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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历年间的利马窦(Matteo Ricci)为始，以天主教为主的西方传教士开始有计划地被派遣到中国。利玛窦於1579年到达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将《论语》翻译成了拉丁文，於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其後有英文的《论语》在西方流传。传教士除了传教外，还对中国政治经济和人文思想进行考察和学习。他们发现，当时流行的伪儒文化，背情悖理，充满迷信思想和知性谬误，难与基督教的“契约宗教”人本主义精神相容。在他们的努力下，把发现的真儒第一手资料传播到了欧洲知识界。虽然当时的传教活动因为康熙大帝和罗马教皇之间的对抗而未果，但他们收集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在西方出版，立即成为西方启蒙学者们狂热追逐的对象，当时欧洲许多有识之士深受启发鼓舞。通过这个渠道，儒家思想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进而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对现代化有个经典解释：现代化即“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西方基督教以神性宗教教义内涵催化人类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终要导致理性觉醒，反过来要求摆脱神性信仰的桎梏。理性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方向。 十七、十八世纪之交，欧洲民主启蒙运动勃兴。启蒙思想家们崇拜理性，反对教会。中国文化、政治制度和道德伦理，特别是儒家学说、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个非神性宗教权威的理性世界，使得一些启蒙运动先驱者欣喜若狂。他们从儒家思想中的尊重理性、道德，排斥迷信、暴力因素，得到启发、借鉴、支持和鼓舞。法兰西启蒙运动杰出先导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说：“欧洲的王族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他美孔丘“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他说“道德是来自神的，到处是一律的；神学是来自人的，所以到处不同而且可笑。”他认为孔丘和中国哲学家都是有神论者，但真正相信道德，摒弃宗教迷信；而欧洲教会恰恰相反，相信迷信而不讲道德。因此，“我们不能象中国人一样，这真是不幸。”以为“人类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他相信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他认孔丘为天下唯一的师表，在自己的礼拜堂悬挂孔子象，写诗赞美，朝夕礼拜；公然主张欧洲各国应当将中国作为典范进行效仿。 著名启蒙学者，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Leibnitz, Gottfried Wilhelm von. 1646-1716），和伏尔泰一样，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思想中的理性救世精神深表景仰。德国的长期分裂状态给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困惑，他们以为孔子乱世造道德礼仪，给政治和学术指引了方向，可为天下治世之表率。莱布尼兹推崇中国以道德秩序治国的思想，认为这是治国的根本，也是西方落後于中国的原因。顺着这样的思路，他的学生沃尔夫（C. Wolff）用德语在大学讲授儒家思想，其影响大於用拉丁文语着书的乃师，他积极宣扬儒家的理性主义哲学，认为只有理性才是真正的道德本源，并上升到自然法的高度加以颂扬，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中国式哲学，他本人也被称为“孔子的殉道者”。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哲学出现之前，伏尔泰和莱布尼兹的学说乎一直统治着德国各大学。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形成的百科全书派把启蒙运动推向了高潮。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D. Diderot，1713－1784）也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十分倾倒。他认为孔子学说简洁可爱，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国平天下，与教会的迷信观念完全不同。 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Paul Henri Holbach, 1723－1789）主张以儒家理性道德观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观念，并且像中国那样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他说：“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中国），道德成为一切理性的人们的唯一宗教。”他以为：“在中国，律法充满圣智，甚至征服中国的野蛮的满州人，亦为之屈服。这就是说，理性对於君权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力，使中国的征服者反而被征服了。”强调“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社会的体系》）。 法国的重农学派领袖魁奈认为，只有农民是唯一的生产阶级，只有农业才是一切国家财富的源泉。他相信自己的主张符合自然法，即按自然规律行事，实际上就是孔子提倡的天理。他说：“中国文化均依据天理天则，天理天则即不外乎自然法。”魁奈的弟子米拉波曾说：“孔子立教的目的，在於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贪欲所蒙蔽，所以他提倡敬天，畏天，战胜贪欲，勿以情欲支配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道德信仰优美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於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 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克里尔（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在评述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启蒙运动和孔子思想的很大关系时写道：“一是启蒙运动思想的一些很重要的方面，与其说和当时教会的立场相类似，不如说和孔子思想的立场更相类似；二是这一事实已为启蒙运动的领导人所承认和广泛宣扬。”他还引用了英国作家尤斯塔斯．巴尔（Eustace Budgell，1686－1737）的话：“甚至法国……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政治学方面超过所有其他国家，而对於伟大的孔子所收集、整理和评论过的那些政治原理，怎麽予以赞扬也是不过份的。” 其时中国文化不仅在学术思潮上“东学西渐”，而且在世俗领域扩大着影响。十八世纪的欧洲，茶叶，丝绸，古玩，园林等等和中国文化有关事物风靡流行起来，出现了一种从学术思想到生活时尚“泛中国化”的趋势。 这种崇拜是当时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欧洲经历了中世纪罗马教廷长时间的黑暗思想控制，终於迎来了宗教改革和新教崛起催生的调谐型“心态文化”大气候，灵性创造能力空前大解放，科学主义和人文思想蓬勃兴起，基于怀疑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大行其道。启蒙学者们一方面肯定基督教教义中理性的人本主义的道德观念，同时急切地希望从外来文化中汲取可以充实自身的营养。当时欧洲小国林立，法律没有普遍用的效力，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正处於即将到来的革命性起飞的前夕；对照中国社会的富庶景象，统一的政治局面，严谨的律法制度，以及悠久独特的文化，给他们思想上造成了冲击。中国世俗权力独尊儒术，标榜德政和礼治，使得反对欧洲教会和世俗二元律法制度冲突的伏尔泰等不胜向往。再者，儒家学说中的仁爱和德政，和启蒙学者所倡导的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相通相融，就更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甚至导致作为法国宪法的人权宣言中出现了儒家的道德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人。” “其实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深刻内涵及其系统性的了解相当有限，不会从基督教教义和儒家学说内容和路线上的异同去理解各自的历史作用，也没有意识到“欧洲教会和世俗二元律法制度冲突”造成的制衡格局对於西欧社会发展进步的非凡意义，更难弄得清楚中国的真假儒学双包案和伪儒当道的中国社会生活道貌岸然表象下的道德虚伪化实质。 在这轮东西文化碰撞中，西方知识分子终於对这股近乎“全盘中化”的思潮提出了质疑和抵抗。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政治理论的倡导者、《法意》作者孟德斯鸠（Charles L. Montesquieu， 1689－1755），和《社会契约论》作者卢梭（Jean-Jacques Roussaeau, 1712－1778），指出真实的中国根本不如尊孔人士想像和描述的那麽美妙，他们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无制衡的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揭露，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到道德礼仪进行了无情剖析，其中许多论断成了今天的经典常识。他们以为中国政治的专制腐败、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无力抵御外族侵略以及人民任凭生杀予夺的无权状态，实际上与儒家有关。殊不知伪儒非儒也。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反对一切“中国癖”的主张，将中国形容为“幼儿期”的历史形态。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眼中的孔丘只是一个实际的世俗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特别的东西。” 我们难怪绝顶聪明的黑格尔无法凭着当时非常有限的转译资料弄通那些简单语句内涵的全部意义和逻辑体系；当然，他的慧眼也不足以识透那非常中国特色的真伪儒家双包案的奥妙。 无论如何，黑格尔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国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中国在“崇公抑私”的礼教拘束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被完全抹杀、漠视。”在那儿“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的撒谎着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中国人装着不承认人首先为自己而活着，不就是人世间最大的谎言吗？口口声声爱人、为公，不就成了矫揉造作、自欺欺人的鬼话了吗？在黑格尔那里，中国文化甚至被贬低为世界文化中的最低级文化。 和法国或德国相比，无论是“泛中国化“，还是後来的全盘否定，都没有在英国知识界形成风气。这和英国的时代特征有关。英国是海洋国家，且在政治上统一，经济上实行重商主义，因此难以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发生借鉴的兴趣，几乎唯一的例外是亚当. 斯密，他在《原富》中对中国的农业经济制度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其目的与法国重农主义者相反，斯密的兴趣在通过中国经济制指出重农主义的根本性弊端而予以否定。 综观那一段历史，当时西方知识界在对中国的了解上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泛中国化“的思想基本上建立在仰慕真儒理性治世之道，以及对中国真实政治文化制度认识贫乏甚至错误之上。从孟德斯鸠到黑格尔，可以看出欧洲知识界对”泛中国化“的警惕和欧洲文化传统的自觉，他们终於认识到”尊儒“（实为伪儒）的中国社会绝非人类世界的表率，但仍然弄不清真假孔子双包案这回事。如果说孟德斯鸠还仅仅将中国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作为批判对象的话，到了赫尔德和黑格尔，已经一步步地走上了全盘否定中国政治文化的道路。到韦伯的时代，即中国的落後性已经彻底暴露在西方列强之前时，“泛中国化”的乌托邦残迹就逐渐被韦伯的社会学批判一起掩埋了。 西方知识分子对“泛中国化“的否定，固然由于对中国的加深了解，更重要的是，西部基督教地区资产阶级在战胜了封建势力和教会黑暗势力後，一种调谐化的心态文化和社会环境逐步形成，社会加速发展进步的强大势头正在显现，思想界取得了空前的自信，他们的心灵已经不再脆弱，需要的主要是自身的滋养和壮大。到了十九世纪，欧洲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变革已经完成，并开始发动对中国和东方的侵略。自此中国从泱泱天朝大国沦为俎上鱼肉，孔子的形象也一落千丈，长期以来，真伪难分的儒家理论不再受到高度重视，仅仅成为少数学者的研究对象了。 “礼失而求诸野。”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具有两心调谐特征的“心态文化”内涵，不妨视为相当於真版儒家学说的神性修正版。翻过来说，孔子学说则相当於基督教救世教义的理性先驱版。”第二次浪潮“（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来临之际，西方启蒙学者们发现这个秘密，一度成为西方人本、民本、入世和理性道德观念觉醒的先导；但因伪儒断送了中国国运，虚伪的文明表象掩盖不住丑陋衰败的真相，也自毁了儒学声誉，特别是後来中国人自己大反特反孔子，真假是非搅成一锅黏粥，使得孔子学说的国际影响和国内影响一般，长期难得客观、全面、科学的评价和总结。 今日“第三次浪潮”（工业社会向讯息社会转化）挟狰狞“信仰危机”席卷大地，举世呼唤理性“全球伦理”之际，尽管“假作真时真亦假”，儒学观念浑沌大体依然，总是瑕不掩瑜。中外识者纷纷想起孔子学说，重新寄望孔子学说，这是顺理成章，没有什麽奇怪的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