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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儒者:我的父亲梁漱溟(4)


    
    梁培宽(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为团结而奔走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团结抗战的呼声占据了主流,国民政府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父亲与张伯苓、胡适、傅斯年、沈钧儒、邹韬奋等被邀请为参议员。1938年元旦,父亲申请到延安参观访问,希望了解推动国共长期合作的可能有多少。延安虽物质条件艰苦,但人人精神面貌高昂,每天一早起来,大家都哼唱着歌曲,此唱彼和,好像忘了人间劳苦,这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在延安停留时,谈话最多的便是毛泽东,前后共谈了8次。除两次宴请外,他们的谈话时间都很长,其中两次竟通宵达旦。
    父亲与毛泽东的结识,最早应源于毛泽东的岳父杨怀中(昌济)先生。父亲有位族兄叫梁焕奎,他曾推荐杨怀中留日,又与他一同东渡日本。1918年,梁焕奎来北京就借住在梁家。时在北大任教的杨怀中探望梁焕奎时常到梁家。而父亲在北大与杨同在哲学系,所以家里与系里都有机会碰面。那时,毛泽东借住在杨怀中家里,还没有同杨开慧结婚。父亲去杨怀中家里讨教,开门的往往是毛泽东。
    父亲回忆在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时,通常他是坐着的,而毛泽东则常在地上踱步,边走边说,有时又斜倚在床榻上,很自然随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二人的观点常发生对立冲突,争辩激烈,谁也不能说服谁,但均不动气。谈话结束后,离开主席小屋时,经常外面已是天色微明,但他的心情却格外舒畅。
    1940年前后,父亲对党派之争不断加剧很是忧虑,于是他努力把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组织起来,调解两党纷争。1941年初,他与黄炎培、左舜生等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下简称“民盟”)。
    1946年初,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会后,各党派共同通过了五个“协议”,尤其是“政治协商”,确定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将由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父亲认为国家政治将步入坦途,而他自己将退出现实政治,专搞文化研究。但当时国共为争夺东北,内战硝烟再起。1946年4月22日手足无措的马歇尔请民盟帮助调停。而当时民盟秘书长一职空缺,人们纷纷劝说父亲应首先参加奔走和平,父亲不得不接过民盟秘书长的职务。
    1946年,父亲担任民盟秘书长不久,便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李公朴与闻一多都是民盟重要成员,这种政治谋杀事件让父亲非常愤慨。他发表书面讲话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记者招待会上,父亲又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虽然形势越来越恶化,但父亲一直频频斡旋于国共之间。1946年10月12日早晨,刚刚在国共高层奔走一番的父亲,带着希望从上海回到南京,下了火车便看见报载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大为失望。许多记者蜂拥而来,父亲只是长叹了一句:“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经典话语。
    几次调停失败,1946年11月初,父亲先退出了和谈,后又退出了民盟。后来有人说:“梁漱溟搞政治,但不懂政治,所以总是失败。”在我看来,这是因为父亲心目中的政治理念有所不同。在他的心目中,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党派利益可以放在第二位。在现实政治中,像这种充满书生意气的看法,注定要碰钉子、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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