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际：儒家怎样认识“命”？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8:10:51 齐鲁学刊 蒙培元 任文利 参加讨论
文/蒙培元 任文利 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命”无疑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所谈论的就是“天人之际”的问题。诚如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其天人合一观，所谓“天人合一”当然是在讲天人关系，也就是“天人之际”。有人说，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是把自然人化了，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如此简单。它既不是简单地拿天来比附人，也不是简单地以人来比附天，而是在自然目的论的基础上来说明天人合一。此目的既不是有一个超自然的目的，如上帝，也不是一个庸俗的自然目的，如一个简单的食物链系统，而只能在天人关系，也就是天人之际上彰显出来。“命”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金文中，“命”写作“令”，含义有动词，也有名词。作动词用时，其意义大致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命令”相同，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对话。作名词用时，直接与西周时形成的原始的宗教神学的“天”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天子有天下，是由于“天”的命令、“天”的赋予，所以说：“王受天有大令。”这一点，在后来的封建皇权统治中，一直延续着。儒家哲学讲“命”，讲“天命”，当然与此原初的宗教神学意义有很大关系，但自孔子始，这一意义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并逐渐衍生出在后来的儒家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两个内涵。其一是从命定论的意义上说的，如“宿命”、“命运”、“命数”等等含义；其二是从自然目的论的意义上说的，如“天命”、“性命”等含义。后者的含义的确立，有一个发展过程。但此含义确立后，前者的含义并没有消失，甚至有时候混合在一起使用。明确区分这两个含义的差别，已经是朱熹时的事儿了。在现代汉语所使用的词汇中，尚有另一种意义，即“生命”、“性命”，指人的肉体生命存在。此意义与我们上述两种含义的第一种更为接近，但不完全相同，它与第二种含义也有关系，故此人们又把自己所宝贵的、最本己的东西视为生命。对“命”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儒家学者们对宇宙人生的态度与觉解。  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一、命运 现在的世俗迷信者喜欢谈论命运，有苦难的遭际，即埋怨命苦。又有算命先生，据说可预知人的吉凶祸福等等命运。这是世俗迷信的命定论。儒家自孔子始也讲命定，“命”一范畴就其“命运”、“命数”之含义来讲，与世俗所言命运、宿命的含义无不同，但对此的态度则完全不同。在此意义上，“命”可以理解为一种异己的客观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主观愿望所不能决定的。中国人有一传统的看法，即把此一异己的力量归之于“天”。此“天”当然与西周时期已经逐渐形成的宗教神学意义上的天，有很大关系，但并不完全相同。孟子说：“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孟子·万章上》）这里，“天”当然不能理解为人格神意义上的天，而恰恰是一无意识、意志的天，但他有一种力量，此力量是人所不能抗拒的。是为“天”、为“命”。在此意义上，所谓“天”、“命”当然是为人的自由划界限。孔子的学生子夏也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这是说，人的生命存在与世俗人在现实人生中所追求的幸福（如富贵），是在人的自由之外的。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这里，“道”是指国家兴亡、治乱之道，可见，国家之兴亡、治乱，也是在人的自由之外的。既然这些都在人的自由之外，那么，对待这些，又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这里，儒家学者们表现了一种与世俗、与西方哲学迥异的达观。 我们说与世俗、与西方哲学迥异，主要是说它的非功利主义的人生观。求功利、重成效，这是世俗与西方大多数哲学所强调的。但儒家哲学更重视的是人们行为的过程、意义、价值与目的，这就是“道”在一般的行路的意义上的无限展开与延伸。所以孟子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孟子·尽心上》）孔子在当时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一生在不懈地求其所行之礼乐之治道，当时有人就这样评价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也。”（《论语·宪问》）是儒家的基本生活态度。孔子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谓“知命”，并非要预知人的命运，而是说，只有知道了“命”是怎样一回事，即认识到人的自由或幸福的界限，才能不计较现实生活中的成败、得失。“知命”是为了“安命”，最终形成一种“乐天知命”的达观。所以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荀子这样解释这句话：“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荀子·荣辱篇》）其实，这已经是在深一层说了，“知命”，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是认识人的自由的界限；“自知”，则是儒者所要强调的认识自身最本己的存在与价值。后者才是人真正的自由，此自由，儒家也谓之“天命”，落实到人自身说，谓之“性”，合称，可以谓之“性命”。 前面，我们讲到了儒家在“命运”这个含义上所说的“命”，有的学者把它归结为一种客观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但并非因果律意义上的机械的客观必然性。如果是这样一种客观必然性，诚如他们所说的，人们认识到这种客观必然性，就可以不受命运的宰制，而达成所谓“自由”。这样一种说法显然是科学主义的说法，失于偏颇。儒家在“命运”的意义上谈论命，说的是人的被抛入的一种存在的状态，譬如说人之初生，乃至人之死。从科学的生物学上，我们可以解释或认识人的生死是怎样一回事，但具体人的类存在或生存，乃至具体人的个体存在或生存，并非通过生物学可以解释或认识清楚的。有一个故事，也许能够说明这一问题。邵雍精通于易“数”，程颐如此责问邵雍：“知易数为知天，知易理为知天？”邵雍答：“须还知易理为知天。”二人因此又谈到今年雷起于何处的问题，程颐说：“尧夫怎知，某便知。”邵雍问究竟起于何处。程颐答曰：“起处起。”邵雍鄂然。（见《二程外书》卷十二）“起处起”，这就是从存在论看问题与从认识论看问题的本质不同。从存在的意义上讲，可以言说的并不多，如理学家张载说的：“存，吾顺世；没，吾宁也。”这里，谈不到认识与不认识，也谈不到自由与不自由，最多的只能为人的自由划定界限。如庄子说的：“不务性之所无以为，不务生之所无奈何。”那么，人所可为、可奈何的，即人之自由又落实在何处说呢？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性命”。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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