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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道乐


    武当道教音乐是中国道教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简称武当道乐。它承袭了远古巫觋舞乐传统,吸收了先秦时的民俗祭神音乐、宫廷音乐、民间音乐中的精华,根据道教特有的审美情趣,对之进行综合与改造,形成了独具神韵的道教音乐,有渲染法事情节,烘托宗教气氛的作用,并贯穿各项法事活动始终。
    武当道教音乐形成较早。东汉时,道教的《太平经》认为音乐可以感天地、通神灵、安万民。东晋时,《元始无量度人经》认为梵气之离合而成音,这种自然之音便是大梵的隐语。这样,道教音乐就成了天神的语言,赋予了它神圣性,南北朝时,北魏道士寇谦之改直诵为乐诵,把念诵经文与音乐结合起来,相互陪衬、烘托,融为一体。南朝刘宋道士陆修静,吸收儒家礼法,制订斋醮仪式,逐步规范化。唐宋时,已初具规模。唐代时,宫廷音乐传到武当山。五代武当著名道士陈抟熟读经书,音乐修养很高。南宋时,武当道士孙寂然奉旨入宫设醮倡道。元代时,由于历代皇帝推崇真武神,每年真武生日、天寿节以及皇帝生日,皇室都直接遣使到武当山建醮,使武当山道乐得到发展。
    
    明代,是武当道乐发展最辉煌的时期。由于武当道教受到明成祖朱棣的推崇,大建武当,使武当山成为“皇室家庙”,朱棣还亲自撰写《大明御制玄教乐章》,供武当道士演唱,并从全国各地钦选四百多名高道分派到武当山各宫观办道;祭祀也按宫廷制度设置“乐舞生”(受过宫廷祭祀音乐训练的御用演礼、诵经、奏乐的人);经常在武当山设坛建醮,少则三七天,长则四十九天,“在这类盛大的国家祀典中,道乐阵容庞大,不仅动用本山数百名道士,还行文全国各地征调道士协助,并抽调宫廷雅乐队来大壮声威”,在武当山形成了“仙乐忽从天外传”、“仙乐飘飘处处闻”的景象。这样,武当道乐不断完善和成熟。清代至民国时,由于道教不受官方重视,道众或出走、或还俗,通经乐者已不多,“盛极一时的武当道乐几乎声断音消”。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武当道乐进行抢救性的挖掘、整理。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湖北省文化厅和民族宗教事务局为保存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组织武汉音乐学院的专家于1986年至1987年,先后六次到紫霄宫、太和宫采录、整理,出版了《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一书,这是第一部中国道教音乐的专著。同时,道协邀请武汉音乐学院举办道教音乐学习班,为武当山培养二十多名道教音乐人才,使道乐水平有了较大提高。1987年,在武当山召开了我国民族民间器乐曲宗教寺庙音乐会,到会专家对武当山道教音乐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它是我国的宝贵遗产。1999年5月26日,江泽民视察武当山时,称赞武当道教音乐是“中国仙乐神韵,很好听,陶冶情操,给人以极大的享受”。
    
    武当道乐是“歌舞乐”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可分为“韵腔”和“曲牌”两大类。再根据演唱的场合和对象的不同,韵腔又分为阳调和阴调,曲牌分为正曲和耍曲。阳调,主要用于殿内祀典,配合课诵、演法,其对象是“神”,是在宗教内部活动中应用的歌曲。阴调,应用于殿堂外的斋醮道场活动,对象是“人”,是在宗教外部活动中应用的歌曲。正曲,用于为神灵做法事。耍曲,主要用于为俗民做道场。演奏乐器有钟、鼓、吊锣、铙、钹、大木鱼、笙、箫、管、笛等。
    
    武当道乐,既具有中国道教音乐的共性,又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据《武当山志》记载,具有四个特征:
    一、庄严典雅的气质。唐至明代,武当道场受到皇室的重视,在武当山安置神像、科仪法事,配置乐舞生,纳入皇室官府议事日程,宫廷雅乐对武当道乐有很大影响,因此具有宫廷音乐庄严典雅的气质。二、混融一体的独特宗教韵味。武当山的全真、正一等派别的道士长期同室咏讽经乐,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形成了既丰富多彩,又协调一致的武当仙乐神韵。三、南北交融的地方特色。武当山与川、陕、豫相邻,这一地区的民歌、曲艺、戏曲十分丰富,武当道乐受之影响;再者,皇室从全国各地钦选四百多名高道来武当山办道,外地道士常到武当丛林云游挂单,都对道乐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四、武当道乐还融合吸收了相当数量的佛教文化因素,因而具有道佛融合的宗教风格。
    
    目前,武当山道协与旅游部门录制出版了《武当仙韵》、《中国武当道教音乐》、《武当道教早晚坛功课》等磁带,拍摄播放了《太和玄乐》、《武当风韵》等电视专题片。在武当山乌鸦岭至金顶的古神道沿途安装了地音喇叭,播放武当道乐,游客在游览途中,随时可以享受独具神韵的武当道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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