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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物利用”的儒家精神——兼驳刘绪贻教授(余樟法)


    
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历史上中华文明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这是世所公认的。直到明朝,中国的制度以及经济科技等各方面,仍居世界先进水平。这种成就与儒家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中华文明实质上就是儒家文明。
    富民是儒家仁政的重要内容。儒家外王学不仅致力于制度建设和优化,对万物的研究开发和经济科技的发展也颇为关注。
    《尚书•大禹谟》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正己之德,正人之德也。利物之用,利用自然资源,厚生,厚民之生,使民众生活富足。平治天下三件大事,正德第一位,“利用”、“厚生”不可少。正德必须通过“利用”、“厚生”去体现。利用和厚生,又离不开物质的开发科技的进步。
    《易•系辞上》强调“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这是孔子的精神,儒家的精神。只有“知周万物”才能“道济天下”,只有勤奋探索、不断拓展知识领域,才能“知周万物”。可见儒家是很富有科学精神的。
    儒家强调“格物致知”、“开物成务”,这个“物”,指现象界的一切事物,主要又指自然万物。明朝宋应星写过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天工开物》,用的就是“开物”的原意。王阳明将“格物致知”理解为“格心性致良知”,是心学的偏差。
    《周礼》是儒家外王经典。其中《冬官》(《考工记》)堪称我国第一部古代科技名著,其科技信息含量甚大,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兵器、礼器、钟磬、练染、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还涉及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冬官》开门见山指出:“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可见儒家对科技生产的重视。已故科学史家钱宝琮先生曾经指出:“研究吾国技术史,应该上抓《考工记》,下抓《天工开物》。” 
    外王学在汉朝制度设置方面一展雄风之后,在大多数王朝郁而不彰(却也暗流不断,清晚期又有所复兴,主张变革的龚自珍、康有为等都是外王巨子),特别是物质开发和科技发明,确实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鼓励。随着宋明儒学的不断“内敛”和内向化,它们越来越遭到忽略和轻视。但在清朝之前,也没有被特别压制。这与儒家“先天”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宽容度和自由精神有关。
    只有到了清朝,某些技术性的发明创造才被禁止并贬为“奇技淫巧”。所以,中国需要返本,儒家也需要返本。返回孔子,开儒家局面之新。返回儒家,开中国政治之新。
    刘绪贻教授认为:“经过研究,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极难迈出工业化、现代化步伐,是和中国两千年的儒学统治密不可分的。总的说来,儒学统治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是具有重大阻碍作用的。”(再版60年前旧作《中国的儒学统治》之因由)
    这段话有两个问题。一、中国两千年来,儒学作为意识形态,对于历代政权起到了一定的儒化作用,所谓“以道制势”,但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儒家政权和儒学统治。
    二、自汉朝到清朝,越到后来,儒家受到的扭曲越严重,到清朝达于极点,“中国之所以极难迈出工业化现代化步伐”如果说与满清统治密不可分,那就对了;说与满清儒学有关,也不算离谱。刘绪贻教授说成“和中国两千年的儒学统治密不可分”,就很不如实了。
    2010-3-10东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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