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三】于丹批评者的“政治正确”不正确——我对“自由派”和“西化派”的一个批评_国学网-国学经典-国学大师-国学常识-中国传统文化网-汉学研究

【王达三】于丹批评者的“政治正确”不正确——我对“自由派”和“西化派”的一个批评

http://www.newdu.com 2024/07/04 01:07:31 儒家网 newdu 参加讨论

王达三

作者简介：王达三，男，西历一九七四年生，山东高唐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独立学者，现居北京。西历二〇〇四年与陈明等人创办儒学联合论坛网站，曾任总版主；西历二〇〇六年起，创办并主持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网站。西历二〇〇六年九月份起草并连署海内外五十四位学者发布《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建议书》，西历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份起草并连署十名青年博士生发布了《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西历二〇〇九年四月份起草并连署五十多个儒家组织发布《须尊重历史，宜敬畏圣人——致电影《孔子》剧组人员公开函》，均引发强烈社会反响。（吹剑编撰于西历二〇〇九年）

    于丹批评者的“政治正确”不正确
    ——我对“自由派”和“西化派”的一个批评
    作者：王达三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网
    除了一些专业人士集中火力猛批于丹解读《论语》和《庄子》的知识性硬伤之外（相关评论见笔者《只有专业人士才有资格讲论语？》一文，《江南时报》3月7日），还有一部分批评者一口咬定于丹解读《论语》是在“媚权”，是在为“专制亡灵唱赞歌”，因而是“极端无耻”。此种观点很像美国流行的“政治正确”，而且在于丹批评者中颇有市场。笔者认为，这种论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于丹则是这种论调的无辜受害者。
    “政治正确”是美国人的发明，现已广泛传播至欧美日等地区和国家。在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平权运动”（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黑人运动等）的纷扰之后，美国人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即美国公民应依照美国宪法恪守美国所奉行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如今美国人的“政治正确”已经有些泛化了，多半是指在公共领域反对各种歧视的话语姿态。比如，说黑人是“黑人”就是“政治不正确”，而应该说“非州裔美国人”；说历史是history（男人的历史）就不全面，而应该同时也说herstory（女人的历史），等等。最近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哈佛大学前校长哈默斯在2005年因宣称“性别差异导致女性没有杰出的数学才能”，就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最终被迫辞去校长的职务。同样，前不久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柳泽伯夫将日本妇女比喻为“生育机器”，也被批评为是“政治不正确”。于丹批评者的“政治正确”女性歧视的味道倒不是很浓，但却对政治哲学和政治原则的问题相当关注，类似美国早期的“政治正确”观，只不过这种“政治正确”的背后秉持的是所谓“自由”、“民主”、“宪政”、“共和”之类的自由主义的论调而已。
    一些于丹的批评者认为，《论语》以至于整个儒学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专制集权的帮凶，因而没有任何现代民主政治所需的思想资源，因此不仅不值得提倡和推广，而且必须一棍子打倒在地然后再踏上千万只脚。比如有个自称“哲学乌鸦”的学者，就认为《论语》提倡“顺民思想”和“愚民政策”，而于丹恰恰突出和发挥了《论语》的这种思想。“哲学乌鸦”武断地宣称孔子“彻底掐断了中国人的慧根”，是“中国人的人格分裂之祖”，因此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因为孔子思想没有也不能为中国开出“自由”和“民主”的“宪政”制度来。此外，还有一些于丹批评者把孔子打扮成了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于丹不讲孔子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论语》的“王权评判精神”，就是不解、误解甚至是曲解孔子和《论语》乃至于整个儒学，就是在断送中国文化复兴的大好前程，因此她也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于丹批评者“政治正确”论调的目的大体有三：其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批评于丹来批评孔子、《论语》和儒学，因为“于丹热”吸引了大众以“温情和敬意”（钱穆语）的立场来认识和接近儒学，推动了中国文化复兴的势头，而这正是他们的心头大患；其二是“偷梁换柱”或“浑水摸鱼”，想借批评于丹误读孔子和《论语》来描绘他们心目中的孔子和兜售他们自己的“私货”，借以争夺对孔子、《论语》乃至整个儒学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话语”也是一种“权力”，而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则强调要尽量避免“话语霸权”；其三是“荆轲刺孔”（学者秦晖语）或“指桑骂槐”（学者陈明语），把中国目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存在的种种不如意说成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恶果”，想借批评于丹来批评现实。无论如何，他们批评于丹是假，给中国文化复兴“浇冷水”或“灌浑水”是真。从这个角度来看，于丹仅仅是“政治正确”论者的一个靶子或幌子而已。
    事实上，只要稍微了解些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都会知道，无论是把孔子丑化成一个“集权的帮凶”，还是把孔子美化成一个“自由的斗士”，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或许，历史选择儒学来治理国家不是绝对的最佳方案，但却是相对的最优方案。试想，如果历史选择法家、纵横家、阴阳家来治理国家，后果又会如何呢？中国人“打倒孔家店”（吴虞）、“拼命往西走”（胡适）、“不读中国书”（吴稚晖）的反传统历史已有近百年，如今我们却越来越不得不面对一个道德沉沦的社会，难道不应该给儒学一个机会吗？更为主要的是，尽管《论语》乃至整个儒学，一直强调“政为大”，认为政治是一个社会制高点，并汲汲于出世从政，但《论语》和整个儒学却绝不等同于政治哲学，而是一个包括生命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等诸多学问和智慧在内的一个思想观念体系。了解于丹《论语心得》的人很清楚，于丹只不过是突出或发挥了孔子的生命哲学而很少谈论政治哲学而已。不谈论不等于漠视，少谈论不等于曲解，这是个简单的道理！
    或许，一些人不同意于丹对孔子生命哲学的发挥，这应该不是大的问题，因为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确实，于丹讲孔子的政治哲学有些不足或误解，这也不应该是大的问题，因为“苟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于丹的种种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学术讨论和思想批评，而不是让她成为“政治正确”的受害者！
    （本文发表于《深圳商报》2007年3月14日，全文首发于中国儒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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