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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奥麟】就倡议广兴二氏之教与民间信仰一事与秋风先生商榷


    就倡议广兴二氏之教与民间信仰一事与秋风先生商榷
    作者:孙奥麟
    来源:儒家人文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正月初十日己巳
               耶稣2016年2月17日
    秋风先生是笔者平素所尊敬的前辈,近日,在儒家网上读到先生所作的《献兴教化五策:恢复祠堂祖庙,鼓励本土宗教》”一文,大意是贯彻“一个文教,多种神教”之说,倡议政府复兴祠堂乡社,更要复兴佛道二氏与城隍妈祖之类的民间信仰云云。读罢此文,于秋风先生一贯的热忱,笔者自是亲切,于其中若干倡议却总觉不契,更是有所隐忧,于是不揣鄙陋,略陈己见,以俟高明。
    
    秋风先生原文: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7354/
    (以下凡黑体字为《献兴教化五策:恢复祠堂祖庙,鼓励本土宗教》之原文)
    儒家之学,“学文”之教。此教非神教,故不取消其他神教,而是兼容之、驯化之,与之形成复合的教化体系。
    儒家所谓之文,是通天地人之文,故而不论一国还是一人,若无教化,则一律救之以学文。不知学文之教外,是否还有一种不学文之教?彼若不学文,则亦在当救之列,何以又能教人?立个无文之教,与所立的学文之教岂不矛盾?
    又“儒教非神教,故不取消其他神教”,也似无因果关系。秋风先生身为儒者,当知儒者之道本自经天纬地,倘得时行之,可使万物各得其所。若待神教填补方可圆满、待神教助力方能成教,则儒家之道便不足以称大中至正之道,圣人亦不足称圣人,不知儒学又有何可贵处?孟子言“道一而已矣”,天下的道理昭昭,绝无两是之处,所以上智下愚都宜决去其非,各行其是,儒者执政,固然不必以权力取消一切神明崇拜之教,然而又岂能置之不理?只当“修吾本以胜之”,使生民各自趋于人伦之正而已。
    中国式教化虽以学校为根本,但学,毕竟有一定难度,故圣人“神道设教”,肯定各种神灵崇拜之教化功能,而正之以礼乐。
    儒家学问下学而上达,大学、小学本末兼该,本非只有上一截的哲学,不论根底如何,凡有人心者,皆有门径可入,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以光明正大之儒道为难行,以幽隐迷信之鬼神教为易行,以为可以且推鬼神教以济正教,待他日时机成熟再只推正教,此种安排,无乃月攘一鸡之道乎?
    秋风先生于儒家“神”字意思或有所未会,所引《观卦》“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有望文生义之嫌,此处的“神”并非神灵之意,只读前面“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一句便可见。孔子亦尝明言“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以余记忆所及,凡《易》中之“神”字,皆作阴阳不测之妙解。
    至于秋风先生所论之神,亦即种种人格神,乃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之神;是当“敬鬼神而远之”之神,此类鬼神亦属于实有,然而只是天地间一物,有其物必有其理,罕见而已,并无神奇,儒家未尝否定,却始终是有所警惕——不是警惕鬼神,而是唯恐人因鬼神而起一种寻觅人生捷径的贼心。今人抢烧头柱香、摆鱼缸求财、放生、供鬼之类,便无不是投机取巧。若说宗教的威慑力,世上固然有笃信地狱而不敢做恶之人,然而此种笃信之人却仍是危险的,因为他也极可能出于对天堂的笃信而为害于世。明道先生言“至诚贯天地,人犹有不化,况立伪教乎?”此言最值得深思。以鬼神哄人为善,乃是乡愿之所好,此种枉寻直尺之道非但于道德本身无所裨益,更必以败坏道德告终。人要长进、要成就,须是“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固然可以说只是儒家的义理,然而在儒者观之,却是人所共由的通义。 
    
    城隍、土地老爷等民间神灵崇拜,有悠久历史,当为三代之社神崇拜之变形。关帝、妈祖等崇拜,则以人为神,以德为教。这些崇拜教庶民、美风俗,相当有效。
    愚意古人固然要祭祀社稷之神,非止祭祀社稷,门户井灶之类亦属当祭,然而三代之人见理分明,皆是通过对天地水火的祭祀表示对大自然的感恩,故而从无具体塑像,敬意则有,“崇拜”则无。后世城隍、土地、关帝、妈祖之类,乃是神话中有形象之神,愚意若要祭祀此类,还须问个有无,不知秋风先生以为城隍、妈祖之类有否无否?若并无此类,则于义不当祭;若诚有此类,则天地间有许多不平之事、许多颠连无告之人,其神亦是无所逃罪,在毁之诛之而已。
    “文化大革命”之前,城必有城隍庙,村必有土地庙,关帝庙也随处可见,南方遍设妈祖庙。“文革”中,这些宗教活动场所普遍被拆毁,今日可徐图恢复,以安顿民心。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左传》言:“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礼记》言:“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中国百姓唯当祭祖而已,“城隍”、“土地”、“关帝”、“妈祖”之庙,皆儒家所谓淫祀,淫祀在所当毁,不在所当复,为其非但不能“安顿民心”,适足以蛊惑民心而已。
    政府鼓励,佛教、道教等中国本土正教多设寺庙、道观。
    此最非儒者所宜言,二氏学术之偏颇,信仰之流弊,前儒屡有明辨,此处暂且按下不论,只今日佛道之庙产以万计,信众以亿计,中国之大,人口之多,真成规模之书院有几家?儒者又有几人?秋风先生身为儒者,当于自家救死不暇,何事竟为二氏操心?
    中国文明向来开放包容,正体现在教化体系之复合、开放,所谓“一个文教,多种神教”,两者关系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在文教涵容下,中国土生神教广泛传播,中国以西之各种神教也传入并广泛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则有“中国化”,即接受文教之熏染。
    以余所见,“多种神教”满目皆是,佛道耶回之庙宇、信众是也,“一个文教”今日又在何处?先生身为文教中人,对儒学之复兴莫太乐观否?“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固是,然而大德小德,其为德则一也,佛道耶回之所谓德者不得与焉,且其教岂肯以“小德”自居?
    今日之势,譬如一人前来继承祖宗老屋,发现房间已经全被乡人霸占,一身只得栖居檐下。今此人只念叨此屋名义归我,别人懒得理他,他也不驱逐别人,心中又唯恐他人房间不够敞亮,更拟议邀请更多乡人同住,此则是糊涂可悲之人而已。真开放包容之国家、必然有文化根本;真开放包容之个人,必然心有主守。凡能包容着,须是自家大,自家不大,只能为人所包。
    佛教之中国化最为成功,实已成为中国本土宗教。长期以来,民众普遍信仰,与学校、社学等文教体系并行不悖。尤其是二十世纪兴起、成熟于台湾之人间佛教,已脱去神教色彩,而近于文教矣。
    窃以为此番议论或是只见佛教的表象,未谙佛教之本质。“人间佛教”并非台湾佛教自我裁割以适应人间而有,乃是台湾佛教在“非人间”领域早已唯我独尊,此番更要来抢夺本属儒家的人伦、社会、教育领地,此非台湾儒家之教化使然,乃是台湾儒家之衰败使然。
    佛学大兴于中国,千年来沦入国人骨髓,今日匹夫匹妇莫不知尊之敬之,及见圣人画像,则每每指之曰“孔老二”,此事在儒者当有以夷变夏之沉痛,何来“已脱去神教色彩,而近于文教”之叹美?佛教若真脱出神教色彩,须有不抛弃君父之僧人、不欲成佛之居士。出家为僧,已然犯着不忠不孝,何谓“与文教体系并行不悖”?子曰:“道并行而不相悖”,不相悖的须是道,所行非道,虽欲独行,得无悖乎?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为害尤甚”;朱子曰“龟山云:‘儒释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观之,真似冰炭!”佛陀来自印度,佛教来自印度,佛经来自印度,佛学则遍布世界,遽然言“实已成为中国本土宗教”,非止儒家不认,佛家怕也不认。
    此教化体系以文教为中心,而包容各种神教。既可避免中国以西一神教独断之害,也可避免当代欧洲文化相对主义之弊。
    读历史,可知盛世莫过于三代,当其时,天下无二道,贤者无二学,但见斯文之化,未见宗教之不可或缺。后世若梁武帝者,只一人信佛便致生民涂炭,岂可谓文教为本便无神教独断之害?其后,儒释道既并称“三教”,又如何可谓“没有文化相对主义”?儒家之所以长久作为中国的底色,恐不是各宗教心悦诚服,拱手相让,而是历代士大夫阶层争取过来,韩文公、曾文正公都是赌上性命捍卫斯道,秋风先生以为其人见识狭隘否?抑或于其人其事只作权宜观?
    
    面对极端神教之冲击,政府当徐图改变宗教政策:一方面,兴起文教,以固本培元;另一方面,给本土神教以更大发展空间,使其在宗教市场上公平地与极端神教竞争。
    以儒者观之,宗教或高明或鄙俗、或温和或极端,信众或多或少,其非圣人之道则一也,也不消为其分出个正教邪教,彼之为教,大邪小邪而已,“正”字金贵,吾儒唯恐自家接不住,不可草率让与他人。
    愚意凡宗教,为其本源不合乎中正,皆有一变而为极端之可能,极端宗教之患,不在极端二字,而在宗教二字。炎炎之火固然可畏,莹莹之火又岂可轻忽?今日欲用温和宗教驱走极端宗教,明日之极端宗教,又必由今日的温和宗教中滋生,为逐猛虎而养一虎仔,求民心之安定可得乎?消除邪教之祸,唯是一正压百邪,在讲明儒家之学而已,明出地上,则暗昧自破,不消许多迂曲。
    愚见今日儒家之计,不在急于参政议政,只在彼此讲学,若能切磋琢磨,定于一是,则自会壮大,影响也自会渗入政治。不论学术还是团体,都当求一个纯字,纯而后必大,一味求大则必不纯,不纯则非但无益,更将有害于今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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