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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颖】左宗棠胜天半子——湘阴柳庄访左公


    左宗棠胜天半子——湘阴柳庄访左公
    作者:魏颖(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2023年1月18日
    晚清是一个悲剧时代,这个时期的中国处在风雨飘摇、动荡不安之中,各地边境屡屡告急,频频战败,中国大地不断被帝国主义列强蚕食。中国封建王朝走到晚清,如同一位身染重疴、苟延残喘的老人,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虎视眈眈,已丧失了反抗力量和勇气,虽然有不少仁人志士试图在风起云涌之际建功立业,但在腐朽王朝的统治下,也终究抱憾“虚负凌云万丈才”。
    在那个悲剧时代,竟令人惊叹地出现了一位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大英雄,他就是左宗棠(1812-1885)。左宗棠一生打了很多胜仗,创立了经世功业,特别是从俄国侵略者手里收复了占中国六分之一版图的新疆,令左宗棠成为晚清时期力挽狂澜,“胜天半子”的大成功者。
    如果说左宗棠是一条龙,其一生可分为潜龙与飞龙两个阶段:前半生是隐居乡野,蛰伏池塘的潜龙,为了积蓄能量而“勿用”;后半生则是叱诧风云,征战南北的飞龙,为了担当使命而大展雄才。在40岁出山之前,左宗棠基本上是在湖南湘阴(左宗棠老家)、湘潭(左宗棠入赘之地)、安化(左宗棠坐馆之地)度过,以耕读、教书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关于左宗棠的故事和史料很多,笔者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左宗棠的命运能够发生惊天大逆转,从一位毫无军事作战经验的乡村塾师逆袭为西征军最高统帅,创立丰功伟绩?拜谒左宗棠的故居柳庄,探寻左公胜天半子的“秘笈”,成为我湘阴之行的兴趣所在。
    
    一
    来到湘阴县樟树镇柳庄村,迎面映入眼帘的是青青翠柳,碧波池塘,池塘里荷叶田田,荷花争艳,屋前的水稻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池塘边还矗立着一座灰砖青瓦的“归云亭”,亭柱上写有左公题的一幅楹联:“要大门闾积德行善,是好子弟读书耕田。”据柳庄景区的解说员介绍:1843年,左宗棠用主持教学所得的积蓄在湘阴柳家冲置田70亩,山地80亩,并亲自设计建造了一座占地4亩多,有48间房屋的砖木结构庭院。因为左宗棠挚爱柳树的不折品格,在住宅周边栽种了许多柳树,并将此庭院起名“柳庄”。
    今天的柳庄仍保留了晚清时期青瓦白墙、飞檐拱壁的建筑特点,进得庭院,就有一位美女热情招呼我们喝芝麻豆子茶。芝麻豆子茶是湖南农村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风俗,一边品尝略带咸味的芝麻豆子茶,一边打量左宗棠曾经住过的地方,看到不少属于农耕时代的农具,有人力踏水车、石磨、簸箕、箩筐、犁、耒、耙等,还有雕花老床、水烟袋、煤油灯、打火石、蓑衣、斗笠等日常生活用具。这些器物凝聚了历史沧桑,能让人穿越时空,想象200多前的左宗棠自号“湘上农人”,吟咏着“慎交游,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柳庄楹联,左宗棠题),带领着自己的家眷和仆从,日出而作,以“耕”来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日落而息,以“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
    听讲解员介绍,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左家塅一户耕读人家,其曾祖父左逢圣为县学生员,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父亲左观澜、大哥左宗域是县学廪生,二哥左宗植则考取了举人功名。左宗棠也曾希望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少年时期的左宗棠读书勤奋,在学堂里名列前茅,15岁时参加县试,拔得头筹;第二年参加府试,左宗棠又脱颖而出;1832年秋天,左宗棠参加了省里的乡试,虽然中举了,但名列副榜,左宗棠要踏入仕途还需要经过第三道关——参加次年春天在北京举行的会试。从此,左宗棠的科举之路不再通畅,他连续三次赴京赶考,都铩羽而归。科场受挫令左宗棠厌倦了科举考试,也看透了八股文磨灭知识分子心性的实质,他转而躬耕垄亩,将自己的兴趣放在关注农田、水利等务实学问方面,并潜心研究地理和兵法。“渔农句好真堪画,燕子日长宜读书”便是左宗棠蛰居湘阴柳庄时的自况。左宗棠还亲自进行农田实验,34岁那年完成了《朴存阁农书》,全书共十余卷,分门别类叙述各种农事,可惜几经变乱,此书已经失散了。
    多年的农耕生活并没有消磨左宗棠的雄心壮志,反而为其日后完成大业夯实了基础。据左宗棠家书记载,1865年,身为闵浙总督的左宗棠在给大儿子的信中写道:“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左宗棠出山后,在陕西、甘肃、新疆等地一面带兵打战,一面致力于发展生产,号召并指导兵民垦荒屯田,种稻植棉,开渠凿井,部分解决了军队的粮食和衣物自给问题,这无疑受惠于他在老家闲居时摸索的农田水利知识;而左宗棠能够对新疆版图、地理如数家珍,创立流芳千古的功业,又得益于他早年放弃科举考试,潜心研究舆地学和兵法。可以说,左宗棠所精通的地理、农田、水利和军事学问都是他在多年“萧闲寂寞”的耕读生活中自我摸索出来的,绝非临阵磨枪,偶然得之。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倘若左宗棠早年科举仕途顺畅,中国或许就少了一位带兵打战出奇制胜,且懂得发展农田水利,保护边防生态环境的大英雄,而多了一个循规蹈矩、平庸寻常的官员。
    
    二
    听柳庄的讲解员介绍,左宗棠身材并不魁梧,也就1米6,但浓眉如剑,双目炯炯,且印堂饱满,鼻梁挺拔,嘴大唇厚,谈吐从容,具有王侯之相。所谓“王侯之相”,也是后天的修为造就,左宗棠即使在落魄、潦倒之日,也能遇见伯乐慧眼识真金,主要还是其言谈举止所表现的超凡气度和识见。
    第一位相中左宗棠的伯乐是其岳母王太夫人。王太夫人叫王慈云,夫家姓周,是方圆百里的大户人家,家道殷实,在湘潭隐山东麓的紫山盖有一所占地1万平方米的大院,取名“桂在堂”。桂在堂规模宏大,三进五开,气派不凡,单天井就有48个。相形之下,左宗棠的家境就一贫如洗了——左宗棠15岁以后,祖父、祖母、大哥、母亲、父亲相继过世,一场场丧事办下来,不但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了许多债务。家产虽然还有48亩谷田,左宗棠和二哥决定将其全部留给大嫂,以解决孤儿寡母的生活问题。
    左周两家联姻显然贫富悬殊,但王太夫人并不在意,她看中左宗棠绝非池中之物,迟早会出人头地,所以竭力撮合左宗棠与自己的女儿周诒端的婚姻,并经常教导女儿要成为左宗棠的贤内助。周诒端知书达理,秀外慧中,还写得一手好诗文,是难得的大家闺秀与才女。婚后,周诒端相夫教子,经常和左宗棠一起谈经论史,酬唱诗词,还一起绘制地图。左宗棠抄录所能找到的地理书籍,并精心校勘全国和各省地图,每作一图,就交给妻子加以影绘。在夫人协助下,左宗棠花3年多时间,绘出了全国各省的地图。左宗棠日后在军事上屡建奇功,离不开他蛰居期间对舆图地理所作的研究。
    第二位对左宗棠青眼有加,并有知遇之恩的是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陶澍与左宗棠相识相知,并结为儿女亲家,缘自一幅对联。1837年秋,陶澍回安化扫墓,途经醴陵县,在行馆休息时看到左宗棠撰写的一幅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里的“印心石”是一个典故——1835年冬,道光皇帝召见陶澍,问及其家世,陶澍言自幼随父读书于印心石旁,道光皇帝于是亲书“印心石屋”四字赐之。
    读了左宗棠撰写的这幅对联,陶澍心有戚戚焉,遂邀左宗棠相见,两人纵谈古今大事,甚为投机,陶澍视左宗棠为旷世奇才,陶左二人结为忘年交。次年左宗棠赴京会试落第,回家时绕道南京,拜会了陶澍。陶澍留左宗棠小住了几天,临别时,陶澍提出将自己的幼子陶桄与左宗棠的长女孝瑜结为姻亲,左宗棠则认为自己与陶澍的社会地位相差太大,再三推辞,陶澍当时只得作罢。
    1839年陶澍殁于南京任所,临终前嘱托其女婿,也是当时的朝廷重臣胡林翼:“左乃当世奇才,用之是朝廷苍生之福,汝定当奏荐朝廷重用。”陶澍去世后,其家眷回到湖南安化,左宗棠遵从陶澍的遗愿去安化陶家坐馆,教孤子陶桄读书,并协助料理陶家事务。陶家藏书丰富,左宗棠在安化坐馆八年博览群书,如鱼得水,陶桄与左孝瑜也结成了美好姻缘。
    第三位赏识左宗棠,并为他后来收复新疆铺垫道路的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1785-1850)。林则徐是福建省侯官人,比左宗棠年长27岁,两人又如何结缘的呢?这要归功于胡林翼。胡林翼是湖南益阳人,十分钦佩左宗棠的才华,又受其岳父大人陶澍临终嘱托,就留心着有机会举荐左宗棠。道光年间,林则徐调任云贵总督,胡林翼时任贵州安顺知府,归林则徐管辖。因胡林翼三番五次举荐,林则徐知道湖南有位左宗棠,乃当世奇才,于是1849年冬,林则徐从云南回福建,途径长沙,特别派人邀请左宗棠前来见面。时值左宗棠蛰居湘阴柳庄,得知林则徐莅临长沙并诚邀他会面,激动万分,即刻快马加鞭从湘阴赶到长沙,已是傍晚。在橘子洲附近登舟过板时,左宗棠不小心一脚踏空,掉到了湘江里,前来迎接的林则徐不禁笑问:“此为君之见面礼乎?”左宗棠幽默回答:“他人敬公,五体投地;晚生敬公,五体投水!”
    更衣、寒暄过后,林则徐和左宗棠就在湘江的一艘小舟上秉烛畅谈,虽是第一次见面,两人却像阔别多年的好友,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左宗棠钦敬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佩服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两人彻谈了一夜,不觉天色晶明,林则徐看准了左宗棠,他不仅有胆识有才华,年富力强,更有救世抱负和旷世豪情。临别之际,林则徐赠予左宗棠一宗密卷,这宗密卷是林则徐数年来研究新疆的心血结晶,并附有他在新疆收集的第一手材料,他殷切地叮嘱左宗棠:“他日西定新疆,舍君莫属!”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典故“湘江夜话”。
    这次会晤是林左二人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辞别左宗棠后不久,林则徐奉命镇压拜上帝会,起事途中,突然染病,病逝于广东潮州,享年65岁。在临终前,林则徐还念念不忘左宗棠,命其子林聪彝向咸丰皇帝代写遗折,举荐左宗棠。
    二十多年后,左宗棠带着林则徐送给他的资料领兵入疆,收复了中国六分之一的国土。此时的左宗棠已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回想27年前,他与林则徐的湘江夜话,应该是没有遗憾,他穷尽半生努力,终于实现了林则徐“功成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的遗愿。
    左宗棠虽然早年科举不顺,不像晚清的另外三位名臣,曾国藩、李鸿章与张之洞都是通过科举考试直接步入仕途,但幸运的是,一路走来,他都有贵人提携、相助,除了王太夫人、陶澍、林则徐,还有他的湖南老乡郭嵩焘、胡林翼、曾国藩等,特别是为左宗棠率领的军队筹饷筹粮、采购军火机器,对左宗棠的事业发展起着巨大经济支撑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左宗棠能够建立奇功伟业,固然离不开他非同凡响的才华和魄力,但显然也离不开赏识并帮助、提携他的“伯乐”。
    三
    在柳庄的池塘中央有一个小岛,岛上绿柳荫荫,有个藏宝洞,洞口处凿了一段文字,介绍了此洞的来历:相传左宗棠离开柳庄时曾说,我将“三宝”藏于柳庄山洞之中,留待有缘人。是哪“三宝”呢?后人就揣测,一宝为法华寺得道高僧赠予的无字天书;二宝是林则徐送给左宗棠的平疆秘笈;三宝则为陶澍临终前托付给左宗棠保管的青龙宝剑。无字天书和青龙宝剑现已无从考证,唯有林则徐送给左宗棠的平疆秘笈有些根据。勿容置疑,林则徐、陶澍等人对左宗棠的帮助和影响很大,但他们的帮助只是外因,在我看来,真正让左宗棠创立奇功伟业的“秘笈”还是发自其内心的境界,其精髓就体现在朴存阁的门联上。
    朴存阁是左宗棠在柳庄的居室,进门有一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说的是一种身处逆境而不挫其志的自强不息精神,一种忧国忧民的担当精神;“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则指胸有丘壑,借鉴古人,且能博古通今,经世致用。这幅楹联是左宗棠24岁时,在湘潭周家当倒插门女婿,赴京会试失败而作;30年后,左宗棠在福州准备西征时,又重写此联,不仅自勉,而且勉励儿孙。此楹联是左宗棠一生的座右铭,也是他后来成为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的“秘笈”。
    1875年,新疆战乱,清廷内部发生“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等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左宗棠力排众议,指出“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主动请缨收复新疆。就左宗棠个人而言,多年来的宦海沉浮,让他深感封建官场的龌龊黑暗,加之长期的军旅生涯缺乏休息调养,使本来体质很好的左宗棠患上了慢性肠胃炎、风湿症,还有气喘病、咳血病,他早有学陶渊明归园田居的想法,但“心忧天下”的担当精神令他无法放弃自己的使命;同时,左宗棠也自信自己几十年来“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积累已到了箭在弦上的时刻了,为国驰驱、不计得失成为他义不容辞的选择。
    收到左宗棠的奏折后,清廷决定派兵收复新疆。1876年,西征军大举出关,左宗棠被清廷授命为西征军的最高统帅,统筹调度一切。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左宗棠感到此番西征将是他此生下的最艰巨的一盘棋,在这盘棋里,让人棘手的头等问题就是筹集军饷。当时国内暴动此起彼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更是耗尽了清政府的财政资源。由于朝廷迟迟不给经费,左宗棠不得已弈了一着“猛棋”,重用胡雪岩向外国银行借款。西征借款,枝节横生,朝中上下几乎全是反对之声,诚然,西征借款利息很高,又是借外债,但在当时的非常情况下,也只有急公好义,在商界信誉度很高的胡雪岩能够借到巨款,解西征军的燃眉之急。左宗棠之所以能绥靖西北,收复新疆,今天看来胡雪岩功不可没;但倘若西征失败,左宗棠这招“猛棋”很可能让自己,包括自己的子孙后代都身败名裂。
    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最悲壮的一幕当属抬棺出征。1880年4月,左宗棠率领亲军1000余人离开肃州大本营,前往新疆哈密督战。在声势浩大的队伍之中,有几名壮士抬着一口空棺材,跟随在“左”字大旗的车后,缓缓地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行进。左宗棠到哈密的主要任务,是为武力收复伊犁做准备,虽然此前西征军克复北疆,收复南疆,取得了节节胜利,但左宗棠依然感到危机重重,毕竟战争中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他命手下人做好了自己牺牲后的棺材,抱着不成功便成仁、背水一战的决心率军向前挺进。当左宗棠抵达哈密后不久,驻英法大臣曾纪泽也从伦敦到了圣彼得堡,开始与俄政府谈判。左宗棠的积极备战为中俄谈判做了强有力的后盾。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第二年初双方换文,伊犁将军金顺率官军进驻伊犁地区,结束了俄国人长达11年的殖民统治,至此新疆全境收复。没有左宗棠的心忧天下,视死如归,也许今天中国西北160万平方公里的疆土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左宗棠最后一次回湘阴柳庄是70岁,距咸丰十年他离开湖南老家,已阔别二十年。这次左宗棠在柳庄也只是短暂滞留了半个月,就马不停蹄赶往江宁、扬州、高邮等地视察,阅兵。
    1884年,法军进犯我国台湾基隆,又偷袭福州,情势万分危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次年3月,左宗棠的部下大破法兵于镇南关,并夺取了凉山;6月,李鸿章与法国公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中国通商口岸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战场胜利,却换来屈辱外交,左宗棠闻知后,痼疾更加严重。1885年,左宗棠在抑郁愤懑中病逝于福州,享年73岁,清廷追赠太傅,谥号“文襄”。次年,左宗棠归葬于善化县八都杨梅河柏竹塘之阳(今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柏竹塘村)。
    从湘阴柳庄回来,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脑海里依然回荡着左宗棠用一生的忧患和担当谱写的壮歌,可谓“三月不知肉味”。综观左宗棠的成功,属于典型的厚积薄发、大器晚成:早年科举并非一帆风顺,多年磨练自学成才,年逾不惑踏上仕途,年近古稀收复新疆,完成了谁也无法替代的历史使命。比之于“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还有功亏一篑、屈死于风波亭的岳飞,左宗棠无疑是幸运的——虽然大清王朝已土崩瓦解,新疆作为中国一个不可分割的省份却尘埃落定。“以天地为棋盘,胜天半子”,与其说左宗棠的对手是其政敌,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不如说他的对手是“天”,是天下之大势,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凭借非同凡响的天资禀赋,心忧天下的胸襟抱负,以及“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积累,又遭逢崛起的机遇,左宗棠不仅在晚清时期创立了无人能出其右的千秋功业,也成为身处逆境百折不挠,凭借真才实学立身扬名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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