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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恐黄金堂买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特此预告贤弟，切莫玉成黄金堂买田起屋。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便恨尔。但令世界略得太平，大局略有挽回，我家断不怕没饭吃。若大局难挽，劫数难逃，则田产愈多指摘愈众，钱财愈多抢劫愈甚，亦何益之有哉？ 《曾国藩致澄弟书 咸丰十年十月初四日》  曾国藩像 1860年，曾国藩在安徽的安庆，身份是“署两江总督”，即代理总督。这一年的形势如何？诚如他在农历十月初四给朝廷的奏章里这样写道：“已有应接不暇之势，皖南立脚未稳。”说明他在军事上很被动，而且对局势很没有信心，就在同一天，他写信给家乡的弟弟，焦虑之情跃然纸上。 老曾听说弟弟们要在他们所住的黄金堂买田建房，所谓起屋，就是建房，对于此事，他很着急，很生气，说：做哥哥的就怕你们在家乡多置田地，多建房屋，那简直是在加重我的罪孽，让我的“寸心”大为不安。以至于说：“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活着的时候不安，死了不安，几乎是拐着弯说要以死相威胁。 除了以死相威胁，还以兄弟感情相威胁。他进一步说：你们要是听哥哥的，停止买田建房，哥哥我就感激你们；要是不听，哥哥我就恨你们。言下之意就是要断交了。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其实已经有点看空清王朝，对晚清的局势没有多少信心，这种看法是建立在英法联军入京，太平军咄咄逼人的基础上的，鉴于这种形式，老曾十万火急地写信回家制止弟弟们购置物业田地，几乎以死相威胁，命令弟弟们“限购”。因为多一处庄园就多一分危险，就多一份指责，多置财产根本没有益处。如果天下太平，就不怕没饭吃。 所以说，曾国藩的清廉，一方面是因为遵守中国古来圣贤的教诲，克制私欲，安贫乐道，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危机感，而且这种危机感是出于他的亲身经历。 多多购置产业，是很多人应对贬值危机，为子孙和自己养老提供物质保障的一个重要手段，曾国藩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呢？ 我想，主要是因为老曾的危机感还不只是停留在物质财富保值层面，还是进一步上升到精神财富保值层面。 依赖产业来保障子孙家人，其实是养成子孙家人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依赖，从而丧失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力，依赖越多，子孙越懒。在经济形势变化不大的农业社会尚且如此，在经济形势日新月异的市场社会，更是如此，固化的物业和产业，很可能成为子孙适应新的经济方式的一个障碍，弱化他们的生存技巧，这才是最大的危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