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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当代宗教研究室主任陈进国力耘于民间宗教领域，成果卓著。其新书《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近期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结合深刻的理论反思、丰富的田野资料与历史文献，以民间的信仰实践为线索，以“济世度人”为焦点，揭示了活跃于闽粤赣诸省、港澳台地区乃至东南亚华人社区的生机勃勃的宗教实践。 什么是实践中的中国宗教？如何从民间宗教看中国？ 大致来说，中国民间社会中多样的宗教信仰现象，往往被士人大夫斥为荒诞不经，较少得到客观的认识，从而成为游离于主流叙事之外的、一种面目模糊而危险的存在。其讲论与实践，在中国社会经历现代化过程之前，被正典-淫祀（或曰正统-异端）的二元对立遮蔽。经历现代化之后，又被东方-西方、科学-迷信、进步-落后等对立所遮蔽。因此，从事当代宗教研究，一方面需要理论的支撑，另一方面必须了知各种定义、术语背后的“言外之意”和理论反思的自觉性。 《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提出了“济度宗教”这一概念，辨析、整合了“救世”“救赎”“救劫”“济”“度”等宗教理想，具有理论统合与创新的意义。所谓济度宗教，主要是指明清以来以“应世救劫”为母题进行创教演教的本土宗教运动。其特征表现为“治身、济世、救赎等宗教性气质和社会性品质的相互贯通，即凡而圣（济）、超凡入圣（度），兼顾此岸与彼岸、世俗性与神圣性；兼顾生活和信仰、身体与精神。特别是道（教）门以救劫母题为中心的应世使命，既有非常鲜明的经世致用、济世救世的理性化入世一面，也有追求神秘体证、探寻内外超越的身体化出世的一面”。而晚清民国以降的济度宗教，更具有宗教本土运动的鲜明特色。此一概念从宗教的理想、对信徒的意义等入手，统合了宗教现象的宏观、中观与微观层次，统合了西方理论与中国宗教的特定经验，超越了单纯的教义、仪式或组织的形态描述，对于理解五花八门的民间宗教实践来说，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意义平台。例如，书中所涉及的晚清至民国时期众多的宗教团体，在理教、同善社、道德学社、悟善社、万国道德会、道院、先天道、归根道、一贯道、空道教等，都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共性的探讨，讨论其共同的时代课题与各自的应对策略，并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些教门一方面以复兴传统来应对近世社会巨变，一方面积极致力于救世济人，从而兼具保守与进步、传统与创新的复杂特征。 对于理解中国民间宗教实践来说，济度宗教具有较普遍的理论潜力。近代以来道（教）门的创生、兴盛与传播，是为应对殖民主义的时代冲击，以复兴或传承传统文化为主导的宗教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民间宗教提供了看中国、看中国人的特定视角。 所谓从民间宗教看中国，指的是近代济度宗教的兴起与传播，提供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另一条叙事线索。既往的近代史叙事，在刺激-反应、或外来的冲击-自我的调适等类似模式之下，呈现出咄咄逼人的西方与步步退缩的东方之两端，华夏“亡国灭种”的悲情与激愤，铸就了“只争朝夕”的焦虑。这些处于历史与社会边缘的组织，对内承接中华之道统理想，以醒世、治世、救世为使命，对外应对、吸纳新的发展要素，守护传统的文化模式，在近世社会巨变、民人流离等背景之下，表现出古老文化自我更新、应对新事物、吸纳新变化，试图在动荡社会中再造中华之秩序。例如，缘起于清末潮汕地区扶乩结社潮流的香港金兰观，以道教信仰为主体，以三教合一为基本理念，行善、积德与教化、灵修相结合，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香港，持守着传统中国的文化本色。近代教（道）门的兴起与海外传播，其“文化主体性”“家族相似性”的保持（即强调天人合一、物我贯通、人神同质等），为我们展示出古老的中国文化内在的活力、应变与存续的能力。 从民间宗教还可看中国人。特别是有助于理解中国人何以在多次经历礼崩乐坏的危机、甚或流落异国他乡的境况之下，仍然能够保持中国认同。以书中所述青莲教为例，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受到清朝政府的多次打压，道祖遂兴布化夷域之议，率众下南洋开道场。而又由于英国殖民地欢迎外来移民、听任自由传教等有利政策，青莲教得以在南洋承祖命、兴教务，将经济与传教事业密切结合起来，“以商弘道”“经商养道”。这一宗教网络，又是商业活动网络，更是维持族裔认同的族群与文化网络。一贯道、真空道等案例，也无不表明：“在多元种族社会中，华人社会除了借助血缘、地缘关系及族群纽带的维系之外，也经常借助济度宗教的区域网络构建，即宗教本土运动的文化保存，来降低作为少数族裔的生存危机感，强化族群的文化认同。” 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传播与创新的机制，中国的民间宗教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为华夏后裔提供了精神的家园、记忆的依托。无论世事沧桑，而神道贯穿始终。因此，在为文化把脉、为民间发声的意义上，《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堪称是一部优秀的、兼具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的著作。 （转自：中国民族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