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圣迹图》册中的孔子形象，明，仇英作，现藏美国圣路易斯美术馆 假如为中国历史名人举办一场“粉丝”见面会，孔子登场，亮出头衔，必定秒杀众人。“流水的皇帝，铁打的孔子”，历朝历代为表“尊孔”，在赋予其称号上煞费苦心，孔子几乎坐稳文化圈第一把交椅。 循循善诱的师 孔子，名丘，字仲尼。仲，是说孔子在家排行老二，“尼”是他最亲民的一个昵称。生存在春秋战国“王道既微，诸侯力政”“礼崩乐坏”时代背景下的孔子，胸怀治国理想，曾自信地表示过：如果有识之士用我治理国家，一年见效，三年事成！然而那个时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百家争鸣”，以老子、墨子、庄子、孔子、孟子等人为代表的思想界，异常活跃，儒家思想也并非一枝独秀。政治上未能有所突破的孔子，23岁开始收徒讲学，在业内打造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门十哲”的良好口碑。因此，谈及孔子，一个最普识性的标签多半是“教育家”。他对“仁”的倡导，对“礼”的推崇，最终践行在其一代儒学宗师的职业生涯上。 进入孔门，学习儒家思想，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这一点，从《礼记·儒行》中孔子向鲁哀公所回答的15条儒者特征可以得见，鲁哀公在此次与孔子会谈后表示：到我死，可不敢再嘲弄儒者了！门风之严，使得孔门弟子，更是对老师有着无以复加的尊敬。 “孔子”和“孔夫子”是当时最常见的对孔丘的敬称。在感受了老师的渊博和智慧后，孔门弟子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沉浸在以孔子为师的自豪中，进而仰视其为“圣”。在孔子之前，“圣”并非一个高不可攀的称号。《尚书·洪范》说“睿作圣”。但在追随孔子的人们看来，老师并非简单的“聪明”而已。这一时期孔子名气的提升，要归功于有一批很给力的弟子。 弟子子贡评价老师“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也。”“圣人”在论语中，被推上了新的高度：不仅头脑聪慧，同时也要具备高尚的德行。《论语·子罕》中“太宰问于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八佾》又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是一种以木为舌的金属响器，用来宣布政令，后来借指教师。这也是孔子在世时便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的出处。作为“天降之师”，孔子名誉一直受到弟子的捍卫和维护。而作为孔子本人，却自谦道：我不是圣人，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圣”号并没有给此阶段的孔子带来过多的荣耀。后来《汉书·古今人表》里，给古人划分为上中下三阶九等，“上上为圣人”，第一位是“太昊帝宓羲氏”，最后一位是“仲尼”，这一标准出来之后，才让孔子的“圣人”称号有了分量。 公元前500年，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政治作为在齐国干预下被迫中断，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14年后，年近70岁的孔子被迎回故乡鲁国尊为国老，却也并未受鲁哀公重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73岁的孔子逝世，鲁哀公在诔辞中尊称孔子为“尼父”，为其离去深感内疚，悲伤到不能自已。而“尼父”也成为孔子死后获得的首个官方敬称。 独领风骚的神 顾颉刚曾说：“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时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在经历了秦“焚书坑儒”的低谷后，儒家思想在汉代迎来了春天。 秦亡的教训让汉初统治者刻骨铭心，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用近百年的时间恢复了元气。到了汉武帝执政时期，儒学的内核也终于对上了统治者追求“大一统”的心思，找到了用武之地。孔子以礼治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亲亲尊尊”的理论给君王统治提供了很好的说辞。随着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对儒学的认可在汉武帝时迎来了巅峰，孔子入世的政治理想也在加工改造之下得以实现。儒家学说在西汉后的思想界独领风骚，孔子也顺理成章地被推上文化界“一哥”地位，堪称完美。 “汉崇儒之主，莫过于武帝。”经过“君权神授”“大一统”改造的儒学为政治上的统一打下伏笔。汉武帝时，兴办太学与郡国学，建立了以儒术取士的选官制度，学习儒家经典是为官的敲门砖；研习六艺五经的弟子们在朝廷的支持下甚至可以免除赋税、徭役和兵役。有这等好事，又能学知识，谁不乐意呢？儒家队伍越来越壮大。孔子作为该“门派”的创始人，地位自然被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在汉代，孔子获得了官方赋予其最早的谥号。《汉书》记载，汉平帝时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位列头等爵位。“褒成”为国号，“宣”为谥号，“公”为爵号。“宣”在《谥法》中被解释为“圣善周闻曰宣”。此后，以“宣”字为孔子的谥号延续到之后的许多朝代。 为奠定孔子地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笔，便是司马迁作《史记》。司马迁本人对孔子具有极高的好感度和关注度。《史记》中有200多处提及孔子，引用孔子言论近100处，还将他一介布衣与王侯将相置于同等地位，作《孔子世家》，孔子一生的丰功伟绩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更是以孔子继承人而自居，对他的推崇，毫不掩饰。孔子“至圣”称号便来自《孔子世家》中“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的评价。 除却官方记载的封谥与褒赞，江湖上还流传着孔子身为“素王”的传说。“素王”本为道家术语，出自《庄子·天道》，称孔子为“素王”，首见于《淮南子·主术训》：“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称赞了孔子虽不居帝位，却具备帝王之徳，肯定了其“圣人”之智与“刑德兼治”的政治主张，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 在汉一朝，将“天降大任”于孔子演绎得有声有色。纬书里，孔子变身“黑帝之子”，身高两米多、手长过膝，胸口天生带有六个大字“制作定世符运”，超凡脱俗，自带气场。有此等命运的天降之才，必将承担天降大任。王充《论衡·定贤》：“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说苑》：“（孔子）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泽不洽，于是退而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由此可见，“素王”之功，在于作“春秋”。至此，官方肯定和民间润色的双管齐下，孔子和他的儒家学说首次得到了肯定和弘扬，孔子本人也成为带上了神秘色彩、功在千秋的“神”。 回归正统的王 汉代以后，追孔的热潮渐渐恢复到常温。自魏晋到隋唐，儒、佛、道三教并流，佛讲修心，道重养生，儒论治世，三者在逐渐发展中渐渐走向调和。北魏孝文帝定孔子谥号“文圣尼父”、北周静帝封“邹国公”、隋文帝追其为“先师尼父”、唐高祖定“先师”、唐太宗先定“先圣”又改为“宣父”、唐高宗尊为“太师”、武则天定“隆道公”。至此，对孔子的敬称一直保留，却让人深感“不愠不火”。 特别是乾封元年（666），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建太和宫以祭；唐玄宗天宝年间近乎痴迷地对老子“三连封”：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让与之“同期”的孔子望尘莫及。这一时期，当政者对孔子或师，或父，或公，或圣的称号，更像是“面子工程”，未曾有所突破。 佛、道、儒在这一时期的共存与成长，营造出了思想界复杂的局面。魏晋兴玄学；唐代佛教盛极，推崇道教；文人士大夫思想自由，王维信禅，白居易“禅净双修”，柳宗元“儒佛同道”。尽管未曾获得“独宠”，但儒家学说在执政者看来，对于政治观念、规范臣民、选择人才上依旧有着“对症下药”般不可替代的作用。隋唐科举考试逐渐向儒学倾斜，明经、进士是常设科目，考生写策论的依据就是儒家经典；唐太宗时编订《五经正义》，修《贞观礼》。因此，尽管唐代后期儒学经历了些许的没落，但孔子的“先圣”地位仍旧不可动摇。直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以孔子“虽代有褒称，而未为崇峻，不副于实”，又追谥其为“文宣王”，成为孔子“王”爵之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四年后，真宗追尊道教之神赵玄朗赵氏皇族先祖，为“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庙号圣祖。孔子谥号因避讳圣祖“玄”名被改为“至圣文宣王”。到朱熹作《四书集注》迎来了宋代理学发展的巅峰，让儒学渐渐恢复生机，也确立了之后数百年儒学的发展面貌。他关于天理人欲的分析、人心道心的讨论、修养的功夫等，得到皇帝的重视。出自朱熹之口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自然也得到了从上至下的认同。 孔子也曾“称帝”。西夏人庆三年（1146），夏仁宗颁布诏令：“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西夏给予孔子以皇帝的名分，与皇帝相同规格的庙、殿、庭院，以儒家思想治国，对孔子的崇拜也达到了极致。 从形式的叠加上来看，孔子的“至尊”称号出现在元代。蒙古挺进中原，儒士的处境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尽管自忽必烈起就有意识地学习“三纲五常”和“孔圣治国之道”，但对于儒士和儒学的认同在元一朝也仅停留在“皮毛”阶段，元朝统治者看重的也无非是其在促进民族认同、笼络人心上的长处。 无论元代在“尊孔兴儒”一事上是否出于真心，在追封孔子上却显得异常“大方”。元大德十一年（1307），刚即位不久的元武宗玺书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后人称赞道：“自有孔子以来，帝王之尊之者多矣，而未有如元武宗者。”“大成”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至此，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叠加，让孔子获得了一个“顶级”称号。 走下神坛的人 在明代，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不断加强，儒家本身经历着“由台前走向幕后”的过程。明太祖朱元璋“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并且设立各类学校进行儒学教育，科举取士全部依据理学经典，明代儒学进一步理学化。但明成祖朱棣灭方孝孺十族后，一批儒者不再对治国平天下孜孜以求，而是退隐修身，追求“内圣”。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一批心学家，在发扬儒家思想上功不可没。当政者的态度又进一步扭转了儒学在明朝的处境。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朱厚熜授意大学士张璁改孔子“王”谥。以孔子称王名不正言不顺，去王号和大成文宣之称，坚定地认为称孔子为“王”是“僭越”了。至此，孔子由“王”转为“师”，称“至圣先师”。 清军入关后，儒学成为清政府获得百姓认同的有力手段。清帝请儒者讲学，而且钦定、御纂经学。孔子在清代顺治二年(1645)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亲自为孔庙写下“万世师表”的匾额、雍正帝颁诏“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为王爵”。至清末，皇权专制制度接近土崩瓦解，单纯的儒家思想已经无法挽救濒危的政局，一批寻求改革的思想力量逐渐强大。思想革新和实用主义逐渐兴起，一批新理论、新思潮让儒学地位岌岌可危。1905年，清政府下诏停止科举考试，儒学失去了制度上的养分，曾经被神化的孔子虽有圣者称号,但他所承载的意义已经不复昨日。 作为儒学的开创者，历朝历代崇拜的“偶像”，或为粉饰太平，或为齐一天下，孔子和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都为封建统治提供了捷径。作为老师、圣人、王者的孔子，其实都是“被需要”的。“包装”孔子就这样成为中国古代历朝的“公关”大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