》、《庄》）著作，恰好是十二经。但是《释文》虽将儒家十二书列入“经典”，却与道家《老》、《庄》杂处，他还没有明确的儒家“十二经”意识，也没有形成“十二经”的概念和称谓，有其实而无其名。  陆德明（资料图 图源网络） 太和七年（833），唐文宗命郑覃等人校刊群经入石，至开成二年（837）成，是为《开成石经》。石经在唐人流行的“九经”之外，增加《孝经》、《论语》、《尔雅》三书，共为十二部，称为“石壁九经”。《唐会要》：“其年（大和七）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九卷。”《旧唐书·文宗纪》记开成二年，“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此乃儒家十二部经典首次汇刻，儒家经典的新规范呼之欲出。可惜当时诸儒并无此意识，“石经”不称“十二经”，仍称“九经”；所附十二书的校订文字，也称《九经字样》，不称“十二经字样”。可见典型之牢、传统之顽，而新典范形成之不易。 “十三经”： 《十三经》始于成都文翁石室的“蜀石经”。该石经初由五代孟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张德昭、孙逢吉等人手写上石，直到北宋宣和时乃正式刻成。“蜀石经”刻成后，立于当时蜀郡最高学府文翁石室，称《石室十三经》。“蜀石经”有经有注，是中国历代石经中规模最大的一种，“石逾千数”，学人誉为“冠天下而垂无穷”之壮举，可惜今皆失传了。石经除立体展示外，还广为拓印流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曾宏甫《石刻铺叙》、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都有著录；晁公武还对“蜀石经”进行校勘，撰有《蜀石经考异》一书，亦刻置石室之中。 晁公武《石经考异序》：“按赵清献公（抃）《成都记》：‘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而或又云：毋昭裔依太和旧本，令张德钊书；国朝皇祐中田元均补刻公羊高、谷梁赤二《传》，然后‘十二经’始全；至宣和间，席升献（贡）又刻‘孟轲书’参焉。”于是形成“十三经”丛刻。晁公武曾出仕成都，亲见亲历，所述具体可靠。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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