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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言必称三代”，意思是说，中国的文化、思想、制度都是从夏、商、周三代发源的，因此，人们每每要到三代去寻找理论依据。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可见夏、商、周三代都有礼。但是，三代的社会性质迥然有别，无论是夏殷之与周，还是春秋之与战国，社会变革之剧烈，正如《诗·小雅·十月之交》所说，乃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高高的山崖变成了山谷，深深的山谷变成了山陵。在如此动荡的背景之下，“礼”的内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礼神的时代 夏朝是我国正式进入文明时代的起点，但是史迹邈远，除了《史记·夏本纪》有比较简略的记载之外，缺乏详明的史料，所以，有关夏礼的具体情况，我们目前说不清楚，只好暂时付之阙如。 商代的情况不同。19世纪末，由于甲骨文的发现，以及随后对殷墟的大规模科学发掘，人们对商代的认识大为丰富和深刻，因此，谈论三代之礼，我们可以从殷商王朝开始。 殷墟甲骨文已经出现了“礼”字，写作“豊”。《说文解字》解释说：“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着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指出，甲骨文“豊”字，象两串玉放在器皿中，用以向鬼神行礼。 商代贵族非常崇拜鬼神，《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他们祭祀的对象极为广泛，有学者归纳为天神、地示、人鬼三类，每类之下，又有许多具体的神明，例如天神之下有上帝、日、东母、西母、云、风、雨、雪等；人鬼之下包括先公（殷人取得天下之前的祖先）、先王（从成汤开始的历代商王）、先妣（先公和先王的配偶）、旧臣等。 为了取悦鬼神，殷人祭祀的供品极其丰盛，其中最主要的是牲和醴酒。牲包括牛羊豕等畜牲，用牲的数量很大，如祭先公上甲用五十头牛，有一次祭祀用牛竟多达五百头之多。祭牲每每有固定的搭配，一牛、一羊、一豕称为“一牢”，或者“太牢”；一羊、一豕称为“少牢”。祭祀用的醴酒有多种，其中用得最多的，是用香草调和的酒，称为鬯，祭祀时盛在一种称为“卣”的青铜器中。通常一次祭祀用三卣、五卣、六卣、十卣。有一次，商王武乙祭其父康丁，居然用了五十鬯。此外，商王武丁的卜辞中有用“百鬯百牛”祭祀的记载。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殷代还每每用活人来做祭牲，学者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人牲”，这是远古时代食人风俗的孓遗。这些被残杀后与牛羊豕一起放在祭坛上的人当中，最多的是“羌”。羌是上古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经常与殷商发生战争，他们的战俘就成了人牲的来源之一。从殷墟侯家庄的墓地可以清楚地看到，埋葬商王或者贵族时，不仅要用大量活人殉葬，而且要用人牲致祭。甲骨文中有一条卜辞记载，有一次合祭成汤、大甲、大丁、祖乙等四位先王，用“百羌百牢”，数量最多的一次祭祀，用牲的数量竟达“千牛千人”。 殷人祭祀的名目有数十种之多，仪式也相当繁复。商晚期盛行一种对先公先王先妣的“周祭”制度，乃是用肜、羽、祭、祼、劦等五种祭法循环祭祀，一个祀周需要36旬或者37旬之久，平均长度相当于1年，所以殷人将一年称为一祀。周祭之外，还有诸多其它的祭祀，如此，商王与贵族日常事务主要沉溺于祭祀之中。 礼的要素，包括礼法、礼器、礼义等几项。殷代的礼法已经相当细密，礼器的种类和精美的程度似已无以复加。殷人崇尚鬼神，所谓殷礼，主要是通过礼器与牲酒来表达对鬼神的敬意，而作为中华礼仪核心的人文精神尚未形成。因此，祭祀的名目越是繁多，用牲的数量越是庞大，则表明神明占据的空间越大；而神明占据的空间越大，则人文精神的空间就越小，其原始性越强。因此，殷商正处于礼神的时代，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