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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儒者:我的父亲梁漱溟(3)


    
    1934 年,从事乡村工作的若干团体领导人及专家学者在邹平合影。右一为梁漱溟。(资料图 图源网络)
    出世与入世
    父亲顺天中学毕业,他所受的正规教育至此为止,其后皆自学。当时革命派在天津办了一张《民国报》,19岁的父亲到报社做编辑,还做过外勤记者。那时父亲向往议会政治,每逢资政院开会,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旁听。作为记者,他还亲眼目睹过袁世凯在北京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
    父亲原名为焕鼎,字寿民,经常以“寿民”或“瘦民”为笔名在《民国报》上发表文章。有一次,报社总编辑孙炳文在为父亲题写扇面时,顺手写下“漱溟”二字,父亲很喜欢,从此这名字就伴随他一生。孙炳文1927年在国民党清党时被杀,他的儿子孙泱(注:又名孙宁世,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女儿孙维世都死于“文革”。
    父亲身上多少有些祖父的影子,他很早便对人生和社会问题有了深入思考。十七八岁时,他就开始找些佛教的书来读。1913年,离开《民国报》后,他原有的出世思想再次抬头,甚至两次试图自杀。那时,他深陷于人生烦闷中,不愿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认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为僧。
    1916年,父亲写了长文《究元决疑论》,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邀父亲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从此他进入北大,后来还陆续开授了儒家哲学、唯识学等。
    后来在北大教授“新唯识学”的熊十力先生,便是由父亲推荐的。父亲与熊十力先生自1919年便认识,踪迹密切,关系非同一般。但到了晚年,二人学术上有重要分歧。父亲肯定熊老某些学术见解“因有其价值不容抹杀”,同时明确指出儒家的学问“贵在力行,而不尚思辨”,但熊老恰是反其道而行之,“舍力行而尚思辨”,这是父亲断然不能苟同的。
    北大任教期间,父亲经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转变。他后来回忆,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苦”字,这引起他很多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父亲对儒家的看法。他开始由“出世”转为“入世”。
    1921年根据父亲演讲而整理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次出版,书中倡导世界文化是多元的观点,认为东西方文化各有其价值;而作为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自有其对人类生活不可磨灭的价值,并预期世界最近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此后再版10多次。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父亲肯定和捍卫了孔子思想。当年冬天,28岁的父亲与同岁的母亲结了婚,但他从20岁开始吃素的习惯却保留了终生,直到95岁去世。
    父亲在北大时,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皆是同事,有往来。1927年春,父亲得知李大钊连同一家老小被张作霖逮捕后,立即从西郊进城访章士钊,希望能与章一同出面将李大钊的家属保释出来。章士钊自认为与张作霖的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可以保李大钊不死,但最终还是失算了。
    1921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父亲提出“愿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相结合为一”的主张,早已不满学校只是传授知识技能的偏向,1924年中,他辞去了北大教职。
    在中国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这是父亲的梦想。民主政治现成的模式是议会政治,早年他即寄望于此。可是民国创立之后,二三十年间始终无法确立这种政制,而只有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父亲再三思索,认为西方社会能够确立这种政制,正是在长期争取民主斗争中,人民才具备了实施此种政制的基础,而中国广大群众缺乏民主政治的要求与习惯,因此必须从培养人们的民主政治的习惯入手,才能为民主政制的建立打下坚实基础。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因此必须由农村入手。所以父亲开始决心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并非仅仅解决农村问题,而是解决中国建国问题。
    1927年父亲南下到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实验。不久政局变化,支持他的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父亲就离开了广东。1929年,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学校、黄炎培的江苏昆山乡村改进会、晏阳初的河北定县教会实验区之后,恰逢河南村治学院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创办起来,创办者与主持人是彭禹连、梁仲华,父亲受邀担任教务长。
    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400人左右。当年乡村工作的艰苦不言而喻。1930年父亲就是在学校所在的辉县百泉镇过的春节,而我们和母亲在北京,父亲给家人信里说,他“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此心恻恻焉”。当时军阀混战,兵匪不分,枪炮声与过年的鞭炮声都混在一起。学生要轮流站岗放哨以自卫,父亲经常和衣而睡,以防不测。但因蒋介石、阎锡山与冯玉祥之间爆发中原大战,河南成了主战场,学院开办不到一年,便草草结束,父亲也离开河南回到了北京。
    1930年村治学院在河南开办时,省主席是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1931年,韩为蒋介石收买,脱离了冯,到山东任主席。村治学院副院长梁仲华向韩报告学院结束工作时,韩提出可以来山东继续他们的乡村建设,后来就有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仲华任院长,父亲为研究部主任,院址设在山东邹平县。
    1933年,父亲把我们接到山东邹平安家。虽是县城,那时却没水没电,也没文化生活可言。我放学后无所事事,无非是和同学到城外的河里玩水、逮麻雀之类。有一天闲着没事进父亲的办公室,在桌子上一通瞎翻,想找到什么好玩东西。父亲回来后见我把东西翻乱了,不高兴,打了我的手心,那是我唯一一次被父亲体罚。
    1935年,母亲因难产在邹平去世,那年我只有10岁。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如果当时在北京生活,母亲也不至于死。父亲在山东一直呆到1937年9、10月,直到日军侵占山东后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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