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饮酒的器具百花齐放，由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船形彩陶壶沿传的船形酒具可管窥一斑。《周礼·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郑司农注云：“周尊下台，若今时承盘。”《说文》：“舟，船也。”可知尊彝等酒具的托盘称“舟”。故而古代容量较大的一种船形酒具称“酒船”，材质有陶、玉、银、铜、瓷等。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船形彩陶壶（图1），通高15.6厘米，口径4.5厘米，宽24.9厘米。泥质红陶，口部呈杯状，器身横置，上部两端突尖，像一只小船。在两侧的腹部，各用黑彩绘出一张鱼网状的图案，鱼网挂在船边，似正撒网捕鱼，又像小船刚刚捕鱼回来，在晾晒鱼网。陶壶两肩上端横置两个桥形小耳，既便于提拿，又可穿绳背负，随身携带。人们喜欢美酒，当然希望能拥有永远喝不完的佳酿，船是永远飘浮在水中的，先民会觉得酒就像船下的水永远饮之不尽。 古代文人雅士将这种船形酒具称“酒船”。《晋书·毕卓传》：“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唐代陆龟蒙《添酒中六咏·酒船》、宋代诗人王令《酒船》皆作其诗。宋、元文人将玉制的船形酒具称“玉船”。苏轼《韵赵景贶督两欧阳诗破陈酒戒》：“明当罚二子，已洗两玉舟”，就是反映玉船饮酒、罚酒的情景。这种流行的玉船酒器，在宋人诗词中有案可稽。陆游《即席》诗云：“要知吾辈不凡处，一吸已乾双玉船。”辛弃疾《鹊桥仙·寿余伯熙察院》词：“东君未老，花明柳媚，且引玉船沉醉。”周密《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上亲捧玉酒船上寿酒，……太上喜见颜色。”《全元散曲·雁儿落过得胜令》：“暖阁红炉坐，金杯捧玉船。” “文物驱三统，声名走百神”，唐代诗人杜审言《扈从出长安应制》，率先将“文物”一词融入诗中。清乾隆曾为故宫“弘德殿”题名胜对联“云霞纷绮丽，文物共葳蕤”。玉船至今尚未见到过实物，但北宋银镏金摩羯酒船（图2），为唯一的物证。该器通高14.8厘米，长34厘米；造型取象摩羯与船形融合而成，摩羯形象逼真，鼻微卷，努目，独角，双翼高耸，背部为船舱、船尾、船篷，借形借势俱见巧思。此酒船存世、传世稀如星凤，据专家测其容量，足以装下一升以上的美酒。宋代著名词人朱敦儒《减字木兰花》：“痛饮何言，犀筯敲残玉酒船。”而明代犀角槎杯（图3）可谓旁证，通高9.7厘米，长25.5厘米。器呈浮槎状。槎上仙山怪石，梅树石榴，相杂其间。一长髯老者背山倚石，端坐正中，手持古书，沉醉书香酒意之中，惬意非常。槎右侧刻荷叶莲子，左侧雕一酒葫芦，槎底为水浪纹。在荷叶枝茎处有篆文“天成”题记，为明代著名雕犀匠师鲍天成雕制。“槎”是古代人们用竹木编制的筏子，筏子和船的区别，筏子无船帮（船舷）。注酒入槎内，可以从船头一端吸饮，亦称“酒船”。清康熙犀角雕张骞乘槎杯（图4），长19厘米，宽19厘米，木座重178克。槎杯呈蜜色，随形巧施刀凿。槎首有流，槎尾枯木叠立；一侧置满插四季花卉的藤篮，老人面带微笑，广袖长衣，长髯垂胸，手持并蒂莲枝，倚坐于槎中；槎下刻旋涡纹，波浪翻滚；槎侧题“槎仙青萝盦沈倬章藏玩”，另侧题“癸丑年二月松窗题记”随“（陈）端友刻”印章款。此类器题材出自张骞乘槎寻找河源的典故，晋代张华《博物志》：天上的银河与大海是相通的，每年八月都有槎往来。曾有人因好奇乘槎而去，发现一处世外桃源，织妇和牵牛人皆悠闲自在，怡然自乐，一派田园气象。将酒杯制作成乘槎（划子）的形状，且上乘一人，“乘槎”原本于上述传说。后人将《汉书》所载张骞穷河源的故事与之混同，故又有“张骞乘槎”之说。唐宋之问《宴安乐公主宅得空字》诗：“宾至星槎落，仙来月宇空”；刘禹锡《逢王十二学士入翰林因以诗赠》：“厩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汉杳难从”，称颂升官或比喻贵宾光临，意为祝愿饮酒人官运亨通，表达“有朋自远方来”，与之畅饮，不亦乐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