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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是一个热爱旅游的民族。但是在二十世纪之前，如果不是有特殊使命，德意志人轻易不会来到中国。而所谓的特殊使命，不外乎传教和外交。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耶稣会士、被康熙皇帝封为“通玄教师”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就是为传播福音而“梯航万里”来到中国的。2000年德国作家UliFranz出版了小说体的汤若望传记《在上苍的阴影下》（Uli Franz：《Im Schatten des Himmels》，DTV，2000年）。一时也有不俗的反响。笔者当时正好在汤老先生的故乡——科隆，由此而发思古之幽，寻找他的故居。大感意外地发现，他的出生地就坐落在今日科隆市中心的繁华地段——新集市（Neuer Markt），如今已是一家生意兴隆的咖啡店，昔日风貌荡然无存。询问店员，他们已不知道汤老先生是何方圣贤。 为了外交使命来中国的德意志人，迟至十九世纪的中叶，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虽然德意志人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7）在“一鸦”期间为英国人打探消息、献计献策，并在1842年参与了《南京条约》的签订，但他的行为并不代表政府的意志。别忘了，他是新教的传教士，而新教传教士的人品和学识，是无法跟天主教传教士相提并论的（1888年来华的德意志银行代表恩司诺Exner先生对在华新教传教士有恶评：“而新教，首先是在美国的布道团里，却有不少冒险家，他们把这个职业等同于一门手艺，用来养家糊口。美国的传教士——偶尔也有些英国传教士，是些所谓的改邪归正的小偷、破产的手艺人和各种伪善的冒险家。再加上，他们都是结了婚的——这也与他们的天主教兄弟们不同，‘美国传教士家庭’这个词，很快就成了‘很强的繁殖力’的同义词。”参见A.H.Exner： 《China.Skizzen von Land und Leuten》，pp.82.T.O.Weigel Nachfolger,Leipzig,1889）。更何况，郭实腊的老婆是英国人，“妻管严”也并非是当代中国人的专利。 准确地说，德意志政府与大清政府正式打交道是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比英、法晚来了近二十年。那时还没有德意志帝国，所谓“德意志者，日耳曼列国总部名也，旧名邪马尼，居欧洲中部，同盟三十六国，而中惟布路斯最强。”（赵尔巽等撰：《清史稿·邦交五》，第16册，第4599页，中华书局1976年）也就是说，那时的德意志，实际上处在一个“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中最强者是“布路斯”，即普鲁士；所谓“邪马尼”，应该是德语“Germania”的对译，意思是日耳曼。当代中国人尚且没有多少人能分清楚“德意志”和“日耳曼”的区别，这就难怪，在“鬼子”已经“进村”的关头，上至总理衙门的首脑奕訢，下至在上海的谈判对手、通商事务大臣兼江苏巡抚薛焕，根本不知道“Po-Lo-Su”（普鲁士）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薛焕竟将其误以为是“Pi-Li-Si”（比利时）。 然而，德意志人这一次可是有备而来，他们做好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充分准备。这个由普鲁士派出的东亚外交特使团代表着其境内二十四个诸侯国的利益，于1861年3月抵达上海。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尽快与清政府签订通商条约，一体均沾英法《天津条约》所攫取的利益；而此时的清政府既不知“布路斯”是什么玩意，更不知他们到中国来的意图。“我大清”只好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祭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与夷“羁縻”的法宝，让地方官与“鬼子”玩太极推手——只要把“鬼子”羁绊在上海、不来京师即成。“二鸦”时期处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两广总督叶名琛（1807－1859）对付“鬼子”的招数“六不”——“不战不和不守，不降不死不走”，一直受到当时人和现在一些史学家的嗤笑。其实，应该受到嗤笑是大清政府，而不是这些具体办事的封疆大吏，他们都是羁縻策略的实际执行者而已。人说“弱国无外交”，一个根本不知近代外交为何物的大清“弱国”的第一线官员，除了“六不”招数，还能有什么作为？ 幸好这次来的德意志人并不想以武力威胁。尽管如此，带领这支庞大的外交使团的团长艾林波伯爵（Graf Friedrich zu Eulenburg，1815-1881）却早在启程之前已经悟得破除“羁縻”的秘诀。当发现在上海几个月谈判的结果只是大清钦差今天推翻昨天的承诺，艾林波失去了耐心，直接杀到了天津，并威胁要继续北上。兵不血刃，清政府立即答应了对方的签约要求。 外交特使团完成使命后，于1862年4月返国，前后历时将近两年。回国后，使团向政府提交了四大卷的考察报告，于1873年正式出版（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Nach amtlichen Quellen,Verlag der Koeniglichen Geheimen Ober-Hofbuchdruckerei.Berlin,1873）。不仅如此，使团的很多成员都自发撰写了日记、书信、通讯报道和回忆录，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统称其为游记。其作者，除了外交官之外，还包括随团的商务代表、牧师、船长、画家、自然科学家——他们当中的佼佼者都是带有“冯”（von）字头衔的贵族出身，艾林波的“祖”（zu）字头衔更高贵一些。 这些亲历历史的资料陆陆续续都正式出版，这不仅表征出王朝体制下的德意志列国出版业的发达，更表征出其王朝政治的开放心态。同时期王朝体制下的中国赴外游历官员倒是必须在回国后提供一份出国考察报告，然而，这样的考察首先要顾及到政治正确，所以其中的官话、套话和废话居多。那个时代中国最具远见卓识的非贵族外交官郭嵩焘及其所撰写的《使西纪程》，就因为动了真情，说了真话，结果就丢了乌纱帽，名声扫地，灰头土脸，一直到老死乡里也不再复用。同一种游记的不同命运所折射出的，不正是德意志人精神和文化上的自信舒展大清国人的猜忌张皇吗？从这个意义上讲，德意志人所撰写的中国游记，就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和理解自身历史和现状的一面镜子。 艾林波所率领的首届东亚外交特使团的破冰之旅，引发了德意志诸国人对东亚、对中国的极大兴趣。随后，外交官、学者（包括自然和人文科学家）、新闻记者、作家、医生、商人、甚至家庭妇女，形形色色的人物纷至沓来，一直到1911年大清朝垮台，这些人游历中国，记录中国，留下了不下百余种的独立成书的游记。其余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单篇报道和学术报告也是数量可观，这里还没有将外交部档案、城市商会的经济档案、大公司、大银行的经济档案以及德侨在华社群的德文报刊计算在内。多元的记录者，留下了一个多元的上海。 这里倒是可以列举几位著名的来华游历德意志人及其所书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艾林波和他的《东亚1860-1862：艾林波伯爵书信集》（Ostasien 1860-1862,Im Briefen des Grafen Fritz zu Eulenburg），那个时代的大国际商人、发现特洛伊古遗址的著名业余考古学家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和他的《1865年：穿越中国和日本》（Reisedurch China und Japan im Jahre 1865），欧洲近代地理学的奠基者、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男爵（Freiherr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和他的上下两大本的《中国日记》（Ferdinand von Richthofen's Tagebucher aus China），七八十年代的驻华公使巴兰德（Maxvon Brandt，1835－1915）和他的《三十三年在东亚：一个外交官的回忆》（Dreiunddreissig Jahre in Ost -asien.Erinnerung eines Deutschen Diplomaten），那个时代少有的中国通、放弃德国外交官职位而进入李鸿章幕府做客卿的穆麟德和他的书信集《穆麟德的人生图景》（P.G.Moellendorff，EinLebensbild）、奥匈帝国驻华公使、著名汉学家讷色恩（Arthur von Rosthorn，1862－1945）和 他 的 《自传》（Lebenserinnerungen）、巴兰德的后任海靖的夫人Elisabeth von Heykin和她的《来自四个世界的日记》（Tagebuecher aus vier Weltteilen），还有德国外交部派到中国的中文翻译、清朝驻德公使馆的德文翻译、德国第一位获得大学汉学教授席位的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5）和他的《两个世界的回忆》（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新教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和他的《中国的灵魂》（DieSeele Chinas），等等。这样的人物写出的中国游记，会给我们描绘些什么中国的图景呢？这些中国图景会具备多大的价值呢？ 德意志人是欧洲人里的后知后觉者：早期的文化积累如此——所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倡言解放的一代德国史学家们喜欢自我调侃，说古希腊人在两千多年前创造出克里特文明的时候，日尔曼人只会躺在橡树上面呼呼大睡(参见Joachim Fernau：《献给阿波罗的玫瑰——希腊人的历史》（Rosenfuer Aoll--die Geschichte der Geriechen，pp.6-7页，Herbig，1961年)；近代的海外殖民也是如此——所以比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晚了二十余年来到中国，一直到世纪末，才如愿攫取了胶州作为殖民地。但平心而言，也许是热爱旅游的民族较少偏见，也许德意志人天生就有求真的个人素质，也许是没有前面“一鸦”和“二鸦”用血与火与清朝结下的冤仇，来华的德意志人在观察和记录中国时，富有同情的理解，比较实事求是。哪怕是首届普鲁士外交特使团的考察报告，在评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时，仍然言辞谨慎，有一说一： 一种文化，能够把人数如此众多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并使其达到如此高的受教育的程度，达到如此高的生活水准，这个文化一定是有其坚实基础的。更何况，在这种文化中，武力因素又如此之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文明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和凝聚了家庭和国家。然而，即使是一个不具偏见的人，也不能不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这个文化已经没有了创新力。今天的中国人，作为个体，显得疲惫、安于现状而有失尊严。（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Nach amtlichen Quellen,Dritter Band,pp.385-386.Verlag der Koeniglichen Geheimen Ober -Hofbuchdruckerei.Berlin,1873） 这样的“判词”，今天读来，仍然感到有说服力、有震撼力。面对挟裹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列强，大清政府及其官员的反应确实迟钝和麻木，其中很大部分的迟钝和麻木并非出自无意，而是以迟钝和麻木的态度，努力保住官位和俸禄。不用说京城和内地的官员，单看看在上海的长官在外交饭桌上的表现，就不难判断出那时最开明的官员的见识和水平： 先是一阵寒暄，薛焕不断重申，条约之事在北京进展神速。然后，我们把他引入到隔壁的房间，并按照欧洲方式请他进餐。这个胖胖的阁下吃得多极了，每上来一道菜，他都要问，是哪儿来的，什么东西做的。他还把全部的餐后甜点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他常拿起桌上放置的一只大大的黄铜痰盂，往里面吐痰，同时还不停地抽着黄铜的烟斗。（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Briefe aus Ostasien》，pp.34,Herausgegeben von Hajo Holborn,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Berlin und Leipzig,1926） 这位皇帝派来的通商事务大臣、江苏巡抚薛胖子实际上是上海的最高长官，在正式的外交筵席上，见到好吃的就往自己的口袋里装，把黄铜痰盂罐架在餐桌上，显示的不仅仅是缺乏教养，恐怕正好折射出洋务官员的政治素养和对外见识：政治上一定要正确，不被人抓住把柄，黄铜痰盂罐就是政治正确的象征——我们不必事事按照洋鬼子的礼仪行事；而洋人的好东西呢，尽管往自己的腰包里装，餐后甜点太具有西方物质层面的象征——自鸣钟、玻璃器皿，私下里，哪个官员不是爱不释手？ 相比之下，在华的德意志人在观察中国时，更愿意深入思考。而其中有些人在华住得时间长了，很自然地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关心起中国的前途命运。在国运转换的清末民初，中国人热情地拥抱着西方的一切，“中国通”Secker则忧心忡忡： 这本书《申》所要展示的，是以热衷于改革的年轻中国人为标志的几乎达两年之久的断裂时期。这些改革家们毁灭了古老的中国文化价值，盲目地模仿西方所有的东西。（Fritz Secker：《Schen》，前言，Max Noessler & Co.G..m.b.H.,Schanghai,1932） 这是不是中国近代对激进主义最早的反思？在那样的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容易极端化，要么极端保守，要么极端激进，两极相通，两者的实质，都是对自身缺乏信心，对别人缺乏了解。上海作为那时开放的口岸，华洋杂居，两种文化并陈，这就为别人观察和思考提供了丰富的“田野”。 那时的上海，是大清帝国的大门。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德意志人，多是带着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座最欧洲化的城市。他们感兴趣的人和物，常常是中国人最司空见惯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我们来阅读他们的记载，同样感到新奇和意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半个世纪里上海的变化，都展现在德意志人的游记中，如此多样性的历史文献，不仅可以为丰富和加深我们的城市史研究提供崭新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为我们认识生活在当下的自己提供了有迹可寻的视角和路径。这是一个不同于中国人、也不同于英国人和法国人记录的另一种上海形象。 近年来，随着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趋热，不断有学者呼吁从域外中国学的视角研究中国的学术，以求创新和超越。没有新资料的挖掘，创新和超越就失去了基础。笔者希望，正在整理、翻译的晚清德语文献，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着更多语种、尤其是英语之外的资料被翻译过来，为上海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史料和更坚实的基础。 原载：《文汇报》2008-01-13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447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