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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王后王并重论及其历史价值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使荀子的历史学说在其历史哲学体系中占据特殊的地位。通过审视历史来反省现实政治，是荀子历史学说的一个特点。先王后王理论便是荀子借以昭示现实政治的重要杠杆。 荀子所谓的“先王”、“后王”是指什么?它与孟子的“先王”有何不同?自唐杨 后一千多年，对此问题一直见仁见智，争讼不休，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笔者认为，荀子所谓的“后王”既不同于其所谓“先王”，也异于孟子所谓的“先王”，学术界一般把荀子的历史思想概括为“法后王”，使之与孟子的“法先王”相对立。其实，荀子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不仅“法后王”，而且也“法先王”，是后王先王并法重者，并且，荀子所说的“先王”、“后王”都非实指，而是特指，下面我们将论证这一观点并加以必要的详述。 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在思想倾向上他与孔孟一样，也试图从先王那里寻觅解释现实的依据。荀子所理解的“先王”，并非特指历史上的某某人，就是说，荀子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先王”所表征的意义，而不在于“先王”是什么，确指谁，这是两个含义不同的问题，不能混而淆之。但我们应避免走另一极端，以为“先王”与历史人物毫无关系，谁都不会否认，“先王”观念的形成渊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它以历史人物为摹本，但又不与历史人物重合，它已从具体的历史人物中抽绎出来，凝聚了历史人物的一切智慧和才能，是对历史人物的超越和升华。因此，荀子对先王的描述，不是在现实层次上而是在理想层次上进行的，这是理解荀子先王特点的关键所在。 荀子像先秦诸子一样，崇法先王。他认为，人们必须效法先王，因为先王能“审礼”、“明礼义”而成就“立文”之道。在荀子的历史观念中，是否法先王是评价一个人道德境界高低的尺度。荀子把那些不合先王、不顺礼义的言论概斥为“奸言”、“奸心”。他说：“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辨，君子不听(非相)，还说：“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非十二子)。他批评名家学派惠施、邓析理论的最大缺陷就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荀子还对“略法先王”的俗儒提出尖锐批判，并指出孟子就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的俗儒[6]。 荀子构想了一个历史活动的发动者，超越众生之上的理想人格——先王，以制礼作乐，启蒙民智。荀子法先王，是以对传统历史的眷恋为其心理特征的，在这点上，荀子与孔孟并没有太大差别。他试图为人们树立一种信念，并把这种信念根植于每个人的心理意识中，使之成为一种有约束力的无形的力量。但是，荀子与孔孟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把历史思维视野仅仅局限在“法先王”上，荀子更主要地是现实主义思想家，“处于今而论久远”一直是他遵奉的信条，一切都必须在现实的天秤上得以衡量。荀子也清醒地意识到，先王之道由于历史久远之故，不能直接对现实发挥作用。他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外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祥则举小……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非相)。就是说，先王之道，历时久远，难以知详，那么如何推知先王之道、崇法先王呢?荀子提出了一个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命题，他说：“类不悖，虽文同理”(非相)，只要是同一种类，虽历时久远，然其理相通。荀子认为，先王、后王在历史长河中，就是属于同一类型，是一以统之的，这种观点为荀子的“法后王”思想从理论上提供了坚实基础。后王之道由百王礼法损益而成，是先王之道积习绵延的结果，通过统类的作用，由后王之道便可推知先王之道，由今世便可推知往古，这种反省历史的方法就是荀子历史理论中著名的“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非相)的推知方法。 那么，我们回到主题，荀子的“法后王”是指什么? 笔者认为，荀子所谓“后王”，并非特指某某人(学术界一般认为荀子“后王”是指周文武)，而是对当时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在“后王”身上，凝聚了新时代发展的一切要求，“后王”成为礼法、王霸、义利……等品质的表征，笔者颇同意近人梁启雄对后王的看法,他说，荀子的后王似是总汇‘百王’，圣王政教之迹的‘君师’，是一位理想的‘德才兼备’的有位或无位的圣人——王或素王”[7]。就是说，荀子的“后王”与“先王”一样，也是在理想层次上而非现实层次上来表述的。 我们说，荀子所说的“后王”不可能指周文武，这一论断，从荀子的言论中也可找出佐证。荀子在《非相》篇中说：“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持“后王”为周文武的人认为这里的“其人”即指周文武，其实不然。因为荀子明确说过：“欲脩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显然，荀子认为“彼其人”是“生乎今之世”的，周文武离荀子时代已有数百年之久，怎能是指文武周公?且从这段话中，我们也可寻找出问题的答案，这是一组有规律可循的排比句，即“千岁”对“今日”，“亿万”对“一二”；“上世”对“周道”，“周道”对“其人”，这种句型组合结构，是先秦时期经常使用的句式，它以一种反差的形式出现，或时间跨度之大，(如上世与周道)，或数量悬殊之多(亿万对一二)，若把“其人”说成是周文武，就破坏了这种固定的排比形式，因此，这里所谓“其人”只能理解为是当时代的人，具体说，就是荀子所谓的“后王”。荀子还说过：“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儒效)。在这里，“三代”与“后王”相对应，三代即指夏商周，文武周公本身就是三代中的人物，由此也可证明，荀子所谓“后王”只能是当时代的人，是荀子心目中理想人君的映现，最后，荀子一直主张“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以今持古”，[8]若荀子“后王”是指周文武，便与这种注重现实的历史主义态度相矛盾了。 荀子“法后王”是以历史进化为其根据的，历史从远古发展到现在，因此，仅法先王还不够，先王不能指导现代人的行为，不能运用礼义制度作用于现代社会，先王只在历史发展的初期起着巨大的作用，战国时期，时代不同了，历史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应确应一个新的理想人格目标，这就是荀子树立的“后王”形象。荀子虽没有像商鞅、韩非那样对历史进行时期划分，但从荀子的历史倾向看，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人们的欲求和需要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的，这从荀子的需要层次论就可得到证明。荀子的历史学说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把历史看作一条绵延不断的长河，是一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荀子用—“久”字来表示这一过程，这都表明荀子具有非常强烈的历史感。荀子对历史的态度与孔孟不同，孔子提出了“三代损益”的历史观，孟子对历史则采取“一治一乱”的循环论态度，在他们看来，历史不过是周而复始的大圆圈，无进化发展可言。荀子则偏离了孔孟历史观的既定轨道，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不但所谓“礼”是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就是“后王之道”也是远古时期“先王之道”积习凝炼的结果。荀子采取的是一种向前看的历史观，在历史观上，荀子虽没有达到法家的理论水平，但却超越了孔孟，使他成为从儒家向法家过渡的重要代表人物。荀子先王后王论所表征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此，他还认为，历史的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制约的，历史在其演进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持久的历史精神，这种历史精神通过百王的前后交替而得以保存，荀子指出：“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天论）。荀子认为，历史中有一种不变的精神力量，他常用“古今一也”这种固定格式来表示，先王后王之间便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力量来维系，这种精神力量就是“道贯”，也就是“礼”，的确，任何民族的历史，在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凝聚为一种较为稳固的内在的历史意向，透过这种历史意向，可以洞悉一个民族特有的历史精神，荀子意识到有一种历史精神的存在，是十分珍贵的。但他把这种历史精神归结为封建等级制度的“礼”，认为封建伦理道德是永恒不变的，这又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荀子虽先王后王并法重，但其重点则在于“法后王”上，与先王相比，荀子更注重“后王”所表征的价值和意义，荀子汲取先秦诸子的合理成分，适应了社会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义利并重，王霸兼施，礼法兼尊等一系列主张，较之孔孟儒家，商韩法家，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而“后王”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正是义利、王霸，礼法等思想的综合体现，法后王象征着历史的进步，荀子正是通过“法后王”来阐明自己进步的历史观。 荀子的先王后王理论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这是我们应当肯定的，但对其历史局限性我们也应有充分的认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旧的唯物主义者，当他们一进入广阔的历史领域，便毫不例外地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荀子也是这样，他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于圣人(先王)，他没有从社会关系和联系中去解释人如何创造历史，而向圣人的心智、愿望意识去寻求答案，把历史的一切，最后归结为圣人的意志精神，荀子的错误不在于他承认精神、心智等对历史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而在于他没有进一步探求这些精神动力背后的“动力”又是什么。马克思有段科学论述很能说明包括古今中外一切旧唯物主义思想家们在历史领域中所犯的错误，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原因”，[9]这一科学论断是我们分析一切历史观问题的钥匙。 (责任编辑：admin) |