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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樟法】儒家的圆满


    
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一
    文化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儒佛道及自由主义四家都很高,各有优点,其中儒家又是最高最优秀的,其余三家与儒家相比,各有不足和弊端。
    简言之,自由主义及科学具有儒家外王学的局部功能,有助于齐家治国,但心性、道德属性缺乏,知器而不知道,知人而不知天,知用而不知体;佛道两家正好相反,具有儒家内圣学的部分功能,也能够明心见性,但政治、社会属性不足。
    易言之,自由主义可以在上对罪恶进行一定的制度限制,但不足以让人成德成圣;佛道两家可以导人向善,但作为出世法,在止人为恶方面缺乏制度考虑和追求(佛教戒律限于个体层面)。
    唯儒家既是道学又是“器学”(包括政治学、制度学及科学),心性、道德属性与政治、社会属性兼具,精神文明道德教化与政治文明制度建设并重。儒家可谓全体大用:所证悟的心性不够圆满,所发挥的作用最为广大,“化成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此之谓也。泛而言之,儒家文化兼具伦理性、教育性、政治性、社会性、宗教性、科学性等等,概乎言之,内圣外王。
    格致诚正为内圣,修齐治平为外王,圣王不二。另外,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为之器,道器不二;天理为天人欲为人,良知心为天肉体身意识心为人,天人不二;致良知为体,致良知制与致良器为用,体用不二;“性与天道”为本体,宇宙万物为现象,本体现象不二……
    因为体用不二,体全才能用大,用大才能体全。自由主义不知体,其用有局限,不足以“为万世开太平”;佛道两家不重用,其体欠圆满,不足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它们都只能作为儒家的辅助性系统。佛道两家本来就是儒家的道德辅统,今不妨增自由主义为政治辅统。
    二
    儒家既“万法归一”(一指本体,万法指现象),又“一归万法”,如熊十力所言“于一一物而皆见为乾元”。而佛教认证的“一”是“无为”、“无生”的,故只能“万法归一”,不可能象儒家那样讲“一归万法”---这是佛教与儒家最大的区别。熊师在《摧惑显宗记》里指出:
    “乾元遍为万物实体,即于一一物而皆见为乾元,是故于器而见道,于气而显理,于物而知神,于形下而识形上,于形色而睹天性,于相对而证入绝对,于小己而透悟大我,于肉体而悟为神帝。彻乎此者,不独无生死海可厌离,实乃于人间世而显天德。人生日新盛德,富有大业,一皆天德之行健不息也。范围天地之化,裁成天地之道。曲成万物,辅相万物,极乎天地咸位,万物并育,一皆天德之行健不息也。人禀天德以成人能,即于人道实现天德,天人本不二,非可求天道于人道之外也。”(《十力语要初续》)
    熊师又说:“孟子‘形色天性也’一语,直含佛氏《大般若》无量甚深微妙义,有其长处而无其流弊。《般若》破相显性,何如不破相而于相显性?破之固以遮执,而亦易于耽空,且有性相不得融一之过,故孟子语更妙也。诚知形色即天性,即于世间直证为天性流行,岂复有世间相乎?于一一物象或器界直认为天性显现,岂复有物象或器界相乎?于小己直证入天性,岂复有小已相乎?孟子即相显性,则不待破相而相缚已无。”云云。
    这两段话说明了儒佛两家根本性的差别。道家亦同样有重体遗用之弊(还有重道轻德乃至反德倾向),兹不详论。
    三
    佛教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儒家说:我不援天下谁援天下?仁爱无局限而有差等。身为人类,救度众生,当从人类开始。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可以割肉喂鹰以身饲虎。
    救度人类,文化道德的教化与政治制度的文明缺一不可。双管齐下,效果才好。以道统统领政统学统,以政统学统来贯彻、落实道统,相得益彰。孟子“持志、集义、养气”,志,包括政治在志,义涵盖社会正义,其浩然之气,体现于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
    佛道不关注政治社会等问题,或者只从心性层面去解决政治社会等问题,虽然强调六度万行,说“挑水砍柴无非菩提”,但一碰到政治和制度就疏离了,不“菩提”了。(当然,这是佛道两家对道体的认证所决定的,所谓道虚佛寂。这也是出世法的特点。)
    确实,道德是第一性的,相比而言政治和制度都是第二性辅助性的“东西”,如果“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都成圣贤佛菩萨了,政治和制度怎么样,原无所谓。问题在于人类习性深重,很容易败坏腐烂,恶习很容易泛滥成灾,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间段内,离不开好政治的引导和好制度的约束。
    道德必须落实到政治和制度中去,成为仁政德治、善制良法。同时,致良制的追求,也是致良知的重要法门和功夫。易言之,成圣离不开外王追求(能否成功是另一回事),外王离不开政治努力。这也是儒家不同于佛道两家的“要害之处”。
    内圣为自治、自立、立命之学,外王为治人、立人、立制之学,内圣外王相辅相成,合则圆满,离则两伤。自由主义不能安身立命,“致用”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佛道经世致用不足,“安身”的程度就受到影响。唯我儒家外王为用,足以经世致用,内圣为体,可供安身立命。
    四
    安身立命,这四个字大有深意。人之良知,天之所命,安身立命,就是致良知,树立良知,也就掌握了人生和命运的主动权,获得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大自由。
    这里的“安身”,其实是“安心”。身有两种,一为肉身,一为“法身”,即道体、性体和心体,即良知,即《了凡四训》中所说的“义理之身”。古之学者为己,不是为了肉身的享受和荣耀,而是为了良知的伟大、“法身”的光明。
    很多人生活好,事业成功,社会地位高,肉身不能说不安定、不安全、不安乐,但其心不安,就是没有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孟子说居仁由义,仁宅义路,安身立命就是住进了仁宅、走上了义路。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是安定、安稳、安全、安乐的。颜之推曰:有学术者触地而安。意谓得道之人无论什么地方、什么环境都能随遇而安。这里的学术,指的是孔孟之道的“道术”。孔子说仁者无忧,孟子说“不淫不移不屈”,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朝闻道夕死可矣,了生脱死,超越生死,还有什么值得忧虑和动摇的呢。
    “安心”了,就可以做到“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唐-施肩吾)。明陈继儒说:“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这样的人自然有担当有襟度有涵养有识见,这才是大富贵人。
    富贵有两种,一为“人爵”属于,一为“天爵”。住进豪宅,享受的是外在的富贵,住进仁宅,则是享有内在的富贵。古人云:“贫莫贫于不闻道,贱莫贱于不知耻。富莫富于蓄道德,贵莫贵于为圣贤,”道德蓄到高处,就成圣贤,圣贤就是仁宅的主人,大富大贵;不闻道者为小人,贫民也,不知耻者为恶人,贱人也。小人恶人,无论物质生活多好、社会地位多高,在儒家眼里,都属于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20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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