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思想家（现居美国）
    予  沉，《原道》编辑，儒学联合论坛总版主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陈  明，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原道》主编。（“诚明”即陈明网名。）
    文拾遗，四川大学硕士生
    赵宗来，济南大学副教授，华夏复兴网站宗版主（“云尘子”即赵宗来网名）
    文章二十三：李泽厚先生关于施琅问题的访谈
    文章二十四：儒者还是疯子？（徐友渔）
    文章二十五：就徐友渔批评答《新快报》记者问（陈明）
    文章二十六：诠释施琅，何以可能？（文拾遗）
    文章二十七：华夏复兴网就《施琅》剧所引发的问题答记者问（赵宗来）
    文章二十三：李泽厚先生关于施琅问题的访谈（李泽厚 予沉）
    李泽厚先生关于施琅问题的访谈
    李泽厚  予沉
    李泽厚，思想家（现居美国）
    予  沉，《原道》编辑，儒学联合论坛总版主
    予沉按：近来因《施琅大将军》一剧引发争论，在网络上达到白热化程度。在与李泽厚先生的越洋通话中，李先生就施琅相关问题发表了看法。
    沉：李先生，最近掀起热潮的施琅问题争论您有所关注吗？
    李：看了个别文章，不过整个讨论情况不是很清楚。你介绍一下？
    沉：我简单说一下吧。《施琅大将军》这个剧的策划跟陈明老师有一定关系。陈明主张把施、郑两家的私怨与大陆、台湾关系区分开，把施的私德与收复台湾的事业区分开，把康熙作为国家的代表与满汉冲突区分开，从而肯定施在当时为着国家统一和版图完整所做的巨大贡献，而这对当前局势有很大启发作用。他不讳言自己是从中国当下现实利益出发看待历史，因为“历史是生长的，民族是建构的，文化是开放的”。他明确认为，施琅不是民族败类、汉奸和卖国贼，而是有功于中华民族和整个中国的民族英雄。
    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施琅变节降寇，助清灭明，是汉民族之败类，即便有功于全国统一，也是第二位的，不能改变其助野蛮以奴役文明的性质。再联系着满清入关以后一路屠城的滔天罪行，则施之罪已不止是变节、失德，更是民族的千古罪人，愧对作为民族精魂的岳武穆、文少保等先烈。
    在这一观点中，又有种族立场和道德立场两种相近的意见。前者强调汉民族的纯正性，对满清入主持坚决批判态度，完全否定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后者从春秋大义、绝对道德价值出发，认为立德高于立功，施虽有功于事，但有负于义，反对从后人视角和实用立场去消解道德价值的绝对性。
    此外还有的观点超越种族、版图、道德之争，或强调民主政治优先，或主张文化理念至上，还有的持和平主义观点，反对任何武力统一的主张。
    大致就是这样。各种标准、原则，各个层面、角度汇集到施琅问题上，论争很激烈，有的甚至成为意气之辩、口舌之争。
    陈明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道德和文化至上的原教旨主义，认为前者授人以柄、危害极大，后者迂腐空谈、无济于事；对于一味强调民主的观点，他认为没有切中历史和当下的情境与需要，至于全然反对武力，如果不是真诚的迂腐，就是别有用心的掩饰。在这次论争中，他表现出的是一种维护国家统一和版图完整的意志和决心。本来这是应该得到一些反对者的认同的，但由于集中在施琅问题上面，把种族、道德、文化等问题都牵扯进来，就出现了非常复杂的争吵局面，陈明甚至被人极端地骂之以“汉奸”，视其为卖国者有之，视其为无德者有之，视其为投靠者有之，视其为黩武者有之。
    李：“汉奸”？是吗，哈哈哈。活该！
    沉：那您的态度呢？
    李：我完全不同意陈明的观点。
    沉：就这些问题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李：我的意见，第一，伦理价值有绝对性；第二，我反对盲目歌颂满清；第三，对施琅我持否定态度。
    沉：请具体说一下吧。
    李：我认为，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这些人是民族英雄，这不应有疑问，吴三桂、洪承畴、施琅不能是民族英雄。这里不能是非不明。
    我认为，伦理价值从历史、社会中生长出来，但具有超历史、超时空甚至超因果的特征。对待传统的伦理道德，我们要继承其抽象的精神，要肯定它具有超越具体条件、情境的绝对性。从人类的历史总体来说，道德精神具有独立的价值，不随时代条件和情境而改移。
    本来，任何伦理要求都是历史的、社会的，都是在具体条件下产生的，比如华夏自古就讲敬老，但有的部落却杀老，按其生存环境和条件来看，杀老是符合现实要求的，在被给定的境遇下是道德的。还原到历史情境之中，道德本是相对的，所以才有道德的相对主义、道德的功利主义，还有黑格尔到马克思的道德的历史主义，包括文化人类学的考察也表明，道德标准与生存环境、现实条件有关，确实是相对和变易的。
    但是，我之所以仍然坚持康德的绝对主义伦理学，是因为，康德把上述的独立性和绝对性鲜明地揭示了出来，康德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特征，那就是理性主宰感性，我称之为理性凝聚的人性力量或心理形式。
    沉：我注意到在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那篇最新长文里，反复谈到乌托邦构想缺乏经验支撑，是一种先验理念的幻相，但是呢，这种构想本身又昭示出一种伦理价值，而这是有其绝对性和永恒性的。
    李：对，是这样。我反复强调一点，道德本身有绝对价值。所以我反对实用主义，我主张的实用理性所以与之不同，正是因为实用理性主张有绝对性的东西，而不同于有用即真理。
    伦理虽然是历史的、时代的和社会的，是一定具体时空条件下的产物，但它是由个人去自觉选择和决定的，所以说是自由意志。它经常以牺牲自己的感性欲求包括生命来履行道德义务，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体，这就是我所强调的道德精神的绝对性。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从这里升华出一种巨大的、崇高的和永恒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延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人性能力的培养并敬重这种人性能力和道德精神。
    沉：施琅本人是一降再降，其德有亏，而且有的论者认为他助使了以夷凌夏的逆流，自绝于华夏文化之正道。不过，这恐怕并非只是一个德的问题吧，陈明就说要把个人私德、家族私怨与国家公业、民族大局区分开来看。而施之助清平台，在根本上是关乎国家统一和版图完整的，他于此毕竟有功，从今天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是居功至伟。再说清之代明，有类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在清朝已成为正统的时候，施的作为似乎应该看作是顺应历史的需要。这样来说，称施为民族英雄似乎又是可以的。
    李：那怎么可以呢？施是民族英雄，那郑成功是什么呢？
    沉：有一种折衷的观点就认为，郑和施都是民族英雄，郑赶走外族侵略者，当然是民族英雄，施促成实现国家统一，同样是民族英雄。我想这里是有一个情境变换的问题，到清朝已然成为中华正统的时候，施的作为就不应该说成是什么汉奸和民族叛徒了，而似乎带有弃暗投明、大义灭亲的意味吧。
    李：郑也是民族英雄，施也是民族英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种情境交换说是说不通的。要肯定郑以及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他们，就不能不否定施，不能有标准变异。
    沉：那您就只是从绝对伦理的方面来否定施？
    李：不止是这一点了，虽然这一点已足够。同样重要的还有，对于一个人的判断和评价，要放到整个历史大势中来看，他对这个大势是起促进还是背离作用。那些肯定施的人，不就是说施有功于中国统一吗，这所谓统一其实就是满清的全面占领和统治。
    对此应该怎样评价呢？我认为，满清对中国的统治，使中国历史发生了倒退，我对满清入关的评价是负面的。六十年代刘大年写过一篇《论康熙》的文章，深得圣意，他极力歌颂康熙的功绩，我当时就极反感。满清使中国历史大倒退，在农业上励行小农政策，外交上闭关锁国，文化上大搞文字狱和思想钳制。但这一切都搞得很高明。例如修《四库全书》，既笼络、收买了大批知识分子，又销毁、篡改了大量书籍，当时不许思想，所以考据风行。明代中叶以来礼教崩坏得很厉害，商品经济、思想文化本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清朝的入主使这一切被中断，退回到小农社会的闭关状态。“三言、两拍”中所反映的浓厚的市民风尚、气息都消失不见了，盛行的是伪古典主义。而如果当时是李自成成功了，情况就会不一样。
    沉：您认为李自成会比清朝统治者更好？
    李：当然要好得多。少数民族入关带来的总是落后和倒退，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都如此。世界历史已多次证实了这点，不仅中国。
    沉：但您不能否认，清朝对于此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在开疆拓土上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无法设想，靠着明朝那腐败的政权和羸弱的兵卒，可以拥有从新疆、西藏到内蒙的广大疆域，包括东北都可能不属于中国。
    李：我认为满清的“功绩”可能就是扩大了中国的版图，但因此对清朝、清帝全面颂扬我不赞成。
    沉：回到施琅问题上来，如果当时不平台，或平台未果，那么就有永远失去台湾的危险，且不从现代意义上的制海权上来讲台湾对大陆有多么重要，单就当时情况来说，台湾独立会不会引发中国各大疆区分裂出去，都不好说。
    李：不见得当年不统一就永远不会统一，也可能以后有更好的统一办法。以国家版图之完整来为施辩护，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成思吉汗的版图够大了吧，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所以毛泽东说“只识弯弓射大雕”。
    沉：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异族入主中国，到什么程度上才可以被承认是正统，统治者可以被承认是国家的代表。网上有人对惟版图论作了引伸，认为异族占有大半领土时，就可以视为正统，为其服务就是维护统一，反之就是分裂国家。
    李：笑话！那要这样的话，我们置历朝历代那些身陷绝境而抗敌不屈的民族英雄于何地？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我们就应适应“版图”，主动投降吗？
    总之，从社会发展大势来说，我否定满清，从伦理标准来说，我否定施。施助清平台、统一中国，我认为根本不是什么顺应历史潮流，不能因今天的某种需要，就如此实用主义地来解释和编造历史。
    当然了，此次事件引发的相关讨论我不清楚，但我就施琅本身牵涉到的问题，如伦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满清的历史意义如何评价等，我这些看法不因此次讨论的具体情况而改变。
    沉：有人因施的评价问题而引伸说，如果当年大东亚共荣圈成功建立，那汪精卫等人也成为大东亚民族的民族英雄了，也为大东亚的统一建立了巨功，而那些抗日将士们就是阻碍统一的历史罪人。您觉得这样的比附有道理吗？
    李：很有道理。施琅是英雄，汪精卫肯定是更大的英雄。如果美国今天打中国，占领了大部分土地，那投降者都是“大英雄”。这是标准的汉奸逻辑。
    沉：但性质是不是有些区别呢。有人就认为中日是国与国的关系，满汉是一国之内兄弟民族的关系，不可这样比附的。
    李：哈哈哈，兄弟民族！当时是兄弟民族吗？什么时候才这样讲的呢？宋、辽、金当时都是国家嘛，满清虽然还没有建国，但也是有自己的国家政权。能用今天的东西这样去套吗？可以这样歪曲历史吗？所以我认为，上述引伸是对的。
    沉：当然就我个人而言，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的精神与意义不容抹杀歪曲。近些年相反的声音也太盛了些，秦桧也要“站”起来了，有的地方已开始纪念洪承畴。
    李：是啊，今天纪念洪承畴，明天就可以纪念吴三桂。对吧。周作人、胡兰成这些人，不也大行其道吗。我是看不起这些人的。很早以前我就讲，我推崇的还是鲁迅，我是尊敬硬骨头的。
    沉：对满清的评价很复杂。不过说实话，我对充斥影视的清宫剧非常反感。
    李：我也反感那些清宫剧、辫子戏，里面充满奴才观念和愚昧意识，雍正那部戏可能是其中最好的，情节倒是编得不错，雍正也确实有政绩，很辛劳，但把雍正残忍刻毒的一面完全略去，便太不符合历史事实了。
    总之无论对清还是对施，我不能同意从今天的利益出发，去张扬道德的相对性，否定历史中显现出来的绝对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光辉。
    沉：那这次论争中有些观点也主张道德价值的优先性，高扬德的纯正性和绝对性，从小的方面批施的个人无德，大的方面批施的失节，助夷凌夏、毁裂正道。这种观点强调春秋大义，奉文化、道德为超乎政治、版图、种族的更高标准。您怎么看？
    李：我讲伦理价值的绝对性，同时又强调历史感，那就是要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这个大趋势之下看问题。很多人忽略这点，所以我的“吃饭哲学”大讲经济和科技，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基础。
    沉：主张民主政治优先的观点认为，没有民主政治，就谈不上什么民族和民族国家。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是真正的人类共法。陈明以前也认为，儒家和自由主义最具亲和性。民主自由宪政这一套东西当然是必须取法的。
    李：这我比较同意，没有民主政治，大谈民族主义是危险的。人类今天生存的真正基础，就是经济生产和科技发展，这才是决定性的。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稳定、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文化多元等等，才谈得上。
    沉：看得出来，您的根本标准有两条：一是社会经济生产、人民生活改善和科技发展，一是伦理价值的绝对性。
    李：对。
    沉：那如果这两个根本点如果发生冲突呢，您就用“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来解释？
    李：历史就是在二律背反中前进的，所以我专门写文章讲历史悲剧。
    沉：您可说是吾道一以贯之。
    李：所以那年和陈明搞《浮生论学》，我说自己是常山之蛇，首尾相应。我说陈明是数学没学好，二加二不等于四而等于五，概念不清楚，逻辑有问题，所以由中体西用一下子变成了即用见体，由保守主义一下子变成了实用主义。不过没关系，我这样讲，他不会沉不住气。他倒很有自由主义的宽容精神，比好些标榜自己为自由派的人强得多。
    沉：您用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来概括中国文化特质，此外还提到血缘亲情和天人合一，这四个方面构成您对中国文化的智慧的归纳。您一直很重视血缘亲情，认为血缘、地缘与文化所融构的共同体，是在历史时空中生长出来的，那么对于种族、民族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李：我反对民族主义，更反对种族主义。现在中国有民族主义盛行的危险，不少学者都有这种倾向，我有点担心。
    沉：是的，在对待民族主义问题上一定要谨慎，但要看到这一方面有挺立民族自主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当前整个国际局势下被强势国家逼出来的成份。国家富强起来，如您说的，吃饱了饭，人们有了底气和自信了，这样民族主义的情绪就有所高涨。而国家的强大招致了更为有力、更为隐蔽的打压和围堵，这也是引发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方面吧。
    李：我以为，挺立所谓民族自主性，不一定需要高唱民族主义，当然我反对一些自由派认为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的主张，但我也不同意一些新左派对民族主义的倾斜。希特勒的出现，多少跟尼采、海德格尔、施米特甚至黑格尔、韦伯等人对德意志民族性的追求有关，我以为，这是德国思想史的教训。中国现在正在发展强大之中，特别要警惕这一点，国家弱小的时候倒没关系。一定要保持我们文化上的平和与宽容，不要重蹈德国、日本的覆辙，被民族主义情绪淹没、吞噬。不好斗好战，这是中国能够长久居于世界文明之林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儒学的一个基本精神。儒家一向反对穷兵黜武，主张王道，反对霸道。
    沉：那么对于陈明在这次事件中特别强调要勇于面对挑战、敢于决战的意志和决心，您怎么看？
    李：他不是老讲什么“气”吗？“气”到底是什么，他始终没讲清楚。说是意志、生命冲动等等，非常空泛，有时指的就是生物本能，所以最终搞了个即用见体，实际上就是在情绪冲动的主宰下，什么好用就用什么，怎么方便怎么用，只讲道德的情境性，也就是相对性，那么他那敢于决战的意志和决心是不是也具有相对性和情境性呢，可随时因需要而放弃呢？这是大可疑问的。
    沉：您认为这部电视剧的播放对于当前对台工作有何作用没有？
    李：有什么作用？只会激发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反感，正中台独分子下怀。台湾是很推崇郑成功的。搞这种影射文艺，颠覆了绝对价值，模糊了道德判断，还容易产生误导，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没有好处的。
    沉：有人分析网上批施为汉奸的三股力量，一股是大汉族主义者，一股是儒家原教旨主义者，还有一股是和平主义者、科学主义者，分别从否定满清政权、捍卫儒家伦理和反对武力及影射文艺这三方面立论。陈明认为第一种是只见保种，第二种是只见保教，但保种、保国、保教是一种复合的关系，不应只是执其一端，而要综合全面并且现实地来考虑，至于最后一种，陈明认为不排除有真诚的当代宋襄公，还想修文德以来之，但更多的是西化的自由主义者的说辞。您怎么看？
    李：我经常搞不清楚陈明到底要讲什么，或者他到底讲了什么。对我来说，保种、保国、保教都既重复又空洞，根本问题还是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和科技进步，这才可能保种、保国、保教，这才是中国复兴的真正基础。
    沉：今天的通话中，似乎您这几方面都有一些。您基本否定满清统治，主张伦理本身的绝对价值，在台海问题上反对武统，反对伤害台湾人民感情。您当然既不是汉族主义者，也不是儒家原教旨主义者，您似乎也不是西化的自由主义者。
    李：我当然都不是。所以我才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和攻击，但我还是坚持我的吃饭哲学和伦理绝对主义，立足于人类学历史本体来观察和考虑问题。
    沉：您心态很好很年轻。
    李：我老了，做不了很多事了，正式文章也写不成了，现在看半小时的书眼睛都疼，总之是绝对不行了。
    沉：您在完成《论语今读》时不是还说最想搞一本老子的注释吗。
    李：是啊，一直有这个愿望，还有《中庸》、《周易》，也做了一些准备，现在只好全部放弃。
    沉：真遗憾。您用“有情宇宙观”讲儒家，用“无情辩证法”讲道家，真希望看到您注的老子。
    李：没关系，我的很多观点以前都讲过，说来说去也就是这些，只是没人认真注意罢了。但这也没有关系。
    沉：《礼记》很重要，您以前没有想过为之作今注？
    李：《礼记》当然太重要了，但篇幅太大，学问太大，我肯定做不了，包括以前也不敢想。
    沉：您推崇荀子，一定会重视《礼记》。
    李：没错。我认为荀子是孔门正宗。八十年代就说过，若没有荀子、《礼记》、董仲舒、王安石、张居正这条线，儒学早就完结了。我一贯反对只讲心性才是儒学。儒学在根本上就是面对现实，要开物成务的。
    沉：蒋庆先生也反对心性儒学，他也是看到了其莫大弊病。
    李：他的《公羊学引论》我很早看过，他宣布这是他的信仰。所以我说不能和他讨论。如果他说地球是方的，因为中国古人说“天圆地方”，那我怎么能够辩论呢。好像今天美国一些人还相信上帝造人，反对达尔文，你没法和他辩论。因为信仰是没法辩论的。
    沉：看来，您总是立足于自己的吃饭哲学，以经济生产、生活改善和科技进步为出发点，在面对现实的实践中去进行转换性地创造。人类，是您思想的起点，也是终点。
    李：可以这么说吧。但要加一句，中国人口占人类的百分之二十，举足轻重，所以中国也是我的起点和终点。
    2006-4-18儒学联合论坛首发
    文章二十四：儒者还是疯子？（徐友渔）
    儒者还是疯子？
    作者：徐友渔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最近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的电视系列片《施琅大将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争论。本来，一部电视剧的成功与否，它的思想性艺术性如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由于此片涉及历史上的满汉正统之争和现实中的台海问题，争论就显得格外激烈。我对上述问题并没有非发表不可的意见，我只感到，在当今提倡儒教最力的陈明先生的态度，倒是值得议论一番。
    在回答新快报记者的提问时，陈明先生一开始就以表功和抢功的急切口气说：“施琅的电视剧是我最先倡议的。”他接着表白：“我策划这个选题，主要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
    我对陈明先生的说法非常不理解，我认为国人对台湾问题一直十分关注，从网上的言论看，还有不少过激的、非理性的情绪，使人有理由感到忧虑。不知道陈明先生还要在国人中间“唤起”什么，难道他认为国人目前的态度和情绪太软弱、温和，不够他希望的强硬、激烈？另外，我认为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是非常大、非常坚决的，决策层还要怎么说、怎么做，才会让陈明先生感到具有他认为应有的意志力和决心？陈明先生显然认为，目前的态度和政策是太没有决断、太绥靖了。
    好一个“唤起”和“振作”，口气的自大、狂妄姑且不论，我要问陈明先生的是，你想在国人中煽起什么情绪，你想让目前的政策转向何方？
    陈明先生的主张使人想起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作者在书中放言台湾问题，不满意于现行方针“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而主张“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也使人想起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作者在书中抱怨说：“中国在过去许多年中，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这使得美国这样只懂得力量的国家忘记了中国的实力。”作者建议中国也要做做“坏孩子”，不要怕影响国际形象。作者担心的只是“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做‘坏孩子’的阳刚之气，这种社会风气之中的颓废之风亟需扭转。”
    上面两本书的作者是一些低层次的青年，言论不负责任，极尽哗众取宠之能事。我们本来期望以当代新儒家面目出现的陈明先生能显示儒家的治世理想和儒者风范，但我们感到的只是虚骄和狂躁。
    从10年前的“说不”到现在陈明先生要“唤起”和“振作”，分明可以看到一种以狂热、偏激为特征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弥漫、贯穿于社会，如果我们在陈明这样以儒家相标榜的学者身上都看不到理智、清明的气象，如果陈明先生在他大张旗鼓地提倡国学的活动中同时鼓噪他那好战的“爱国主义”，那问题真是够严重的。当他在回答新快报记者的提问时说“能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意志和决心，一次打不下，可以再来第二次第三次。这就叫血战到底”，我一下子感到不寒而栗，也感到恐怖和厌恶，我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儒家学者还是战争狂人、疯子。
    原载《南都周刊》
    文章二十五：就徐友渔批评答《新快报》记者问（陈明）
    就徐友渔批评答《新快报》记者问（陈明）
    陈明，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原道》主编，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
    记者：徐友渔在文章中说“陈明先生显然认为，目前的态度和政策是太没有决断、太绥靖了。”您是怎样认为？他追问“你想在国人中煽起什么情绪，你想让目前的政策转向何方？”，对此，您有何回应？
    陈明： 徐文的“显然认为，目前……”显然错了。第一，时间不是“目前”，而是三年多前――那时还没有制订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许多的惠台政策也没有出台；其次，我讲的也不是“太没有决断、太绥靖”，而是“软的不够软，硬的也不够硬”。这种解读包含如下预设：我陈明对于台湾有一种现在应该武力解决的形势判断；从这个形势判断出发，我陈明认为决策层的政策如何如何。
    不承诺放弃武力是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因为事实上存在一股极端的台独势力，他们的活动能量是不可低估的。我觉得这不会也不应是一句空话；我曾经收集资料，想出版一本书，名字就叫《不承诺放弃武力》。说实话，我对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景比较悲观。既然要在台独重大事变出现时动用非和平手段，那么这非和平手段的有效性就变得至关重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未雨绸缪早作准备的前提则是坚定意志。至于“软的更软”的问题，我写过“民主：一张牌还是一副药”，有兴趣可以搜出来看看。
    在这样一个脉络里，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么？徐先生是凭什么得出我“想让目前的政策转向”的结论进而指责我“煽动情绪”的呢？如果无据可凭，他又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很想知道。
    记者：在文章中，徐友渔把您的主张与1996年的《中国可以说不》相提并论，您自己怎么看？
    陈明： 《中国可以说不》的情绪性很强――也许还存在某种商业的背景；其次，它既针对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及行为，也指向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诸方面的规则秩序。从理论上讲，它有许多左派的东西。我这里则非常简单，台湾这块土地不能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不管以什么形式，也不管以什么理由。这应该是基于直觉，跟普通法里面的公共意识接近，所以说如果有什么理论，也是更接近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
    徐将二者同一，不管是因为误解还是刻意矮化，都是想否定我的“思路”。他这样做，想必他自己在在这方面应该有比较成型的想法了吧？我很想听他系统地表述出来。现在这样仅仅以评论家身份站在暗处，不仅有失公平，也无助于讨论的深入。
    总的来说，对这件事情方方面面的诠释都有些过度。我想说，我做的一切都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创办《原道》如此，倡拍施琅也是如此。一直觉得徐是个厚道人，他说我“表功、抢功”且“急切”，呵呵，应该是不了解情况吧。
    记者：徐友渔在文章最后认为你在鼓噪好战的爱国主义，是战争狂人，疯子。您能否接受他的这一评价？
    陈明：前面的东西应该已经能够说明我的立场态度了吧？
    我赞成“止戈为武”的说法，相信只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才能真正避免战争的来临。台湾问题尤其如此――因为它本质上是美国问题！人老实被人欺，马老实被人骑；落后就要挨打；这些生活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底色实际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迷人。霍布斯、马基雅维利以及摩根索、斯特劳斯是奠定欧美世界政治学基础的西方人，他们揭示的世界图景徐氏应该比我更清楚。但他眼中的玫瑰色似乎总像情人节里的少男少女一样芬芳艳丽，真是难得！
    （新快报记者 苏少鑫）
    文章二十六：诠释施琅，何以可能？（文拾遗）
    诠释施琅，何以可能？
    作者：文拾遗（四川大学硕士生）
    在精神科学中，每一种抽象原理，归根结底都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获得自己的论证，而这种联系是在体验和理解中获得的。
    ——狄尔泰
    电视剧《施琅大将军》所引发的一系列论争，同时也透射出中国现当代史学，乃至目前中国思想界的诸多理论困境。例如，评价施琅究竟是汉奸，还是英雄？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一个能通过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方法来获得实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所追问的对象——“施琅”在“过去”。而“过去”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法感知的对象，它超出了人类经验的范围，对它的任何研究和描述都无法达到经验科学所要求的知识标准，以至于我们根本就无法证明任何一种目前关于“施琅”的解释和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施琅问题”之争还有意义的吗？或者换个问法，历史学还有可能向我们提供严格的历史知识吗？
    一、观念的历史能否反映客观的历史？
    按照《大英百科全书》（1980年版）的解释：“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这里显然包含着两种意义完全不同的“历史”，前者指具有客观性的本真的历史，后者是主观形态的历史，或者称之为“历史学”。在18世纪以前，人们很少把这两种不同意义的“历史”严格区分开来，大家都相信“不虚美，不隐恶”所记载下来的历史就是“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如果发现关于某件事的记载不符合“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人们从来不会觉得这是历史学本身的问题，而总爱把责任归咎于个别历史学家的史德不好。不幸的是，类似这种18世纪以前的史学思维方式，在这次“施琅之争”中仍然能看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史学的一大悲哀。因为，尽管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知道如何把历史的客观转化为历史的观念，但他们的后代却至今都还没弄明白：观念的历史就一定能反映客观的历史吗？
    从“不可知论”的角度来分析，人们的知识形态仅仅是观念的，而观念不可能超越经验的范围，也就是说，经验之外，人们一无所知。而历史的研究对象是“过去”，这个“过去”恰恰是超出经验范围的东西，因此，那种既是观念的，同时又是客观的“历史”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无论你说“施琅是汉奸”，还是说“施琅是英雄”，你的这条历史命题成立的根据在哪儿呢？
    康德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发现：科学知识的形成条件是认识主体以先验的认识形式对经验中的感性杂多进行加工整理的结果。也就是说，不是历史研究所获得的历史知识必须符合历史客观，而是历史客观必须符合人类先验的认识形式。如果人类没有这样一种先验的认识形式，那么，古人和今人，今人和后人，甚至同时代的人之间的相互理解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所谓“施琅是汉奸，还是英雄”的问题势必转化为“施琅被理解为汉奸或英雄是如何可能的”。换句话说，最重要的不是“施琅是否是汉奸或英雄”，而是我们如何去理解和认识“施琅是汉奸或英雄”。前者是“历史本体论”问题，而后者则是一个“历史认识论”问题。
    但是，古语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也曾说过：“《红楼梦》……单是命题，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佳人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样一来，“施琅问题”立即就会陷入相对主义和透视主义的泥潭，那么，如何才能保证“施琅问题”在认识论意上的客观性是可能的呢？
    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认同康德关于存在着一种先验的认识形式的观点，但是他不同意康德关于这种先验的认识形式是无条件的、超历史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的先验认识形式是有条件的，是在历史之中形成的，并且世界上的一切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具有历史性，没有超越历史之上的东西，即使是那些具有最大普适性的规律，也受历史条件的束缚。按照狄尔泰的这一理路，人们对“施琅问题”的认识必然被制约在一个共同的历史存在的条件之下。这个“共同的历史存在”不是绝对一致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假如人们对“施琅问题”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争论就是毫无必要的了。反之，假如对“施琅问题”的认识从根本上就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的，那争论也是没有必要的。正是因为我们在“共同的历史存在”下认识历史，认识明清之际的王朝更替，认识满清入主中原，认识施琅平台，有共同的立场，也有不同的角度，才提供了论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这里，“共同的历史存在”是基础，超出了这一基础，任何相互间的理解都是不可能的。比如，人类与细菌无法对某一历史事件达成统一的认识，就是因为缺乏这种作为基础的“共同的历史存在”。
    此外，任何对历史有价值的认识都是在体验中形成的，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认识理解，实际上都是通过我们的想象而进行的一次重构和再体验的过程。这大体上相当于陈寅恪先生说的：“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种“真了解”是历史研究者突破了自己所受的时代的局限，把理解扩展到“共同的历史存在”的层面上而获得的。由于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因而受到特定条件的限制，从而成为一个有限的存在。但是，由“神游冥想”而达成的“真了解”却使我们超越了这些条件制约，在理解中达到了存在的极限。人们可以通过理解而超越时空，驰骋古今，与古人自由交谈，窥见其内心世界的隐秘。所以，只有当我们翻阅了《明季南略》、《甲申传信录》、《永历实录》、《东南纪事》、《虎口余生记》等等明末清初的文献史料，与其中的人物共同置身于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同情的了解才能真正使像施琅这样的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虽然，“共同的历史存在”与“同情的了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目前“施琅问题”之争中相对主义和透视主义的偏失，但是，我们对“施琅问题”的体认与理解并不意味着对它的描述和解释也是客观的，因此要彻底解决“施琅问题”以及当前学术界的理论困境，我们就不得不从“历史认识论”中抽身出来，转向“历史诠释学”，追问：诠释施琅，何以可能？
    二、历史阐释的合理性何以可能？
    为什么当有人一提起“施琅平台”，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过去曾经发生过的确定的历史事件？而当我们一说“施琅是汉奸”或“施琅是英雄”，就马上有人站出来反驳呢？假如我们承认“施琅平台”是一段可信的历史，那么“施琅平台”这样的表达形式成为“信史”的合理性从何而来？如果来自“施琅平台”这个历史事件本身，那还要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来干什么？他们对“施琅平台”的历史描述和阐释岂不是多余的吗？如果这不是多余的，那又是什么使关于“施琅的评价”成为争议的焦点，而不是信史的呢？
    前面已经说过，不是历史研究所获得的历史知识必须符合历史客观，而是历史客观必须符合人类先验的认识形式。这意味着客观世界如果不经过人类先验的认识形式的判断，无非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垃圾，各种事物的活动也毫无因果关系可言，只因为有了人类的认识活动，才使客观世界具有了道德的秩序和美学的意义，而所谓的“客观性”其实是作为一种观念的形态存在于人类先验认识形式之中的，历史事件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作为观念形态的“历史事件”是如何被表述出来，并且为别人所接受的？
    这个问题可以借用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理论来解释。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被用来标识多个先验自我或多个世间自我之间所具有的所有交互形式。任何一种交互的基础都在于一个由我的先验自我出发而形成的共体化，这个共体化的原形式是陌生经验，亦即对一个自身是第一性的自我—陌生者或他人的构造。陌生经验的构造过程经过先验单子的共体化而导向单子宇宙，经过其世界客体化而导向对所有人的世界的构造，在胡塞尔看来，这个世界就是真正客观的世界。
    如果用“交互主体性”来解释“施琅问题”的表述及其传述中的合理性问题，可以理解为：并不存在一个外在于我们的“施琅问题的标准答案”，“施琅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意义世界”，是我们阐释的结果。“施琅问题”存在于历史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读者之间的关系中，成为三者之间的交往、对话和体验，并最终趋向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和谐。因而，历史描述的交往作用是一种心理体验的“传述”，它可以引发主体间的同感和共识。所以，无论谁用“施琅平台”这一表述形式来描述那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都不会感知到那次事件本身，而只能说是“施琅平台”这一表述形式被我们当作历史事件本身而被体验到了。关于“施琅的评价”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施琅是英雄还是汉奸，“他”都是以语言表述的交互主体性的形式存在着，我们对其人其事的真相根本无法感知，只能通过交互主体性赋予其真实性或客观性。而我们日常所认为“客观的历史”，也只不过是历史诠释中的交互主体性罢了。所以，在任何学术论争中，我们都必须确立起交互主体性优先的原则，否则一切狡辩都是误入歧途，“施琅问题”之争当然也不例外。
    总之，按照胡塞尔提出“交互主体性”的本意，是限制自我，并企图沟通自我与他人。这是为了克服18世纪以来先验主体性存在的片面性，解决现代性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机。同样，这里用“交互主体性”来理解“历史客观性”，也超越了主体性，克服了主客二分的片面性，把与客体对立的主体转化为与主体交往的主体即“交互主体”。从而使人成为历史真正的主体，也使历史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人的历史。
    三、结  语
    2004年冬天，在北京召开了“《原道》创刊十周年学术研讨会”。那次会上，陈明曾打出了一个响亮的旗号——“共同的传统”，这一提法为当时中国思想界分歧最大的三股力量（新左派、自由派、保守派）的论争奠定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这里的“共同的传统”就是“共同的历史存在”，如果谁想超越或背离这一大家共同遵守的基础，他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参预这次“施琅问题”之争，以及今后所有涉及中国文化问题论争的资格。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恪守这一“共同的传统”或“共同的历史存在”呢？这就要求我们确立起交互主体性优先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在中国已经被诠释和传述了几千年，它就是孔子说的“仁”。
    儒学联合论坛首发
    文章二十七：华夏复兴网就《施琅》剧所引发的问题答记者问（赵宗来）
    赵宗来（云尘子）
    以下内容是西元2006年4月9日答《新快报》记者苏少鑫先生的内容。苏先生说，因为受版面限制，发表时删除了近一半的内容。今发表全部内容如下：
    首先感谢《新快报》能够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使我们能表达一下我们的观点。我代表华夏复兴论坛管理层人员，对记者所给出的提纲中的问题逐一加以阐述，欢迎大家交流讨论、批评指正。
    1、赵老师，我们的话题首先从华夏复兴论坛对《施》剧的观点声明谈起，那么，作为执笔人，华夏复兴论坛发表这个声明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记者所说的《声明》是华夏复兴论坛的管理层人员讨论，吸纳众网友观点，由本人执笔，再经讨论修订之后而发表的。以下发言也是共同交流讨论后确定。我们发表《声明》的目的，用一句话来可以概括为：讲理、弘道，不驳斥、贬低别人。具体来说，可归纳为以下几条：第一，希望政府、儒学界同仁和社会人士认识到实用主义的危害。第二，阐明反对把失去气节的施琅塑造为英雄而予以歌颂的做法。第三，提倡儒学界的同道能够依据儒学基本原则、民族文化以及做人的根本原则来看问题。第四，希望以此来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多一点理性思考，而不至于过多地愤激。第五，期望陈先生能够反思一下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是否符合儒学、华夏文化的基本原则，是否有利于华夏民族以及人类的长远利益。
    2、如果从一个儒学学者的角度来看待这次争论，您认为造成争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庄子?天下篇》中的说法可以直接用来解释这个问题：“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这场争论的表面原因是《施琅》一剧的播映引起的对施琅如何评价的问题，较深层的原因是对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标准比较混乱的问题，根本原因则在于华夏文化中节义廉耻等观念是否需要坚持的问题。至于对民族、汉服等问题的争论则是由此而必然引发出来的。
    3、正如您所看到的，现在舆论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当初《施》剧的倡议人陈明，作为同道，您是怎么看待陈明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的？您觉得舆论对陈明的质疑是否合情合理？
    我们认为，立志于弘扬华夏文化的朋友，都是同道。在儒学同道中，又分为儒学奉行者（以下简称“儒者”）和儒学研究者（以下简称“学者”）两类：儒者力求以儒学原则指导自己言行，力求品行、学识、志向方面符合儒学原则；学者把儒学作为外在的研究对象，不一定奉行儒学原则。作为华夏文化方面的同道，我们敬佩陈先生当初在弘扬华夏文化方面的艰苦努力。但依诚正原则，我们不得不说，陈先生要对统一中国做点事，其初衷虽好，但出发点好不等于效果必然好，甚至有可能相反；倡议拍摄《施》剧的动机之中，夹杂着商业性的功利目的，反映出实用主义的观念；“即用见体”指导思想和“影射”方法，与他想要达到的效果恐怕是背道而驰的。
    不管陈先生是否把自己看作儒者，大众媒体上却常把他看作儒者。儒学不是由孔子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式的“集大成”，因而是华夏文化的原则，它对儒者与学者都适用，也适用于所有人，因为它是道德修养的体现。按儒学原则，一个人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孔子说“驷不及舌”，又说：“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所以，注重言行的审慎更为重要。从舆论上来说，大家对陈先生的评论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很多是富有启发性的理性探讨，有富于爱国热情和正义感的慷慨陈辞，当然也有愤激之言，但这也是合理反应。对某些过激言论和人格攻击, 我们也反对。
    4、在去年的“郑家栋事件”中，儒学联合论坛也曾发表声明澄清表示郑家栋事件纯属个人行为。而现在我们也已经明显可以看到，舆论的矛头已经逸出个体，直指儒学。华夏复兴论坛在这个时刻发表这份观点声明，是否有与陈明的倡议和立场划清界线的意味？
    我们认为郑家栋先生属于学者，不属于儒者，而且是学者中的个案，不足以代表学者全部。陈先生虽然也是学者，但倡导拍摄《施》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与郑先生的问题又有本质区别：这是陈先生一时的行为，动机是好的，非违法行为，只是指导思想和方法的不妥；陈先生是学者之中的一个，“即用见体”是他个人提出的理论，不能代表学者全部，更不能代表整个儒学界。我们认为，舆论的矛头“逸出个体，直指儒学”是不合适的。
    我们无意于划清界限，只是阐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在观点阐明之后，观点的同异读者自然明了，不需要有意划清界限；即使我们所说的儒者与学者也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交叉关系。我们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只对观点而不对具体人。我们期望儒学界同道能够越来越多，和而不同，躬行践履。学者在理论上梳理、阐发儒学是必要的，学者将儒学原则落实到言行之中，更是必要的。只有两者互相团结，互相促进，才能有效地促成儒学的复兴，促成华夏文化的复兴。
    5、有评论认为，关于《施》剧的争论已经引发了继去年郑家栋事件以来的第二次儒学信任危机，现在发表声明表明立场，是否会造成儒学内部分歧的加剧？这种加剧是否会造成资源的内耗？
    我们不同意郑家栋事件和此次的事件看做是“儒学信任的危机”。两者并非“儒学”的“危机”，而只能说是郑先生名誉的“危机”，只能说是“即用见体”理论的“危机”。从华夏复兴论坛与儒学联合论坛的关系来看，共同的志愿决定了荣辱与共的关系。华夏复兴论坛主张“弘扬儒学，光大礼教，复兴华夏文明”，儒学联合论坛主张“儒家情怀，儒学理念，儒教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打造中国最好的学术思想论坛”，论坛的宗旨是一致的；儒学联合论坛的合作者中，“当代儒学网”的“儒商论坛”设在华夏复兴，“洙泗之声论坛”的创办者是华夏复兴的管理员之一；管理员、版主和网友，大都穿梭于两论坛之间，互通信息，互相支持；我们的《声明》，儒学联合论坛的版主中也有支持者。所以，我们不同意“儒学内部的分歧”这个说法，这只是儒学界的观点不同的体现，只是对儒学是非标准的探讨。这样的讨论交流，能够更有益于儒学的未来。
    儒者与学者的共同对象是儒学，都应尊重儒学的基本原则，否则，必然不利于儒学，不符合学术要求。观点有分歧，儒者理应按儒学原则来对待。发现同道或朋友中有违背儒学原则的情况，不能不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便使儒学不至于偏离其根本原则。发现了问题而不提出来，是对同道或朋友的不忠诚，是对儒学的不忠诚。我们在《声明》中说得很清楚：“本声明非倡儒学派系之争，非倡华夏族群之争。就华夏民族而言，乃是倡导华夏文化之复兴。就人类长久利益而言，乃是倡导人类之文明。愿与所有华夏子民共勉之。” 儒学内部分歧的加剧，绝不是儒学之福，而是儒学之祸；儒学资源的内耗，必然影响华夏文化的复兴，乃至影响华夏的复兴。
    6、在儒学处于弱势的现状下，因为各种事件的争论使原来共识下的差异逐渐显现为差异中的共识，它对于复兴儒学的道路会造成什么样的不良影响？
    儒学经过清朝执政者的歪曲利用，又经过百余年的反传统思潮之后，现在确实处于弱势，但我们相信，数千年传承的华夏文化不会消亡。“共识下的差异”是必然存在的，只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就可以了。至于“差异中的共识”，如果这种“共识”符合儒学的根本原则，那是儒学的好事，没有什么不良影响；如果不符合儒学的根本原则，那么，我们所复兴的“儒学”就不可能是“儒学”了，更不能说对复兴儒学产生不良影响。
    7、在评价施琅以及满清问题上，陈明认为倡导《施》剧正是他即用见体理论的实际运用。您是怎么看待他的这一说法的？有人由此认为他是“伪儒”，您怎么看？
    陈明先生认为此剧“正是他即用见体理论的实际应用”，我们虽然不愿意说，但不能不说这种实际应用的危害很大，因为“即用见体”理论本身就隐藏着危险性，一切唯我所用，必然导致实用主义。讲究实用不是错误，成为“实用主义”便会成为危害；按实用主义来对待儒学以及华夏文化，所失去的是儒学以及华夏文化的根本原则。就《施》剧来说，为了用来说明统一中国的重要性，就把失去气节的施琅塑造成“大英雄”加以歌颂，危害到《大学》中的“修身”之本，否定的是“威武不能屈”的气节；为了影射现实就把满清政权塑造成正面形象，那么，满清入关时的屠杀平民百姓、入关后的文字狱造成的奴化教育就都被淡化甚至忽略了，这样评价满清不符合学术规范，不符合儒学原则，不符合华夏文化的基本原则。
    如果说陈先生是学者，那么，不一定赞同和奉行所研究的对象，因此，研究儒学的学者本人不一定是“儒者”，那么，只存在着研究观点是否可取的问题，不存在是否“伪儒”的问题。对儒者和学者不加区分，要求研究者也必须奉行所研究的对象是不合适的。如果陈先生认为自己是儒者，那么，我们尊重其人格，从其动机来说，并非有意危害儒学，也不是借儒学之名而招摇撞骗，所以，也不该以“伪儒”之名加之。我们只想根据事实，说“即用见体”的理论与歌颂施琅这一观点与儒学基本原则不相符，甚至是背离的。
    8、由一部电视连续剧而引发一场思想交锋，由倡导一部剧本而备受非议甚至引发所谓的对儒学的信任危机，您认为这种现象正常吗？为什么？
    我们在《声明》之中说：“一人之思想，一时之风气，由来渐矣，非一时之所成，故亦难一时而变之。”“《施琅》一剧之出现，本一小事，而此小事已可见华夏文化处境之可叹。”因为“即用见体”是陈先生多年思考的结果，并认为“绝对正确”，所以才“理直气壮”地“实际应用”。实用主义见效会很快，但其副作用、所潜伏的危机非常大。秦朝奉行实用主义，一时间很有实效，但两代而亡，原因虽多，但不能不说与实用主义有关。看看《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能知道修身是立人之本；看看《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就能知道“道”之“体”不是需要我们“建”，而是需要我们去悟去传去遵守；看看《论语》的“学而时习之”就能知道要把天道、地道、人道贯通起来并落实到实践之中是儒学的关键；看看《孟子》的“何必曰利”就能知道有义必然会有利，但有利不一定会符合义。能够理解四书中的开篇所讲的内容，就不会有“即用见体”之说，就不会导致实用主义；如果说能理解“六经”中《周易》的“元亨利贞”和《春秋》中的“元年春王正月”的内容，就更不会如此了。
    追溯远源，可以说，清朝好像尊崇儒学，实则已把儒学的阳刚精神消除，使官员、文人、百姓只能做“顺民”，由此而为华夏民族埋下了巨大隐患。西方列强侵入国门之后，爱国志士把祸患的根源归罪于清朝宣传的假“儒学”，进而怀疑、否定清朝以前的儒学；为了救国图存而引进西方文化，对儒学以及华夏文化带来了极大冲击，文革的浩劫又使儒学雪上加霜。向西方列强割地赔款，多年战乱，文革浩劫，使我国经济遭到惨重破坏，在此情况下，我们有了改革开放，短短20年时间，我们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但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要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本来是要避免信仰危机，避免独重经济建设，但实际操作中，并未完全落实。五四之后使我们失去的是对华夏文化的信仰，改革开放以来减弱的是刚刚建立不久的新信仰，所以，我们现在处在信仰的混乱之中、迷茫之中。在此情况下，由《施》剧为导火索而使各种观点都暴露了出来，也就可以理解了。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执政党，涉及到国家，也涉及到民族，因此，我们政府现在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因此而有了各种探索：“保持先进性教育”，无非是要达到使党员“自正”而后“正人”的目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目的是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尊心。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了政府对华夏传统文化——儒学的重视，但是，我们也想要说明，假如对儒学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那么，千古所传的儒学就有可能成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甚至附庸，这样，从表面开来是对儒学的重视，实际上却是对儒学的危害；表面看来是对儒学的危害，实际上受害更大的是执政党、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声明》以“实用主义不能不防，千古是非不可扰乱”为标题的出发点。华夏复兴论坛是民间儒者交流学习的平台，我们期望着民族的兴旺发达，期望着国泰民安，因此，我们发出我们的声音，期望着能起到提供借鉴的作用。
    个人简历：
    赵宗来（1964——  ），字承易，号云尘子，山东高唐人。198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9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班结业，现任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开设《中国古代文学》、《经学概论》、《周易与中国文化》等课程。业余时间担任华夏复兴论坛管理员，致力于现实和网络上的读经以及复兴儒学事业，近两年来担任《秋雁南回文学社区?国学探讨》等七八个国学论坛的版主。
    华夏复兴网站简介：
    华夏复兴论坛由李光伟（信而好古）先生创建于西元2004年1月3日，截止到2006年4与9日，已有管理员4人，注册会员8166人，已成为国内外儒学奉行者、研究者爱好者的重要交流平台之一。论坛宗旨是：“弘扬儒学，光大礼教，复兴华夏文明”。提倡以学习儒学经典为前提，重视身体力行，团结儒学同道，复兴华夏文化，重视文化信仰。设有兴儒书院（包括童蒙养正、经典讲堂）、华夏文明（儒学论坛、礼乐服制、历史研究、诸子百家、文辞诗赋、金石书画）、其命维新（华夏之声、儒商论坛、文献资料）、网络儒林（网络直通、儒林会堂、华文学会、兴文协会、平和书院、普融雅集、明德学堂、内部议事）版块。从2005年春季开始，每年春季和秋季依照自愿、自费、真诚的原则，会集各地儒学人士，各举行一次民间祭祀孔子活动，该活动悉遵华夏礼制、身著华夏衣冠。与此活动同时成功举行了几次儒学会讲活动。该论坛的很多会员正在为华夏文化的复兴而努力着，或者进行读经教育，或者进行网络宣传，或者主持礼仪活动，或者学习经典。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任重道远，非一人一时可毕其功。竭诚欢迎天下一切信奉儒学之同道、热爱中国文化之朋友前来加盟。让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为实现儒学复兴、华夏文化复兴、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网站地址：www.hxfx.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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