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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博士论坛:君主论之中西比较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国学网 夏福英 参加讨论

    ——以真德秀《大学衍义》与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为例
        夏福英,女,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12级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帝王之学”视域下之〈大学衍义〉研究》
        博士导师:湖南大学教授 姜广辉
        通讯评委:武汉大学教授 吴根友 厦门大学教授 谢晓东
        真德秀(1178—1235),南宋思想家和政治家,所著《大学衍义》被称为中国“帝王之学”的代表作,书中的理想帝王,实指中国封建社会的理想统治者。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思想家、政治家和外交家,所著《君主论》一书,被视为西方君主论的代表性著作,其所研究的对象是西方中世纪后期的欧洲,特别是意大利的君主类型。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向有“王道、霸道之争”。真德秀《大学衍义》所阐释的“帝王之学”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儒家的“王道”理想。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教导君主要像狐狸一样狡猾,像狮子一样勇猛,只要有利于君主统治,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这一思想可以视为西方的“霸道”理想。所以,如果我们超越时代和国别,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将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作比较,毋宁说是一种新版的“王道、霸道之争”的讨论。
    不同的人性观与道德观
        马基雅维利写道:“关于人类,一般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马基雅维利著《君主论》第十七章)对于臣民的变心和背叛行为,马基雅维利不是教导君主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把它说成是“人类”的劣根性,因此他提醒君主时刻警惕和防范臣民的变心和背叛。我们将这看作马基雅维利的人性观。而在古代中国,除了荀子的性恶论与马氏的观点较为接近之外,孟子学派、宋明理学所代表的中国主流学术基本持“人性本善”的观点。马基雅维利上面所描述的“人类特征”,在古代中国只是属于“小人”那部分人的特征,“君子”们乃至大部分人并非如此。
        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反映了儒者的一般观点,他强调君主首先要“明道术”,而“明道术”的要点在于要懂得和认同“天理人心之善”。他提出,君主要树立这样一种信念,即人性中存在一种原始的、根本的“善”的力量,人君的首要职责就是要开发、扶持这种善的力量。真德秀认为:“人君之于道,所当知者非一,而性善尤其最焉。盖不知己性之善,则无以知己之可为尧舜;不知人性之善,则无以知人之可为尧舜。”(真德秀《大学衍义》卷五)在他看来,只有承认人性本善,人君才能尊任“德教”。反之,如果荀子那种“人性本恶”的思想流行于社会,便会有“严法峻刑毒天下”,人君不可不慎。
        古代儒家将君主和人民的关系看作舟和水的关系。如《荀子·哀公篇》引述孔子的话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老百姓犹如江河之水,君主犹如水上之舟,江河之水可以载舟而行,也可以使舟船覆没。这个比喻形象而深刻地阐述了君主与人民的关系。得民心则得天下,民心是执政者合法性的基础。如果君主被人民推翻了,其原因多在于君主身上,而不能怪罪于人民。这是民本主义思想观念下的“君主论”。在真德秀看来,由民心向背可以见“天命”所在,小民单个看虽然力量很小,但整体看却代表了“天命”。而且小民的心是很容易变的。如果他们对君王由失望到绝望,那此君王将入万劫不复之地。所以君王要好自为之,远离淫乐奢靡,多做治国安邦、抚恤人民之事,才能受到人民的拥戴。
        西方文化受基督教的“原罪”论影响甚深,因此其人性论的基本预设是人性本恶,其君主理论因而强调以法治为基础。中国文化受儒家思孟学派和宋明理学影响甚深,因此其人性论的基本预设是人性本善,其君主理论因而强调以德治为基础。这可以说是东、西方君主政治理论最大的不同。
    不同的社会的理想与现实
        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李维史论》中,明确阐明自己的社会理想是以古罗马共和国制度为楷模的共和制。但是当时的意大利政治腐败,内忧外患,一片混乱,若遽然实行共和制,无疑会导致更大的混乱。为此,马基雅维利不得不同实行君主专制的统治者相妥协,他所著的《君主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这也就是说,君主专制并非他的理想社会制度,但他却又为君主专制的统治者出谋划策,告诉他们怎样才能谋求国家统一和独立,以及怎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等等。这一立场很像中国晚清的康有为,他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社会,但他却要为晚清专制帝王出谋划策。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和滑稽,但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宿命。马基雅维利甚至教导君王用一切手段避免自己很快倒台,在他看来,如果君主像走马灯一样的轮换,会造成当时意大利政治的更大混乱,敌国会乘机侵入,这显然是更坏的局面。为了避免意大利沦落到更坏的局面,马基雅维利不惜教君主“学坏”:“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君主论》第十八章)这在长期由儒学主导的中国传统政治生态下,是完全不能被接受和理解的。
        真德秀的理想,是尧舜时期的以德治国,这也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真德秀按照《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逻辑,认为帝王只有做到“正心、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历史上哪个帝王在“正心、修身”方面做得好,就自然会出现太平盛世。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是要走心性修养的路子。中国的儒家并没有像马基雅维利那样,教导君王去做“像狮子一样凶猛,像狐狸一样狡猾”的人。原因也许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王朝政治基本是独立统一的,社会相对稳定,只要帝王不乱来,政治运作就会正常。
    《大学衍义》与《君主论》各自的历史命运
        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提出了做一位好君主的基本“轨范”。在真德秀看来,君主若能遵循这些基本“轨范”,朝廷就不会有大的政治危机。故此书一出,自南宋理宗之后,历代帝王都对《大学衍义》十分重视,清初统治者甚至将此书翻译成满文,供王公大臣学习。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于1532年出版。此后四百年间,人们对之毁誉交加。此书甫一出版,即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甚至称马基雅维利为“邪恶教父”“魔鬼”,称其书为“强盗手册”。而到了17世纪,对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的评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此书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科学方法的开端。如施特劳斯在他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一书中说:“《君主论》是一部科学著述,是因为它传播了一个普遍学说,这个普遍学说以源于经验的理念思维为基础,并且对这个理念思维做出阐述。”马氏甚至被后世加上了“政治科学之父”的桂冠。到了20世纪,《君主论》又成了法西斯独裁者的新宠,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主动为新版《君主论》撰写序言;而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枕边读物据说就是《君主论》。《君主论》也影响了当代欧洲的政治家,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和密特朗都被认为“既是狮子又是狐狸的”的“现代君主”。英国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也被认为是一个天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到了20世纪80年代,因《君主论》所发生的巨大影响,这部薄薄的小册子,被西方列为世界十大名著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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