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畅】儒家道德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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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德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 作者：江畅（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原载于《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十八日庚午 耶稣2017年6月12日 内容提要：儒家道德主义的主旨在成人，科学社会主义关心的是人获得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实质上也是成人，两者具有一致性和相通性，而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也需要两者相融合。两者融合的立足点是科学社会主义，而融合的结果是作为再创性思想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近代以来中国长期面临着艰巨的革命任务，以及特殊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长期持否定态度，因而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的融合问题，一直到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才被提上议事日程。党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志着这种融合已经有了良好开端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关键词：儒家道德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标题注释：中宣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2015年度重大课题“弘扬核心价值观与继承传统文化研究”(课题批准号：2015YZD12)，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伦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6JJD72001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简称。中国社会主义是将科学社会主义引入中国并植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文化土壤的主体是儒家的道德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思想文化上看理应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的融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相融合。但今天看来，这种融合不仅必要，而且事关重大，因为只有实现了这种融合，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才是本原意义上的真正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才是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当然，这种融合仍在进行中。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为两者已有的融合和进一步的融合提供了可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走进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原因就在于此。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以其为核心的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过程中，需要从本源上挖掘和阐扬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相融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使之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因，成为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源泉。本文试图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儒家道德主义的主旨阐述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对这种基本精神缺乏自觉意识的原因，论证回归和弘扬它的重要性和基本路径。 一、儒家道德主义的旨趣：成为仁者 道德在儒学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其主旨、中心和愿景。由于道德在儒学中的地位如同快乐在快乐主义、功利在功利主义中的地位一样，因而我们可以参照人们通常将边沁、密尔的学说称为功利主义那样而将儒学称为道德主义。为了与其他道德主义相区别，我们可以称之为“儒家道德主义”或简称为“儒家道德”。《汉书·艺文志》中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段话是对儒家学说全面而深刻的概括。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儒学是道德主义，而不是伦理主义。据笔者考察，先秦儒学所关注的主要不是伦理规范(“五伦”)问题，而是更广泛的道德问题，重点是成人即成为仁者的问题。 与以前的道德相比较，儒家道德使以前的礼在仁和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使三者浑然一体，从而给礼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学理论证，并将三者落实到个人、统一于个人，建立了一整套个人修身学说，通过个人“成人”来成就仁、义、礼，从而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从儒家整个道德体系来看，仁是核心，义、礼是实现仁的内在和外在的保证(以义正我，以礼制我)。广义上的仁就是今天所说的道德。[1]因此，成为仁者也就是成为道德之人。在儒家看来，仁者或道德之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也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因此，在儒家那里成为仁者也就是成人，成仁与成人是同义的。儒家重视仁实质上是重视作为其主体的人成为仁者，仁、义、礼都指向这一目的，也落实于这一目的，整个儒家道德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构建起来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成人是儒家道德的旨趣或意旨，而儒学体系(至少是先秦儒学体系)就是旨在成人而构建起来的道德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既然要成为仁者，那么这里所说的“仁”意味着什么，意即什么样的人才是仁者?二是怎样才能成为仁者? “仁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是一个涵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其内容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即五常之一，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感情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2]作为儒学核心的仁是广义的仁，其内容体现为“五常”，主要是仁、义、礼。 “五常”中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这是仁者首要之德。爱人首先指爱亲人、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其次指爱他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孔子所要求的“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仁者的最高境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儒家看来，所有人都爱人，社会就会出现人与人相亲相爱的“大同”情景。 对于儒家来说，仁是道德的情感体现，义是道德的行为准则，它们从不同方面体现了道德的要求。孟子认为仁是道德之居所，而义是走向道德之路径。“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孟子·尽心上》)董仲舒解释说，仁的实质是爱人、安人，义的实质则是正我，“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春秋繁露·仁义法》)。正我旨在安人，因此，道德之人要“居仁由义”。就义而言，道德之人的最高境界是因拥有“集义所生”的“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而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礼是仁义的具体规范、外在保证，仁义是礼的内在实质，它们构成了儒家道德体系的基本结构框架。儒家根据仁义的要求构建了一个庞大、完善的礼的体系，它所处理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基本道德关系即“五伦”。儒家特别强调礼的意义，认为礼是实现仁的根本路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也是立人之本，人“兴于诗，立于礼”(《论语·泰伯》)，“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因而儒家要求人们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于礼，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以至达到自然而然的自由程度，这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对于儒家来说，成为仁者就是成为达到“五常”要求之人。达到这种要求的人就被认为是君子。君子就是仁者，就是道德之人，这就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儒家对君子有种种规定和描述，概述之，其要义就是“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前者是就君子自己而言的，后者是就君子对他者而言的。但是，儒家并不到此为止，还进一步在理想的人格中划分了君子、豪杰(志士)和圣人三个不同层次。豪杰和圣人都是君子，但他们不是普通的君子，而是达到了更高的境界：豪杰比一般君子更具有雄壮、伟岸的色彩，他们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的志士仁人；圣人则是尽善尽美、至善至美的最高范型：“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礼记·中庸》)圣人是最高的人格，修养成了这样的人格，就达到了儒家所说的“内圣”，而达到了“内圣”就可以成王，即可以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君王，治理国家和天下。圣人有“不忍人之心”，担任君王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实行仁政(《孟子·公孙丑上》)，就可实现“大道之行”的“大同”社会。 在儒家看来，“人皆可以为尧舜”，关键在于个人的修为，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因此，儒家特别强调修身，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为此，儒家为人们成人成圣设计了一个路线图，即是《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修身的内在目标，达到了这个目标就会成为圣人。为达到“三纲领”的目标，需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在这八个步骤中，修身是关键，即所谓“修身为本”。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最终达到明明德于天下的目的，而修身则需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四个环节。这里的治国、平家下则是修身的外在目标，即“经世致用”。由此不难看出，对于儒家道德来说，“三纲领八条目”集中体现了传统道德强调成性与成人相统一，养性与修身、内圣与外王相协调的特点。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使人类获得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并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与他们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及作为其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其主旨就是使人获得解放，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建立使人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 从马克思主义建立的出发点和目的来看，它是为了使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从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的先进代表，利用第三等级的力量推翻了僧侣和贵族，取得了政治统治权，从而使自己获得了解放，然而没有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因此，被压迫的无产阶级面临的问题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使自己获得解放，也就消灭了自己。而一旦无产阶级消灭了自己，全人类也就获得了解放。于是，如何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从而解放全人类，就成为了他们终生孜孜不倦探索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和体系结构来说，它也是以人类的解放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的，其中的每个部分都是以解决人类的解放和自由问题为指向的，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哲学的目的就是给人类解放和自由提供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创始人马克思那里是一种以实践性为特征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要使异化了的人的本质复归，使人获得解放和自由以成为完善的人，就“必须推翻那些使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这样，马克思就从他的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得出了要使人获得解放和自由就必须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的结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一方面强调正确理论对于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直接诉诸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的实践行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于是，马克思的哲学就由实践性引出了革命性，这种革命性就在于，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才能解决人的解放和自由问题，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同样是为了给人的解放和自由提供论证。他的经济学说一方面证明了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无产阶级)在经济利益上是和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其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剥夺剥夺者，因而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要社会力量；另一方面，还证明了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运动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激化，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瓦解，代之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提供的大生产方式和积累的社会财富，正是人类解放和自由的社会条件。 至于关于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它们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借以实现伟大目标的手段。早年马克思就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5]他后来又说：“至于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6]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7]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8] 马克思注意到人类解放不是观念上的，而是现实的，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通状况促成的”。[9]马克思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对人类的贡献，并认为人类的解放必须以资本主义生产创造的物质条件为基本前提。而且人的解放又会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社会分工消失，人们自觉地将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尽其所能地为社会作贡献，社会因而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生活富足充裕。“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10]人的需要的充分满足和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成为可能。 通过把无产阶级从资本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全人类，使所有人获得自由，并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条件，凭借人获得解放和自由而激发的活力带来的快速增长的社会财富，使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获得全面发展，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给人类描绘的人类发展的美好前景和实现这种美好前景的现实道路。 三、中国社会主义精神：儒家道德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融合 科学社会主义是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20世纪初在中国得到传播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开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客观上也开始了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但是，由于长期对传统思想文化持否定态度，特别是致力于革命和建设而没有自觉地在理论和实践上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这种局面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较大改变。不过，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传统思想文化因素，因而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很早就在客观上开始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融合的过程，只是缺乏自觉而已。 今天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感到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道德主义之间融合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种外来思想文化只有当它与所进入民族的思想文化相融合，从中吸取滋养，才可能扎根并发扬光大，否则它就可能始终都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不能成为所进入民族文化的主流文化或有机组成部分。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很多。佛教自汉代就开始传入中国，但真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佛教是禅宗。禅宗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它大量吸收了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其“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自性具足”、“见性成佛”等主张显然吸收了道家哲学“自足其性”、“任性逍遥”等观念。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基督教早在唐朝就开始传入中国，而且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采取了诸多措施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但由于它始终没有真正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因而直至今天它仍还基本上是一种外来文化，不是中国本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是框架性的，并没有使这种构想具体化为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当它进入中国后，要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本身也需要从中国思想文化中吸取滋养。由此看来，给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中国思想文化的元素，使之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融合起来，使这种融合的成果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一步融合起来，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的建构，中国社会的发展将会更稳健、更协调、更可持续。 近一个世纪以来，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表明，科学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它可以回答和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和发展问题，有可能与中国历史文化实现更有深度、更富有成果的融合。从以上我们对儒家道德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析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在深层次上存在着一致性和相通性。首先，两者关注的焦点都是人的完善和发展问题，即“成人”的问题。儒家道德主义重视的是人的道德人格完善的问题，而科学社会主义关注的焦点是人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完善、发展是两者的共同轴心，从这种意义上看，它们都是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其次，两者都认为人的完善和发展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自我建构或造就的结果。儒家道德主义特别强调修身对于人格完善的意义，把修身作为成人之本；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摆脱资本的奴役等的结果。而且，马克思还设想了未来如何通过教育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1]从这种意义上看，科学社会主义和儒家道德主义都具有建构主义特点。再次，两者都认为个人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共同体，而共同体的和谐又离不开个人的完善和发展，两者互为因果、良性互动。儒家道德的整体主义价值取向是十分明显的，它把为了整体的完善与和谐看作是个人“成人”的指向，看作是个人人生的追求和责任；科学社会主义在承继启蒙思想家自由平等思想的同时强调群体对于个人的意义，主张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这种共同体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基本原则。从这种意义上看，两者都持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一般来说，指导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或整个人类的思想理论有三种形态：一是原创性思想理论，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出的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整个人类长期有重要影响的思想理论，如耶稣的思想、释迦牟尼的思想、孔子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二是再创性思想理论，这是对某种原创性思想理论有重大突破或将原创性思想理论与其他某种原创性思想理论相融合，并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整个人类长期有重要影响的思想理论。前者如凯恩斯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它是欧洲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美国人实用观念相结合创立的)、东正教、基督教新教等。三是应用性思想理论，即将原创性思想理论或再创性思想理论应用于实践提出的思想理论，这种思想理论一般只在一段时间起作用而不会有长期影响，如罗斯福新政、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再创性思想理论，它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融合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 当然，从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角度看，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融合的立足点应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儒家道德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现代工业大生产的产物，它既肯定现代大工业的历史进步性和对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意义，又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和内在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如何走出资本主义困境的出路，这种出路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出路代表了人类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可以为当代中国发展指引方向。与科学社会主义不同，儒家道德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并且其中的一些内容(主要是规范体系)为皇权专制主义所利用，并被尊奉为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看，这种自然经济已经基本上被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所取代，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与之相适应的儒家道德虽然有诸多合理内容，而且已积淀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但并不能代表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融合，是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融合，而不是相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土壤与禾苗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之“苗”要植根于儒家道德主义及所有传统思想文化，从这种“土壤”中吸取养分，两者融合所形成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即中国社会主义，而不是儒家道德主义的现代复兴。 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的融合主要体现在我们要给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元素，使之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从而真正地成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当然，这种“注入”是一种化学反应式的融合，特别是要用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当代先进的思想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内容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儒家道德的角度看，可以注入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元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注入中国的道德内涵。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构想是框架性的，不可能对其中的道德因素给予更多的考虑，而且他们认为道德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不同社会、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不存在普遍、永恒的道德，因而他们也不可能为未来社会作出道德谋划。但是，当科学社会主义进入中国时，就需要注入中国的道德元素。儒家道德是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其中有不少过时落后的内容，但确实有一些因素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元素甚至基因，成为中国人的性格和深层心理结构，并且会长期与中华民族相伴相随。这些因素在今天看来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一个人要成人，首先必须成为道德之人。人的解放是从受压迫和奴役中解放，不是从道德中解放，道德可能成为压迫和奴役人的力量，但那种道德是异化了的道德，真正的道德是人生活的智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规定性。这样的道德内涵正是儒家道德主义所阐明的。把这些道德内涵注入科学社会主义，会使它更具体、更丰富。作为两者融合的结果，中国社会主义就不仅要强调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且要强调一个人要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之人，首先必须是道德之人。只有成为道德之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成为了道德之人，自由之人才可能获得全面发展。 第二，人的发展存在着差异，需要给人们指出发展的阶梯。儒家充分考虑到了人的禀赋差异，因而一方面给人们指出了“修齐治平”发展的完整路线图，另一方面又将人格划分了小人、君子、豪杰、圣人等不同层次，认为一个人只要不是小人，他就是道德之人，至于能否成为豪杰、圣人，要看各人的修为。每一个人都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即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由于个人禀赋和作为有差异，因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可以借鉴儒家道德人格的思想，将理想人格划分为作为基本层次的“道德之人”、中间层次的“自由之人”和高级层次的“全面发展之人”三个层次。它们大致上与儒家道德的君子、豪杰、圣人人格相对应。“道德之人”是每一个人都应成为的人，“自由之人”是只有成年人才能成为的人，而“全面发展之人”是在人格各方面得到充分发展，达到尽善尽美、至善至美的人，这种最高境界通常只有成熟的人通过长期修炼才能达到。 第三，一个人要“成人”，关键在于自己的修养。“成人”，不管是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还是成为圣人或君子，都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甚至最终也不能靠教育，而要靠自己的修养。儒家为此极其重视修身，并且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路径和方法，如“慎独”、“致良知”、“知行合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这些路径和方法大多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需要吸取这些合理内容，为人们成就自由而全面发展之人提供基本遵循。 第四，个人“成人”需要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培育，而各种共同体只有由具有理想人格的人构成才能达到和谐与完善，两者处于相互生成、良性互动之中。科学社会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人的奴役强调社会应当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但人不只是社会人，还是家庭人。特别重视家庭对于人生存和“成人”的意义，将家与国、天下联系起来，是儒家道德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因此，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尤其要重视家庭共同体的意义。家庭是血缘纽带联系着的生活共同体，其中的成员虽然都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权利，但彼此之间的依赖远远超过其他共同体。在当代中国，共同体包括家庭、各种组织或社团、国家和世界。只有承认这些不同的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的不同形式，“自由人联合体”才会具有丰富的内涵，才是与实际生活对接的。因此，中国社会主义要在肯定共同体本质上应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人们生活共同体的各种类型和不同意义，尤其要重视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作用。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的回归与弘扬 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并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与儒家道德存在着一致性，两者之间有着深度的契合性，而且在客观上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此缺乏自觉意识，而这与近代中国的两个特殊情况直接相关。 其一，自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开始，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和振兴，以及被压迫劳动阶级的解放，个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问题不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计是以资产阶级已经扫除了一切封建主义残余，取得了政治统治，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提供了相当发达的物质文明为前提的，而在中国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实现国家富强的紧迫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根本谈不上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问题。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曲折历程，直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一问题才逐渐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 其二，科学社会主义开始中国化的时候，中国刚刚推翻皇权专制主义统治，面临着“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任务，因而当时不可能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之间寻求融合。1911年辛亥革命后，国内掀起了影响巨大的“新文化运动”，其主旨之一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而“旧道德”指的就是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在这种对传统思想文化持严厉批判、否定态度的情况下，人们不可能冷静下来考虑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相对接，相反，以为对传统的东西否定得越彻底越有利于先进的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上述两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它也确实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长期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只注意到了如何建立新社会，而忽视了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常常将建立社会主义本身当作了目的，而忽视了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两者之间的相互生成、良性互动。当然，人的解放和自由，尤其是人的全面发展存在着程度的问题，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但它们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否则我们所建设的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二是我们注意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忽视了它与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过去我们一直注重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把儒家道德主义当作落后的思想理论，以至儒家道德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小。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确实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思想理论，但今天反思起来可以发现，所有这些理论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是应用性的思想理论，它们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但却不是与传统思想文化相承接的，不是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发生化学反应式融合的结果。 促使中国人意识到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存在的问题，意识到科学社会主义不仅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相融合，是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社会深刻变化。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特别是使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使传统文化重新登上中国历史舞台。这一切促使中国人反思和重新认识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并对之有了更为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市场经济带来的中国迅速富强和经济上日益强大，使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备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而市场经济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一方面使克服人的日益物化、引导人们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问题严峻地提了出来，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意识到要克服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的问题需要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植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沃土，使科学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化。这种反思和重新认识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集中体现了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相融合，并借鉴人类特别是西方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从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相融合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社会主义形成的贡献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它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有机统一起来作为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体现了儒家道德所倡导的在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过程中实现个人自我发展和幸福的主导观念，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要建立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个人的发展主要不在于物质需要的满足，而在于人的整体幸福的基本价值取向。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它把儒家道德主义的“家国”情怀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融合为一体。第二，它把儒家道德主义所倡导的德目纳入其中作为核心价值理念，使它更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和谐、文明等价值理念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所推崇和倡导的，虽然它们的具体内涵有所变化，但一般含义是一致或相通的。第三，它吸收了一些源自西方但得到世界各国普遍公认的价值理念，使它与世界文明发展无缝对接，显现出它的现代性和人类性。自由、平等、民主、公正、法治这样一些理念是中国传统不充分具备的，但却得到人类普遍公认。科学社会主义揭露过这些理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欺骗性，但并不否认这些理念本身的价值。过去我们对这些理念持简单的否定态度，今天我们将它们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不再是本原的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本原的儒家道德主义，而是两者相融合并根据当代中国实际和当代人类文明走向综合创新所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当然，中国社会主义如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样，尚处于构建之中，还需要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既然我们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必将以新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成就彰显于世界。 参考文献： [1][2]唐凯麟，张怀承.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神精粹[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168，168. [3][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502，527.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8，516. [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166.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5.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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