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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古代帝王的长寿梦也是如此轰轰烈烈


     文/蜉蝣
    嘉靖皇帝与邵元节
    钦安殿内的玄天上帝为永乐皇帝所供奉,但他本人却近儒家而远道术。永乐元年(一四〇三年)五月初四日,群臣向永乐皇帝请求于太祖及孝慈高皇后忌辰时诵经行礼一事,永乐皇帝说:“为天下主,社稷所寄,生灵所依。但当谨身修德,深体天心……使内无奸邪,外无盗贼,宗社奠安,万民乐业,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务修斋诵经,抑末矣!”即位之初,永乐皇帝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举办斋醮诵经活动。永乐十五年(一四一七年),南京通政司奏瓯宁县人进金丹及方书,永乐皇帝说:“此妖人也,秦始、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用金丹,令其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纵观永乐皇帝的一生,他始终坚持以儒学治国的思想,排斥道术,目前还没有发现永乐皇帝于钦安殿举办斋醮活动的记载。
    
    钦安殿外景(资料图)
    但他的子孙也会像他那样远离道术、全心全意治理国家吗?显然不是,嘉靖皇帝朱厚熜就是一个典型的沉迷道术的皇帝。
    沉迷祷词醮供的嘉靖皇帝
    明成化时始见于钦安殿举办斋醮(亦称斋醮科仪,俗称“道场”)活动的记载,《皇明恩命世录》有这样的记述:成化二十二年(一四八六年),龙虎山四十七代大真人张玄庆被召进京,“命醮于钦安殿”。弘治时期,钦安殿斋醮愈演愈烈,据现存悬挂于钦安殿内西南角红油五彩钟架上的“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大钟上“大明弘治庚戌年秋吉日制”的款识,可以证明孝宗于弘治三年(一四六七年)就开始于钦安殿举办斋醮活动了。且《明孝宗实录》记:弘治五年六月,光禄寺卿胡恭上奏称,由于钦安殿修斋急用器皿,除用宫外寺庙的器皿外,还要加紧造办,以备日后斋事所用。
    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年)八月五日,弘治皇帝想于钦安殿外树立斋醮所用幡杆,使钦安殿的道场设施进一步完善,但遭到工部尚书徐贯的反对。弘治皇帝迫于压力,回答说:“尔等言是,其勿造。”弘治皇帝还是有所忌讳和收敛,但他仍沉迷于斋醮活动之中。弘治十四年,四十七代大真人张玄庆再次被召入朝,弘治皇帝亲御钦安殿召见,命坐赐宴。
    但弘治皇帝朱祐樘与嘉靖皇帝朱厚熜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朱厚熜即位后,旋即沉迷于道术不能自拔,并终其一生。对于敢反对的大臣,嘉靖帝一律将其罢官下狱。作为进行道事活动的场所,他就选择了钦安殿,钦安殿离寝宫乾清宫最近,他亲行到钦安殿参加活动。
    
    明人绘 嘉庆皇帝坐像轴
    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朱厚熜在太监崔文的蛊惑下,在乾清宫修习道家经典,讲诵科仪,紫禁之内,一时祷词繁兴。给事中张翀上疏说:“太监崔文辈,挟邪术愚弄陛下,干扰政事,牵引群邪,怠日讲,疏召对,政令多僻,起居愆度。”但嘉靖皇帝并没听从言官劝戒,而且变本加厉,第二年于钦安殿修设醮供。给事中张嵩以天戒为由上言三事,指责太监崔文蛊惑圣驾于钦安殿修斋醮、拜奏青词,请“火其书,斥其人,日临讲读,亲近儒臣”。接着大学士杨廷和等人联合上疏,公开指责嘉靖皇帝的种种不是,要求其“痛绝异端左道,慎始修德十二事”,称斋醮之事“乃异端诳惑假此为衣食之计,佛家三宝,道家三清,名虽不同,都是虚诞诬罔,为历代圣王所禁昔梁武帝宋徽宗崇道尊奉无所不至,一则饿死台城,一则累系金虏,求福未得,反以招祸”。
    代圣王所禁。昔梁武帝,宋徽宗崇道尊奉无所不至。一则饿死台城,一则累系金虏。求福未得,反以招祸。大臣们的激烈言词,说明当时的嘉靖皇帝已然是深陷道术之中,不能自拔。
    道术“灵验”的邵元节
    朱厚熜嗜好道术,认为道术能让他焕然精神,脱胎换骨。嘉靖三年,他听信太监崔文之言,征江西道士邵元节进京,见于便殿。邵元节以“立教主静”之说,得到赏识,赐居显灵宫(位于兵马司胡,专司祷祀。邵元节第一次登坛祈祷雨雪,果然“应验”,令嘉靖帝刮目相看。嘉靖时由内府绘制的《赐号太和先生相赞》,其中《钦命招鹤相图》画的是邵元节亲设坛场于钦安殿月台,燃香招鹤,仙鹤自天而降,嘉靖皇帝深信不疑,崇拜得五体投地。特别是邵元节于钦安殿设坛祈子,果然圣嗣叠生,“由是上之宠遇日隆,锡予稠叠,诚越寻常,而极光显矣”。皇子诞生,使邵元节获得莫大的荣光,赐宴奉天殿,位列二品,一个道士被封官二品,古今无此殊遇。
    
    明嘉靖 《钦命招鹤相图》
    邵元节的异术让嘉靖帝觉得必须画图写赞,使其不至泯灭于后世,于是“乃述平生所蒙荣异之数,命史绘图,凡二十有六,征文人韵士,按图著赞”,其空前程度超轶古今。接着又下令于城西敕建真人府,以其孙为太常丞,曾孙为太常博士,每年给邵元节食禄百石,派校尉四十人供其洒扫,赐庄田三十顷,蠲免租税,又派遣中使到邵元节家乡贵溪修建道院,赐名仙源宫。邵元节受到了最高的待遇,堪比神仙供奉。仙源宫建成后,邵元节告假回乡。嘉靖皇帝日思夜想,还未等邵元节进京,当舟行至潞河时,就迫不及待地命太监迎接,赐予蟒服和“阐教辅国”玉印,显然嘉靖帝治理国家欲以道教为辅助,故邵元节获得了极大的宠幸。
    
    天一门近景
    钦安殿的斋醮活动也日益隆重而繁盛起来,嘉靖十四年(1535年)十月,钦安殿燎垣及天一门建成,将钦安殿封闭了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十八日,嘉靖皇帝亲制祝文率群臣进钦安殿祭拜真武大帝,正式宣告以玄教治理天下,号称“治世玄岳”,从此再不踏进外朝半步。
    雍正帝与娄近垣
    清代,满族统治者对道教起初是缺乏了解也不信奉的。但是为了笼络汉人,巩固统治,在政治上也要利用道教。可是,道教由于当时和民间秘密宗教、秘密会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清朝皇帝对道教又不得不严加防范,以防止其蛊惑百姓。顺治皇帝曾经要求正一道“不得惑乱愚民”,但同时对全真道在北京的阐教活动予以支持。康熙皇帝认为道教的“长生之术”、“方药”都是愚蠢、对世道无意义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正一道首领照例封赐。
    到了雍正皇帝,还是在钦安殿,与一位道士结下不解之缘。
    执着请神炼丹的雍正帝
    清康熙皇帝的第四子胤祺未即位前,自称“破尘居士”和“圆明居士”,于家中参禅悟道,潜心修炼,其副作用就是对丹药产生了兴趣,并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最后将其击垮。胤禛登基后,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于寝宫养心殿东暖阁设长春方丈室(今已不存)。雍正皇帝对神道极为向往,并十分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特别赞赏他发明了金丹要领,封其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对正一派祖师张天师的炼丹之术也极为神往。雍正皇帝作诗《烧丹》:“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他相信通过“炉火修炼”,定能修合精工,使人成仙。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雍正皇帝在朱批奏折中透露了他吃丹药的嗜好。雍正皇帝见鄂尔泰服用了他赏赐的既济丹后,精神渐长,肤肉渐生,旧疾顿除,日益强壮,颇为欣慰,批曰:“此方实佳,若与此药相对,朕又添一重宽念矣。仍与秋石兼用作引,不尤当乎?”既济丹的功能是使人精神焕发,强身健体,颇似现代的补药。朱批中提到的“秋石”,是一种从童男童女尿液中萃取提炼的春药,古代方士常以此药进贡皇上,据说服之可以长生不老。从而可确定,至少在雍正四年时,雍正皇帝就已开始服用道士进献的既济丹和秋石,这些药都是使人精神亢奋的药,并声称:“既济丹,朕现今日服无间。”
    
    清人绘 胤禛读书像轴(局部)
    长期无间断地服用丹药带来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它对神经伤害极大,因为丹药中含有铅,铅中毒可出现鲜明恐怖的幻觉,如看到各种奇怪的野兽、鬼怪和多头的人。由此表现出恐惧、不安、兴奋,也可能出现片断的被害妄想。
    果然,雍正七年,雍正皇帝开始发病,而且来得十分猛烈,御医们开的任何药都不管用,束手无策。这时雍正皇帝已病魔缠身,但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他吃丹药所造成的。病急乱投医,雍正皇帝给各地总督发去手谕,要他们尽心寻找身怀奇绝医术的异人。浙江总督李卫推荐了浪迹河南、有“神仙”之称的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开始果然见效,但一个月以后,雍正皇帝病情反复,他认为这是贾士芳蛊毒魇魅所致,“伊(指贾士芳)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下令按大逆罪于雍正八年十月初二日丁酉将贾士芳处斩。但雍正皇帝的病情并没因贾士芳的处死而好转,仍然邪气缠身,这时大明光殿的娄近垣道士被请来了。
    钦安殿住持娄近垣
    娄近垣所撰《黄箓科仪》称:“近垣于雍正丙午以值季来京,幸荷圣恩,获司金箓。”娄近垣与邵元节一样皆出于江西龙虎山,“叩头恭诣龙虎山嗣汉天师门下,拜受太上玄天真武无上将军箓一阶,敬奉修行”。由于他道术高深,于雍正四年选为值季京城皇家道观的首席高功(道功最高的法师),称为“御前值季法官”,这使他有机会接近当今皇帝。
    娄近垣针对雍正皇帝的病症,设坛礼斗(礼拜北斗星君),奏告斗母,派遣神将将鬼拘拿,使魂魄返回身体之中。在古代迷信的社会中,一旦邪气缠身,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请道士为之设坛请神拘鬼,以消除魇魅,而此次再结合符水治病,在精神上使雍正皇帝得到了安慰,病情竟暂时得到了缓解。雍正九年一月二十四日,雍正皇帝下谕旨称娄近垣“为朕设坛礼斗,其至诚默感,确有灵应。又以符水解退,余邪渙然冰释,朕躬悦豫,举体安和。娄近垣一片忠悃,深属可嘉,因赐以四品龙虎山提点司,钦安殿主持”。娄近垣厥功至伟,赐封为钦安殿主持,意谓全国道教的总教主。二十七日,雍正皇帝再次下旨将御花园位育斋西次间给法官等办法事暂坐。又下旨于玉翠亭之东的空地处,量其地式,将小些的房添盖几间给法官住(现已不存)。二月初四日,雍正帝于钦安殿面赐娄近垣御笔匾额“澡雪心神”。三月初二日,赏娄近垣御笔对联“赏心最是花时候,远俗常怀鹤性情”一副。三月初四日,太监张玉柱传旨:“赏娄法官屋内匾一面,对子一副,吊屏一件。”于御花园盖房子给娄近垣住,无异于让娄近垣睡在自己的身边,实属千古罕见。
    
    天一门内香桌
    娄近垣抓住这一机会,大建斗坛,从雍正八年十月十五日至九年四月,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共建有养心殿斗坛、乾清宫斗坛、澄瑞亭斗坛等七座(现多已不存在),沉寂了很长时间的钦安殿道事活动因娄近垣的神奇道术而又兴盛起来。
    钦安殿斗坛,可能设于天一门内。据道光二十年《钦安殿陈设档》记:“天一门:斗香桌一张,锡里盘一个,黄缎拜垫一块,黄云缎桌套一个,小栽绒毯一块。黑漆描金插屏一对。”插屏陈设与斗坛法事有关,雍正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下旨于乾清宫月台上做斗坛一座,记:“尔在月台上板房一间,将呈过的拆卸斗坛搭在此板房内,周围具要走得人。则可斗坛内做一插屏,上身高三尺三寸,宽二尺四寸,满扫天青,中间做一径圆四寸玻璃镜,左边做一玻璃红日,右边挂一玻璃白月,俱直径一寸二三分,下画流云,上画祥光。”钦安殿斗坛每月礼斗日期为:初一日月斗,初三日下降,初九日下降,十五日月斗,二十七下降,庚辰日吉祥斗,壬寅日吉祥斗。
    
    清雍正 礼斗图轴(局部)
    礼斗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呢?
    当时宫廷画家焦秉贞描绘了道士礼斗时的场景画:斗坛设在宫中某殿的月台上,为桌子搭建三层高台,上辅红毯,坛前垂织锦锻的长桌围,坛的四周围以五彩绳编织的栏杆。坛下左右两侧是奏乐的道士。坛上靠后置罩桌围的供桌一张,桌上靠后立神牌一面,前陈设鼎式炉、蜡扦和花觚等五供,炉里插有三块令牌。法官头戴黑纱帽身穿大红道衣,礼斗请神。跪在法官身旁的是雍正皇帝的侄子,即怡亲王的儿子,从他所穿官服补子看,是武官,很有可能是侍卫,依清制有选满蒙勋戚子弟为侍卫的传统。怡亲王是雍正皇帝的十三弟(胤祥),与雍正二人关系最为密切,协助雍正帝总理朝政,处理重大政务。雍正八年,怡亲王病危,雍正皇帝曾为怡亲王设斗坛祈病。做法事的高功,从其神态及所穿大红道衣看,很有可能是娄近垣,这件道衣也很有可能是雍正皇帝所赐。
    
    清雍正 铜五供之香炉
    
    (左)清雍正 铜五供之花觚(右)清雍正 铜五供之蜡扦
    但是到了雍正九年,雍正帝下令拆除斗坛。雍正十年五月二十日,乾清宫月台斗坛内的围屏、帐幔、桌张、床等及西丹墀板房的陈设及铺设等俱被拆除。
    是何原因造成雍正帝对斗坛的热情降低呢?斗坛做法事祈神和喝符水治病,毕竟是虚的东西,治不了病,只能起某种心理暗示的作用。可能管得了一时,但时间长了,也就失去了效力。雍正皇帝对此也一定心知肚明,故而下令拆除部分斗坛,转而倾心于烧炼丹药。
    让病人服用丹药是道士驱邪治病使用的最后一招,因为礼斗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吃丹药,如娄近垣《梵音斗科》所记:“请降元皇雷晶梵气,仙丹妙药,灌注现患某身田,外伏魔精,内安真性,荡除患症,调理安痊。”《太上玄灵斗母大圣元君本命延生心经》亦记:“修炼九还七返大丹者,持此顿悟玄关,灵光现前,三十九节自然生荣,了证太玄三一之道,知守本来具足之理,坚固真身,更能精修大定,乃至形神俱妙,与道合真,飞升玉京,逍遥自在。”这里说的是“九还七返大丹”是斗母降下的神药以及其具有何等的神力。
    
    养心殿抱厦三面隔断墙
    拆除部分斗坛后,炼丹也就随之更加火热地进行了。雍正十一年新年的钟声刚过,第三天,雍正皇帝下令于寝宫养心殿抱厦增设三面围屏隔断墙,内置铜炉、牌位和供器等,其所备的铜炉和铅条都是炼丹的主要器具和原料。除了宫中的养心殿外,圆明园的深柳读书堂、头所、二所,四所、六所、紫碧山房、接秀山房、秀清村等都是他烧炼丹药的地方。
    就在炼丹如火如荼之际,雍正十一年春夏间,圆明园举办历时半年的法会,参加法会的有当时权高位重的王公大臣以及宗教界著名人士。雍正皇帝最欣赏的参悟者娄近垣在这次法会上被赐封为妙正真人,称“妙正真人娄近垣是唯一的羽士”。
    有妙正真人护持,雍正皇帝嗜好丹药就更无节制。终于在丹药的毒害下,在猜疑被人陷害的幻想症的折磨下,两年后,雍正皇帝无药可治,命丧黄泉。(编辑:忆慈)
    本文由腾讯道学编辑整理,图文均来源于刊物《紫禁城》,故宫出版社出版,2015年5月号,总第244期。如喜欢本文欢迎转载,但请务必请注明作者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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