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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权容玉（韩国 南汉城大学中国学系 敎授） 儒学作为中韩两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沿存于两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到了现代社会，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衝击及社会政治的变迁而退居边缘。因此现代儒学地位与社会转型的问题自1980年代至今，讨论了已有20几年，论者各执异见。其实，这也是个随时间推移、社会发展而在不断变化的问题。今天我在這浬简单地介绍韩国儒敎文化最完善地保存的安东地方儒教文化以及韩国儒学的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几个问题。 一． 韩国儒学的发展 儒学在韩国的传播，经历了与中国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大略公元前二世纪，儒家思想随同汉字开始转入韩国以后，儒学在韩国发展的几个阶段如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在韩国都有相应的影响和表现。公元372年，高句丽设立太学，教授儒家经典。百济、新罗、统一新罗都非常重视儒学，倂派遣弟子入中国学会中国儒学经典。到高丽末期，朱子学转入韩国最明显地发展。到了朝鲜，儒学占了似乎国教的地位。 韩国朝鲜王朝是以儒教立国的王朝，朝鲜时代的儒教文化曾经是遍布于全国八道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堪称 "儒教式通过礼仪"的 "冠婚丧祭"不仅在两班阶层，在庶民阶层也得到了普及。其结果是，无论是由巫师掌管的村落范围内的法事，还是由祭祀官边读祭文边主持进行的洞祭都渐渐发生了变化。儒教思想本身虽源自中国，但在把儒教精神转化为一种生活文化并加以实行方面，韩国无疑做得更加完备而彻底，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今世紀世界上的认同。而韩国的儒教文化中，安东的儒教文化则可谓居于独特的地位。在以建立完备而彻底的儒教国家为目标的朝鲜社会，安东颇以其儒教文化为自豪，甚至自称为 "邹鲁之乡"1)。邹鲁地区本是孔子和孟子的故乡，也是儒教文化的发祥地，而安东正是今世紀韓國的 "邹鲁之乡"。正如作为孔子故乡的中国鲁地，在孔子之后的时代仍然占据着儒学中心的地位，还出现了许多儒学家一样，在韩国儒学史上，安东不仅养育了韩国性理学的集大成者退溪李滉（1501－1570），还相继涌现出许多儒学名家，也正因如此，朝鲜后期到現今，安东被誉为韓國的 "邹鲁之乡"。 这样继续发展的韩国儒教偶到36年日本统治受到非常大的打击，但研究儒学及其精神一时也没有中断过。尤其是国内政治家学者都保留着它的精神而继续高扬忧国衷情。因此到国外也都为国家奋鬪努力，经过南北战争绵绵地维持发展起来。到了朴正熙政权时代儒学精神同西方价值观、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術及管理方式相结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现代化。 二．安東地方退溪学派的形成 退溪李滉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韓國歷史上不仅是最著名的学者，也是非常优秀的教育家。退溪过世以后，他的学術师承集团汇集成的退溪学派, 分成为四大支脉. 即，安东北部以礼安县为中心的赵穆一脉、安东东部以临洞县为中心的金诚一一脉、安东西部以豐山县为中心的柳成龙一脉和南部以星州牧为中心的郑逑一脉。除了人们常说的以 "溪门（'退溪门下'的簡稱）四大弟子"为中心而形成的这些支脉外，还有以奇大升为中心形成的湖南一脉和以曹好益为中心形成的关西一脉，但他们所展示出的活动能力还不足以发展成为一个学派。 以安东为中心，沿东西南北四脉分化的退溪学派在向下一代过渡的同时，又经曆了不少变化。受 "仁祖反正（1623年，首尔的西人党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据守在庆尚道南部的北人党派，从而掌握了政权的事件）" 政治巨浪的侵袭，原与北人派交好的赵穆一脉遭到沉重的打击，丧失了自立能力，被金诚一一脉和柳成龙一脉吸收。而郑逑一脉则被首尔的许穆和仁同的张显光分别继承，在庆尚道以星州、漆古和仁同等地为中心形成了寒旅学派，首尔的郑逑一脉则发展成为许穆－李滉－丁若鏞相继而成的首尔实学派。 经过以上变迁，在安东地区，柳成龙一脉和金诚一一脉逐渐成为学術主流，他们统合了其它小的支脉，并发展成为西厓学派和鹤峰学派。以安东府为中心，东面的鹤峰学派和西面的西厓学派渐渐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师承关系，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前半期，但这两派在学術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因而未形成文化差异。也就是说，安东的儒教文化实际上就是指岭南学派中的退溪学派的儒教文化，说得更具体些，即，400年的时间里植根于安东地区并发展壮大的鹤峰和西厓两学派的文化。 作为岭南学派核心的退溪学派的这两支，是与前代以金宗直的弟子为主形成的岭南士林派有本质区别的儒生集团。金宗直的弟子中有出身于岭南的文庙从祠金宏弼、郑汝昌以及金驲孙、曺伟、表沿末、俞好仁、李冑、李宗准等优秀的学者․文人，他们虽然在数量上只相当于退溪学派的四分之一，但在学術及文学成就方面，比起溪门的得意门生来却也毫不逊色。但此一派在戊午甲子士祸（1498年和1504年，首尔的掌权派从政治上肃清庆尚道新派势力的事件，因祸及很多儒生，故称 "士祸"）中受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仅在郑鹏－朴英－金就文的手中苟延残喘，如此挣扎尚不足百年，善山的金宗直一脉就断了香火。这反映了仅以学脉结束的岭南士林派集团在政治压力下 "意外身亡"的脆弱。后又经过近百年的时间，因戊午甲子士祸而分崩离析的岭南士林派才仰仗李滉的岭南学派而获重生。 岭南士林派与岭南学派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其中最大的变化应属婚姻风俗的不同。两班的婚姻自古以来就以同等身份内通婚和地域临近的地域内通婚为原则而进行，在这一点上，岭南士林派和岭南学派并无太大差别。但是，岭南士林派生活在宗法家族制度尚未确立的十五、十六世纪，当时通行的是子女均分继承制和女婿在妻子家生活的率婿婚制。在这样的婚姻制度下，孩子从小在外婆家长大，长成娶妻后到丈人家生活，随着子女渐渐长大，才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自己家生活，依照这种程序进行居住地点的迁移成为一种习俗。因而，在祭祀中，子女轮流奉祀和外孙奉祀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当时，村落居民的構成也很自然地按亲族关系，以与女婿和外孙共同生活的异姓杂居村为主。例如，李彦迪长期生活在庆州良佐洞的丈人家中，而金诚一则在妻子家所在的安东金溪村定居。在临河县的水谷一带建立了全州柳氏一族根据地的柳復起也同样是依靠从丈人那里分得的土地才建立起水谷柳氏400年的根基。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频繁的移居生活无可避免地削弱了儒生们的凝聚力及他们抵御外部冲击与压力的能力。 十七世纪以后，随着以《朱子家礼》为基础形成的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广泛普及，继承制度中长子继承制成为一般规则，以男性为中心的 "家父长"式家族制度也逐渐确立。婚姻制度方面，以迎亲（到女子娘家迎娶新娘）为中心的六礼逐渐通行，婚姻形式也按女子出嫁到婆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结果是，因结婚而发生的男子居住地的迁移现象消失，以各家各户世代相传的居住地为中心形成的同姓村落迅速增加。作为豐山柳氏的同姓村落而闻名的河回村，就曾经生活着早先已定居此地的安氏和许氏，以及15世纪初随着柳从惠和裴尚恭迁入而逐渐发展形成的豐山柳氏、兴海裴氏连同他们的女婿和外孙，是个多姓氏人口共同生活的异姓杂居村。这种杂居状态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中期，其后，随着以柳云龙、柳成龙兄弟的子孙为中心的豐山柳氏的势力不断增强，他姓人口或者离开该村，或者沦为豐山柳氏的佃户，村落本身逐渐演化成为受豐山柳氏支配的同姓村落。 特别是安东地区，作为在韩国同姓村落最发达的地区，这里不仅有两班贵族的同姓村落"班村"，还有乡吏和驿吏聚居的中人们的同姓村落，以及没能成为名人或官员的同姓普通人聚居的民村。到了朝鲜后期，同姓村落数量甚多，已遍及整个安东地区。 三 . 婚班和安东儒教文化 岭南学派（从地域角度，称退溪学派为岭南学派。岭南是庆尚道的别称）常通过不迁位祭祀、书院享祀和书院议会等大规模集会来增强自身的凝聚力。然而，岭南学派之所以能成为从本质上区别于前代的岭南士林派的另一个集团，最主要是依靠被称作 "婚班"的牢固的姻亲关系，这比起举行大规模集会来似乎发挥了更大作用。随着女孩嫁入婆家的婚姻制度确立，几乎不再有前代那种移居到遥远的妻乡或外乡的情况出现，男孩即便移居，也不会脱离自身所属的学派的地域范围。事实上，对于两班来说，离开故乡就意味着放弃两班的身份，因为每移居到一处新的地方，要在当地的乡案（乡校的出入资格）和院案（书院的出入资格）上登记入册并享有两班的待遇是非常困难的。正如仕途受阻的岭南学派的儒生们，从十七世纪后半期开始，他们几乎一生的时间都在自己出生的村落里度过，即便移居他处，也大都离不开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另一方面，女子出嫁后就成了外人的观念逐渐形成，女子一旦结婚，就意味着要离开故乡，从此生是婆家人，死是婆家鬼，死后要安葬在婆家的墓地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同一家族世代相传的嫁出女儿、娶进儿媳的婚姻集团，即形成了"婚班"。由于相同的婚班内以称呼为中心的社会方言及礼节、儒教礼仪等都大同小异，所以新娘很容易适应，但如果超越了婚班，因为彼此的生活方式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出现了新娘因不能适应环境而自杀的现象。由于婚班向来重视家族世交，所以大体上按学術上的师承关系或师友关系结交。例如，河回的豐山柳氏在豐山县一带和礼泉、义城、军威、尚州形成通婚圈，而川前的义城金氏则以临河县一带为中心，在礼安、奉化、宁海等地形成通婚圈。 这种通过学脉和婚班共同结成的儒生集团具有坚不可摧的凝聚力。代代相传、亲上加亲的婚姻加强了彼此的交流并形成了姻亲意识，使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彼此具有血脉相连的亲属关系。特别是河回的豐山柳氏和尚州的东莱郑氏（郑经世家族），以及川前的义城金氏和水谷的全州柳氏（柳復起家族），他们的亲上加亲的程度相当之高，充分显示了其家族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纽带关系。这股坚强的凝聚力，成为仁祖反正后仕途受阻的岭南地区的南人们，在掌权的西人与老论的压迫下，仍顽强坚持的原动力。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在遭遇朝廷以参与戊申之乱为由，将庆尚道贬为逆乡、在大邱监营前立下平岭南碑，且英祖在位的50余年里彻底把他们排除在官职之外的劫难时，退溪学派内部也未曾有过丝毫的动摇。当时，庆北地区虽有与李珥－金长生－宋时烈学脉连结而成的老论或少论家族，而且出身庶孽（士大夫的正室之外的妻子所生的孩子）或中人、以业儒（以儒学为业）自我标榜的新乡（新的士大夫阶层，主要由科举身份低下的中人和庶子出身的人構成）们也归于老论一族，但仍不足以撼动通过学脉和婚班牢固地建立起来的退溪学派的根基。反倒是那些家族，往往因为周围找不到适当的人选而不得不与出身寒微或是祖上不甚光彩的家族结成姻亲，从而不得不承担门第等级逐次降低的后果。 四．韩国儒学的现代社会转型 中国儒学从周代以来继续发展人文主义的礼制文化。到了孔子时代突出人间的、合意的要素，注重人际关係问题、非超越的现像。反而，韩国的儒学从古至今函盖着神秘的要素。这样中韩儒学其发展过程上有很大的差异，韩国的通儒和纯儒都内涵着韩国的神秘性与创新性。因此比中国儒学创造出进一步全人味道的学術思想。 许多的学者们说韩国是世界第一的儒学国家. 确实, 在韩国儒学在一定时期是在政府的扶植保护之下，作为官方的、与佛教相抗衡的传统意识形态被引进的。韩国儒学者对朱子理学有一种近乎"原教旨主义"的情结2)。 在韩国历史上，儒学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设立太学，以儒学教授子弟、培养人才开始，以后渐渐越出教育领域，向国家制度层面和社会价值层面渗透。到朝鲜王朝建国之初更明确了儒教入国的政策，自此儒教享有国教地位，支配整个思想界长达500-600年之久。这样以来的韩国儒学有传统儒学的基础下更明显地发展出朱子理学，其结果具有强烈的排斥异端的色彩。 因此近代来临时，作为朱子学嫡统的韩国，不能迅速热烈接受西欧文明开创新世界的新形势，儒教作为统治哲学，完全执着于既得权力，没有理解异教的努力，受到官学权威的限制，没有接受新文化的雅量。这样以来，在韩国同臺湾、新加坡一样，具有儒家的意识形态和君主制的历史传统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诞生。韩国的权威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相结合而发展的，它代表的是新兴工业化势力的利益。这是在韩国根本条件的转换以及政治制度的转型。它也说明了儒学在韩国，是经过政治制度转型后才得以发挥积极作用的。 研究韩国现代化问题时不能忽略朴正熙政府。朴正熙政府将儒学精神同西方价值观· 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術及管理方式结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现代化。这现代化过程中儒学在韩国积极作用有两点。其一是定立儒家教育理念; 至今从政府官员到一般百姓都保留有'学而优则仕"的儒教传统观念。其二是社会文化体系中儒家文化积淀的作用; 在韩国儒学在社会文化体系层面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国民意识改造和家风式企业文化的积淀。 国民意识的改造注重发扬儒家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倂把它与西方崇尚科学的精神相结合。韩国的企业文化是一种家风式的企业文化。这种类型企业文化的突出特点是重视人性，依靠礼义和人情把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它深深地植根于强调忠孝和仁义礼智信的儒教传统思想之中，受传统的大家族制度的家长式权力及其相关的行为准则的影响。 韩国家风式企业文化有三大特点。一是以儒教思想为基础的共同价值观。重视企业成员应具备的诚实、勤勉、责任感、合作精神等品德。二是集团团结。表现集团主义的行为原则。三是位阶团结。表现为重视企业组织内的上下职位秩序，因而形成服从权威、恭敬上司、忠诚于企业等。但这样的企业文化也到了21世纪更大地变化了。 21世纪韩国的企业文化继续保留着儒教的人文精神，而创新了个人能力提拔的企业精神。其结果韩国儒学重新介入国民教育，或融入国民精神中，在新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挥了另外的积极作用。 简单地說，韩国儒学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去其保守、过时的思想因素，增加其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内容。由此普及到广大民众之中，客观上促进了韩国文化的发展，形成高尚的社会道德和美风良俗。但其流弊也一定程度地沮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如何对待和解决儒学与现代化的关係问题，使二者协调，实现儒学的现代转换，客观地摆到人们面前，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时代，韩国儒学与市场经济企业文化相结合领导伦理道德的精神上的领域。 总体来讲，儒学在中韩两国社会独有的文化财富，是中韩两国精神的代表，它能够贡献给今天人类的最有价值的文明成果。我们要珍惜它、研究它、使更多的人了解它、运用它，要建设现代的新仁学新礼学，使儒学为中韩两国社会信仰和礼仪的重建，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聯絡處 : 北京市 芍藥居 9號院 9號樓 206號 權容玉 電 話 : 010-8461-4084 手 機 : 134-3925-34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